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AIDS、禽流感，各级政府和老百姓都已经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在昨日(10日)的讨论中，珠海市口腔医院院长姚远等多名广东省政协委员更是跳出广东、着眼全国建言献策。他们说，目前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卫生改革的部分决策失误有关，这就要求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建立完善的资金补偿、医疗准入和监督监管机制———

　　危机认识严重不足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一直存在较深层次的危机。”姚远告诉记者，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目前正渐渐被部分决策者所淡忘，公共卫生体系岌岌可危。

　　9个人的工作1个人干

　　姚远说，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造成医疗费用的快速攀升，涨幅远远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在1989年-2001年之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544%和393%，而在同一时期医疗费用增长了965%和99 8%.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已非常突出。

　　姚远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政府预算支出中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6%逐年降低，到2000年下降到14.6%，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24.5%，相反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由1 980年的23%上升到60.6%，远远超过发达国家27%的标准，而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0.8%，与发达国家5%-7%以及美国13%-15%的比例相差甚远，政府投入不足的现状其实也非常严重。

　　资金上的不足还来人员的不足，在一些贫困山区表现尤甚。黄明太委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3万人的小镇，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应该有4.5人到9个人来专门从事防疫工作，但是在广东这样一个小镇一般都只有一个防疫人员。不是编制问题，只要有足够的配套资金就可以解决。

　　地区差别。城乡不公

　　不少参加“两会”的医卫界政协委员都来自基层，他们对卫生保健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阶层差别深有感触。

　　姚远对全国的地区差别做了一个分析：1998年，各省人均卫生费最高的达90元(上海)，最低的只有8.5元(河南)，相差10倍之多。到2001年，中国医疗条件最好的是北京，每千人口病床数为6.28，最差的是贵州1.51，相差4.2倍。

　　另外各省间、同省内各个地区之间居民个人医疗保健的开支也随着经济差别的增加而增大。但主要的还是在城乡之间，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 76.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同年城镇人口约为3.79亿人，平均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8.66亿人，平均10.7元的政府卫生服务，相差13倍。

　　对于现行的医疗保险政策，委员们也认为城乡不公。2000年7000万城镇居民分享了医疗保险费用为1168亿元，人均1670元，仅占全国13亿人口的6%，而广大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完全靠自己。

　　据调查，200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口的2.9倍，在享受医疗保险的同时，个人用于医疗卫生的费用是农村的3.55倍，为343.3元。将政府卫生拨款、医疗保障和个人医疗支出三个方面的差距加在一起便是目前公共卫生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1/4的卫生资源，同时每年农村卫生经费仍然在下降，1993年占卫生总费用的34.9%，1 998年为24.9%，2000年仅为22.5%，7年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

　　同样的，农村医院床位比重也逐年下降，从1982年的60%跌到2001年的3 4.2%.一位农村女患者在村卫生所打吊针。据介绍，由于公共卫生体系投入严重不足及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中国基层医疗体系极其薄弱。

　　重经济轻公共卫生

　　“发展是硬道理”不能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姚远告诉记者，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更快增长，牺牲其他，包括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和公共卫生。从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明显看出公共卫生地位的在下降。

　　例如，以政府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这两块为主组成的政府卫生支出，在“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期间都在快速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达到颠峰。1983年-1992年由于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度的实施，政府财政在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导致卫生支出一路下滑，到1995年-1996年成为历史最低点，一直到2000年仍然没有遏制，只有在最近3-4年才有轻微回升。

　　医疗机构盲目市场化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医疗卫生事业也逐渐被推向市场，当时公费医疗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被抛弃，医院和整个公共卫生体系被简单地推向了市场。姚远认为，过分的市场化导致整个社会重医疗收益，轻长期保健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黄太明委员也告诉记者，在粤北山区不少地方，尽管省政府下拨了足够的传染病疫苗，但由于当地不提供注射费，不少农民拿不出或者不愿意出这几块钱的注射费，而让疫苗闲置起来了。

　　据了解，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了避免市场的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卫生经费的绝大多数由政府承担。而我国政府预算支出的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2000年只有14.9%，个人支出占60.6%(发达国家个人支出是27%)。有委员认为，在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的模式下，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的不平等。

　　公共卫生建设三个建议

　　“文革”前模式仍可用

　　“在公共卫生建设或者说重建方面，政府一定要认识到由于政府的失职，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严重滞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姚远认为，政府要看清自己的责任，要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要去帮助真正的需求者。

　　姚远认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最完美的公共卫生体系，遗憾的是这个卫生体系在1978年后逐渐瓦解了。

　　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市儿童医院的曾其毅告诉记者，其实在文革之前，大城市、区县、基层三级医疗网络还是非常完善的，特别是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核心的医疗组织。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医疗领域控制、监管的难度加大了，这个网络也就慢慢不复存在。据了解，现在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借鉴的就是我国“文革”前的模式。所以，曾委员认为这个模式在目前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主张应该回归到过去。

　　所以，委员们建议，可以参照过去的做法，政府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逐步加大投入，动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重建公共卫生体系。

　　贫困人口应先获助

　　“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姚远认为，应该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转变长期形成的重医轻防的观念。

　　他建议，建设国家、各省、地区、市县、镇、村各级疾病预防和疾病监测以及疫情报道系统，完善和强化各个区域内国家和地方所有的中坚的公立医疗机构，将疾病的预防、监测、监督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

　　同时，他还特别提到，由于农村和城市的现状不同，应针对其有所区别。建立深入到村一级的医疗和卫生体系；转变政府的投入形式，将政府的投入主要提供给需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以及广大流动人口)，而不是供给方(即各级卫生机构特别是大型或区域性综合或专科医院)。进一步监督落实中央和地方防疫经费的落实和到位，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作为考察一任政府领导的主要指标。

　　来自佛山的省政协委员张丽丽还向记者介绍了她所在医院在平衡医疗和防保方面总结的一些经验。她说，在他们医院的日常接待中，治疗的占1/5，保健防疫的占4/5.他们是做好服务，通过这1/5的病人来吸引另外4/5的健康人，这对不少城市的社区医院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政府主导社会补充

　　姚远还建议，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精神，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可以由社会和个人以多种形式进行补充。重新深刻认识和切实规范已经放开的医疗卫生市场，建立完善的资金补偿、医疗准入机制和监督监管机制。(编辑：赵勇)

　　相关专题：2004广东“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