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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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

　　本报记者柴继军摄影报道

　　2004年2月16日上午9时30分，北京西四环附近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举行了庄严的升旗宣誓仪式，创办人易本耀看着1000多名学生高呼誓言的情景感慨万分。

　　1994年初，来京打工的易本耀和原本是民办教师的妻子李素梅看到，许多打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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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而无法进入北京本地学校，孩子们面临着失学。当年9月，夫妻俩办起了打工子弟小学。由于当时缺乏相关政策法规，这样的“非法”学校面临诸多困境。打工子弟小学的困难引起媒体的关注，本报记者于1996年9月，在北京西郊的菜地里拍摄采访了当时的打工子弟小学。当时，学校在校生不到200名，老师7人。学校只有几间破旧的临时搭建的教室，没有操场，孩子们只能在蔬菜大棚里上体育课。

　　几年来，学校“漂泊的课桌”在城市边缘多次迁移。随着媒体的关注，社会各界对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如今，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除了西四环的本部外，还在朝阳区、丰台区有两个小学分部，另有一个初中分部。四个校区容纳了2700名学生，老师达到180人。而在去年非典前夕，学生达到创纪录的4800人。

　　去年12月12日是易本耀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领到了海淀区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我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李素梅说，“现在我们感到最大的是压力，这么多孩子交给我们，教不好对不起大家。”

　　在这所打工子弟小学的北面是一个现代化的住宅小区，房价在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易本耀告诉记者，这里由于紧邻四环，周围的地皮价格节节攀升。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的南面已经全部拆迁完了。目前学校面临再次搬迁，可能还要再往西迁。

　　沉重中，他们在前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实录

　　新华社记者翟伟杨维汉

　　每隔30多分钟，繁忙的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浪将路轨旁的衰草吹得七倒八歪。路基南面30多米，就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小学。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们，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光。

　　像这样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全北京已有400多家。大约8万至9万名农民工的子女，就是在类似恶劣的条件下，延续着苦涩的求学生涯。当我们走近这些学校，“沉重”二字不由得涌上心头。

　　黄沙盘旋着钻进教室：简陋———打工子弟学校共有的名字

　　“高峰的时候，不一会儿就过趟火车，过车的时候啥都听不见，我也就不讲课了，等车过去再说。”黄庄小学的老师对飞驰的列车表示无奈，“打工子弟学校就这样。”

　　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是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记者走访的几所打工子弟小学条件都比较简陋。20多平方米的阴暗教室里，挤着50多个学生。还有一些学校是建在垃圾场、工地旁。

　　北京西五环边的衙门口村，记者七拐八绕才在一条垃圾沟旁看到树人学校的指路铁牌，沿着铁牌指引的方向，又在满眼荒芜的土路上走了100多米，才找到这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第三分部。被寒风卷起的黄土弥漫操场，盘旋着钻入教室。

　　到达西四环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正逢午餐时间。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学生们手拿饭盆排起长队，一个接一个走到食堂露天窗口，从窗口伸出的大勺把米饭扣在孩子的碗中。

　　记者走进一个班级的教室，灰暗的墙壁上脏迹斑斑，破旧的桌椅互不匹配。学生们的饭碗散乱地堆放在教室一角的木架子上，窗子的玻璃上还破了一个洞。

　　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上课就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学生的活动场所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教具。有的即使有，也因为没有场地或专用教室而束之高阁。

　　一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这样简陋的办学条件，怎么保证教学质量？校舍也没有任何消防设施。万一发生火灾，想救都来不及！

　　两星期搬三次校：漂泊———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命运多舛

　　“动荡漂泊”、“南移北迁”，可能是形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现状最恰当的词。“我们的学校曾有过两个星期搬了3次家的记录。”北京市丰台区对当地打工学校大规模的清理，至今让易本耀心有余悸。

　　2月10日，易本耀领着记者来到被教育部门查封的北京丰台区师陶学校校舍。

　　瑟瑟寒风中，两辆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漆皮掉落，教室的门上则挂着生了锈的大锁，还有的教室钢窗和门框被牢牢地焊死。一道砌起的砖墙挡住了通往教学区的道路……

　　创立于2001年7月的师陶学校，查封前有打工子弟1350多人，教职工90多人。2003年4月27日，丰台区以“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为由，将其关闭。“花12万元买的校车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就有报废的可能。”站在萧瑟的校园里，易本耀痛心地说。

　　“因为没有名分，我们不能给学生办学生证、毕业证，甚至没有固定的学校校舍，教室都是随便租的房子和场地，只要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得搬走。”同属打工学校的石景山区黄庄小学负责人陈恩显也颇为无奈。

　　目前，摆在这些学校面前的最大困难便是“非法办学”的包袱。对于他们来说，从办学之初起就生活在夹缝中。教学合法化，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办下来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最大心愿就是能早日拿到政府的批文。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筹资尽快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陈恩显告诉记者。

　　就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办学和管理情况，记者曾联系丰台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被告知采访此类情况须经区委宣传部批准。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委宣传部，遇到了“太极推手”。寻人久不遇，记者只能留下手机号，却始终没有接到有关负责人的电话。

　　让漂泊的课桌安定下来：阳光———农民工子女们同样的渴望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上课的铃声响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四年级三班的陈宇，在一间阴冷、充满着汗酸味的教室里高声唱起了校歌。

　　“我们越是遭受白眼，越是见多了坑蒙拐骗，就越是感到没文化、只凭体力吃饭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在北京打工6年的山东来京人员张昌国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

　　过高的费用，绊住了农民工孩子上公办校的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规定外地小学生到公立学校借读，要交纳200元借读费。但实际的收费要比这个标准高得多。

　　张香花，这位来自河南开封的农民，曾经领着12岁的儿子秦卫东，靠着丈夫每月做卡车司机挣的1500元，开始在北京丰台区寻找能接纳孩子入学的公办小学。得到的回答是“学校班级已满员，再安排入学很困难”。即使能够勉强收下，除了交200元借读费外，还要再商量交其他费用。

　　公办学校求学无门，收费低廉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因为重重困难难以为继。两周三易校舍的易本耀说起来仍然长吁短叹。“我们学校用地和校舍都是租的，只能颠沛流离。自己建设校舍需要很大一笔钱，可是对我们这类学校当地教育部门不给拨款。我们现在是非法办学，真的渴望漂泊的课桌能安定下来。”

　　在这样的“非法学校”里，有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教师很少，而音乐、体育、自然、英语等课程的师资更是缺乏。即使如此，家长们仍十分满足，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孩子们早就失学了。

　　春天来了，一直在为名分奔走的易本耀得到了喜讯：学校已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批准，并且校名也将从“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易本耀忧喜参半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