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李泽旭

　　刚刚去世的王春新家中有六兄弟，如今已有三个葬身小煤窑了。

　　悲泣之后，人们还是会“前仆后继”地走向小煤窑，去争夺当地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能够进窑打工的本地人实在不多，“煤饭碗”都被外地民工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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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祖村村民翟继明一语道破其中奥妙——用本村的人太麻烦。

　　民工＝低成本＋无威胁

　　麻烦在哪里？采访时记者了解了个中缘由。

　　10日下午，记者在回祖村看到，上午还一片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几家死者的家属正在请帮手在村外搭设灵棚(当地习俗，“横死者”不能入家门)。看得出这个产业已经颇为成熟，搭起一个灵棚只需半个多小时。等到天色渐黑，拉运棺材的车子驶向村外搭设的灵棚。村子里立刻响起震耳的鞭炮声，灵车沿途的村民按照习俗在家门口燃起一堆堆柴火来驱散“阴气”，整个村子笼罩在烟雾和鞭炮声中。

　　11日中午，下葬仪式隆重举行，回祖村的6名死者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知情村民告诉记者，虽然善后赔偿工作还没有开始，但当地政府部门已经向村里每户死者的家属预先支付了4000元丧葬费。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早已赶到灵石的外地死难民工家属还在冷风中焦急等待。在死亡的29人中，有23人是外地民工，但此前众多媒体的报道几乎没有提到他们。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民工家属全被安排在山岗上的王禹乡政府所在地。

　　11日9时，记者赶到王禹乡政府。时间尚早，乡里街面上的店铺还在陆续下门板，冷冷清清的街上迎面走来一群人，引起我们的注意。上前一问，果然就是死亡民工的家属。

　　死者肖永全的哥哥肖全茂语速急促地对记者说：“我们早就想找记者，这么多天了，才看到你们！”他们将记者带到临时住所——乡卫生院非典时期的隔离室。室内搭了几个临时睡铺，上面铺着薄薄的棉被。冰冷的炉子中没有一丝火星，虽然这里到处都是煤，这些家属告诉记者，没有人给他们燃料，而晚上的气温有零下八九度。

　　闻讯涌进屋内的10多个民工家属七嘴八舌地告诉记者，他们是2月6日得到噩耗，7日陆续赶到，现在赶来的已经有六七十人。因为临时买不到火车票，肖永茂和几位死者亲属花了4000元钱雇车昼夜兼程赶到这里。可是没有想到，心急火燎赶到之后，他们被分别安排住进乡政府所在地的旅店和卫生院，4天里没有见到死者遗体，也没有得到对事故处理的明确答复。所住地方都有专人“照顾”，吃饭的时候叫出来，吃完饭就得马上回房间，不许到处乱走，更不许到事故发生的井口。

　　四川民工郝先富的妻子周琼芳背着10个月大的孩子奔丧。婴儿在她的背上不断哭闹，她已无心去哄。她真不知道失去了家中顶梁柱后的日子会是怎样。

　　为了不让“照顾”的“专人”察觉，有死者家属站在门口“把风”。但采访刚刚进行没多久，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闻风赶来，非常仔细地审查记者的证件。他拒绝透露自己身份，只是强硬地要求记者马上离开。采访被迫中断了。

　　第二天，一位民工家属给记者打来电话说，采访中断后，有关部门领导与一些家属代表开了一个碰面会，第一次通知每一个死亡民工最多赔偿3万元。会上双方发生了争执，死者游维富的妻子唐秀云被几个人打倒在地晕了过去，送到了乡卫生院。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这里有了新的诠释。同样在小煤矿、“黑口子”打工，虽然平时的报酬相差不多，但一旦发生事故，为人生地疏的外来民工支付的“成本”无疑会低得多，也绝无讨价还价的可能发生。有些人的死亡甚至被长期隐瞒，他们无声无息地永远长眠于漆黑的矿井中，“犹是春闺梦里人”。

　　相对而言，当地村民一旦在煤矿事故中伤亡，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矿主，无疑会麻烦得多。这个“成本劣势”使得许多人想入煤井而不得。

　　最佳选择＝体力＋风险收益

　　一个农民工死了，一个贫穷的家庭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

　　可是，对于自我生命的珍视，敌不过天长日久的生存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

　　宁可炸死，不能饿死。

　　这次事件中死亡的22个民工有18个来自四川省中江县。中江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故乡，总人口137万人中有127万农业人口，全县7.5万公顷的耕地面积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中江县的介绍资料是这样说的：中江县最为丰富的是劳动力资源，全县共有劳动力80多万个。

　　24岁的唐永刚已经在山西的煤矿中干了7年多。带他出川的姑父游维富已经在这次恶性事故中丧生了，而他还将继续在煤层中“刨食”。他告诉记者，一家四口人，每人的土地仅有四五分，靠土地根本就无法活命，更不用说供妹妹上学。为此，17岁时刚刚读到初一的唐永刚辍学了，跟随姑父出外打工，他每个月邮回家的工资成为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

　　7年里，唐永刚多数时间是在黑矿干活。问他为什么不到安全较好的大矿去找工作时，唐永刚说，进大矿要凭关系、看能力，他是根本进不去的。而“黑口子”没有什么门槛，每个月的工资最高可挣到1500多元。

　　记者采访时请死亡民工的家属写出他们亲人的名字，没想到大多数人都十分费力，有的直截了当地说不会写。他们告诉记者，那些丧生矿井的民工，文化程度也都差不多。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外出打工时选择了几乎不需要文化、技能，仅凭体力就可以获得报酬的简单工种。在这些简单工种中，用健康和生命作为“风险成本”换来“高额收入”的“黑口子”又是首选。

　　报道称，中国的煤矿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多倍，其中占全国煤矿数量90%以上的小煤矿的“贡献”最大。今年初，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通报2003年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情况，去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1起，死亡1061人。其中60%以上发生在小煤矿，仅无证小煤矿发生的6起特大事故，死亡人数就高达100人。

　　当记者对唐永刚说到这些数字，说到他与同乡们每天都面对的死亡风险时，这个24岁的小伙子沉默了。

　　2月8日，就在记者飞赴太原采访爆炸事件的前一天，各大媒体刊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这是时隔18年后农业和农村问题再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意见第四部分“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中专门提出了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的问题。

　　对于唐永刚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新民周刊》供新浪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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