作者：邵颖波
2004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会议当属11日至13日的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具备政治敏感的人一定可以察觉到，今年的反腐败形势和去年雷声小雨点大的形势有所不同。去年一年，总共有14名省部级上的高官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其中包括三个省内一把手和两名高级法院的院长。去年最后一名受到惩办的安徽副省长王怀忠则成了中共历史上第
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高官。
在这次重要会议中，几乎所有研究反腐制度的专家都注意到了中共中央的一个新的转变，那就是提出了建立一个惩治和预防并重的体系目标。但是，更让普通百姓感到兴奋的应该是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句话，那就是要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同志紧密联系，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单就惩治和预防腐败这件事来说，“务实”的确是太重要了，不仅工作本身要扎实，而且要有明显的效果才行，尤其是在“新的形势”之下。
新的形势是怎样的呢？在年末，中国各地的媒体差不多都作了相应的总结和分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开始全面作用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产生了新的需求。政治改革已经到了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脚步的时刻。一方面，追求社会稳定成为更加普遍的民众心理；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变化引起的矛盾又日趋明显。除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个国家的两极，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在这种情势之下，公众对于反腐败的重要意义应该又有新的认识了：在眼前，这件事办得好，就可以成为避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减压阀，反之，则会增加政府的压力。
去年一年的反腐败工作在公众当中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据中纪委组织的相关调查，公众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信心的提高令人鼓舞，这当然是务实工作带来的结果。但是，大规模地惩办贪官有时候也给人带来错觉，以为贪官越反越多。前些年杀一个副省级干部可以造成全国性震动，而现在一年办了14个，却未激起更大的“震荡”，看来建立预防机制已成为了当务之急。
但是预防要从何着手呢？当然还得从建立有制约的、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着手。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方向总是不错的。因为不改变这个结构，就无法避免产生特权，而特权的产生则是腐败得以蔓延的前提。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反腐败终须要从消除特权入手。
特权，即特殊的、特别的权力。也就是受到较少、甚至有时根本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这一点我们从关于“一把手权力”的讨论中已经得出了结论。那么什么是腐败呢﹖说到家，腐败就是和滥用职权相关的一切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这等令人愤怒的事情本不应发生，但是因为拥有特权，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但是，反特权本身也并不简单，现实生活中的特权并非都是明确地标榜出来的。而像警察拘捕嫌疑人的权力、检察机关下达逮捕令的权力，这些权力虽也不容他人越俎代庖，但它是由法律赋予的，法律同时还规定了相应的条件，但并不属于我们所要反对的那种特权。我们所要反对的特权其实是一种“势”，因为相关的权力结构不够合理，使得掌握这些权力的人相互产生了联系，并在这个联系的过程中构成特殊的“权势”。“权势阶层”的恣意妄为正是目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焦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宝马撞人案”。在这么广大的一个国家内，没有哪一天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并且不死人的，为什么这起案件的影响就这么大？公众和舆论就这么不依不饶？归根结底，是因为普通民众想借助这件事渲泄他们对于特权阶层的极度不满。倘若这件事只是贵妇与农夫、宝马轿车与农用车之间的对抗，未必会有如此轰动，只因为增加了“苏秀文是某某官员的亲戚”这样一个传闻，就炸开了锅，人们因此而猜测这个女人“仗势欺人，草菅人命，故意压死农妇”。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很多，人们有此猜想，要求严查是很自然的，如果苏秀文原本无辜，结果成了“权势阶层”的替罪羊，那她也同样知道应该怪谁。
要避免“权势”的形成，功夫当然就要下在掌握权力的人群上，好的消息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很快将向社会公布，我们对此应当抱有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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