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河南驻马店的8位职业乞丐在机场东门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据说，这间房的最高纪录是睡了14个人。新快报记者　王小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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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快报讯 (记者 温建敏 王晓华 杨莉 陈红艳 实习生刘琴) 广州市传出将设立“禁讨区”的消息后，近日广州街头的行乞者明显减少，记者暗访发现，很多行乞者已离开广州或“转行”。

　　2月17日，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在2004年广州市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如果把乞讨的权利建立在损害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我们就决不允许。在重要场合就是不能乞讨。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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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划定乞讨区！”张桂芳要求民政部门，今年要把乞讨问题和救助管理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在随后几天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往日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乞讨者越来越少。一些行乞者透露，广州一些繁华地段已经“不让要饭了”，所以大量乞丐已离开广州或者是“转行”干别的了。

　　2月20日，记者遍寻越秀区和荔湾区的繁华地段，包括北京路、第十甫路等步行街，竟然看不见一个乞丐的踪影。记者写了一张海报，扮成一个没钱上学的学生在第十甫路找了一个地方蹲了下来。不到半小时，便有一位保安走过来，要记者赶快收摊，他说步行街是禁止乞讨的。记者故意拖延了一会儿，保安说：“你再不走我就要叫警察了。”

　　在华林寺，记者亲眼见到一名戴黄袖章的治安员及两名穿制服的城管人员在劝说两名老年行乞者离开。

　　一名来自河南的年老乞丐称，如果广州市“禁讨”，他将“转移战场”。

　　而城管等部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禁讨”的通知。

　　相关报道: 讨饭这个职业好挣钱

　　国务院废除旧的收容管理条例后，很多城市管理者开始为一个问题发愁：越来越多的行乞者涌上了街头。这些大部分身上散发着异味的人或死缠滥打、或围追讨要、或拍窗敲门、或坐地乞怜、或扮“卖身葬父”、或称“失学求救”……有些行为已经令市民心烦。“街头多乞儿意味着政府功能的缺失”，如何保持一个城市的“脸面”，又维护这个人群的正当权益，令城市的管理者越来越头疼。

　　继江苏、北京、福建等地出台“禁讨令”后，几天前，广州政府高层也传出强烈声音———“划定禁讨区”。据本报记者调查，相关部门已开始在一些地段驱赶行乞者，大批行乞者开始离开广州。

　　这个特殊的群体将何去何从，他们是否会随着广州“禁讨令”的正式出台而消失？他们为什么要行乞？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禁讨”是否会侵害到这个群体正当的权益？消除“行乞”行动的最终出路在何方？从今日起，本报将进行一系列的专题报道，对此进行关注。您如果有独到的见解，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87776333参与讨论。

　　职业乞丐：破产老板行乞赚钱

　　时间：2月18日地点：广卫路22路车总站人物：杜海

　　“讨来的钱一分一毛都是自己的。现在我每天能攒十块八块，好的时候能攒上20来块钱，等攒到三五千块，我就打算回家做小生意去。”在广卫路22路车总站的小屋后面，一个在那里行乞了近半年的残疾乞丐杜海(化名)对记者说。

　　一个黑色的肩背式旅行袋，一个红黑相间的提包，一对80厘米高的自制铁拐杖，一条右腿义肢，一个塑料袋，袋里有一个铁盒子，几张报纸，这就是他的全副装备。一走近，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就扑鼻而来。“他在这里有半年多了，每天早上6时多来，下午六七时就走了。”22路总站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4年2月18日，从中午12时多到下午5时多，记者三次往返的诚意让杜海决定配合记者的采访。记者提出请他吃饭，他说：“饭就不吃了，你有什么要问的就问吧，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杜海是西安人，今年39岁，自称当过兵，也曾在一所大学学了4年半的机械专业。他的右腿是在1990年一次矿山崩塌意外中炸丢的，右耳也因此几近失聪。在治疗的一年多时间里，杜海在姐姐、姐夫的鼓励下，办起了汽修厂。由于技能好，杜海的厂子越做越好，厂里招了七八个工人，资产也达到十几万元，成为了一方名人。但此时杜海开始有了及时行乐的想法，挥霍无度。“2001年‘五一’劳动节前几天，我的厂子就彻底破产了。”回忆起曾经的辉煌，杜海在记者面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破了产的杜海无颜面对姐姐，收拾了行装就出走了。他到昆明打工，但不是碰到工地老板拖欠工资，就是汽修厂老板克扣工钱。一年多下来，杜海依然身无分文。一次在昆明街头瞎逛的时候，一个老乡找到了他，让杜海跟着他乞讨。“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哪行啊’？宁可干活挣钱也不干。那么丢格的事情怎么也轮不上自己啊。”那老乡就让杜海将义肢拆下来，露出残肢，两个人在昆明火车站走了几圈，居然就要了不少钱。那一天下来，竟然有200多块的进账。这200多块的收入让杜海大开眼界，从此走上了行乞之路。

　　一周后，杜海离开老乡，准备单干。去年11月，杜海以走一段讨一段的方式，历时一个半月来到广州。

　　杜海在广州的乞讨生涯是相当职业的。每天6时多，他吃完2块钱的早餐，就到乞讨地点开始乞讨，下午六七时人流量少了就“收工”，去吃个四五块钱快餐。吃完饭，杜海就到人民公园里转转，听听说书什么的。八九点的时候，杜海就把铺盖往路边一放，就开始睡觉了。

　　毕竟入行不久，杜海还是会被一些善心人感动。“以前我在六榕街要过。有一天，太阳很猛，我全身都晒得通红，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的，买了一条新毛巾、一个新塑料桶，特地打来凉水，帮我擦脸擦胳膊，我当时就哭了。”杜海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善心人，“我从此就不敢在那里要了，人家对你那么好，你还在那里要，再遇上人家，脸都不知往哪搁。”

　　杜海说，等自己攒够三五千块可以回去做点小生意，就不再出来讨了。

　　调查：此类乞丐本来有谋生的能力，但因各种原因入“行”后，觉得“乞讨饭”更易吃，遂以此为职业。他们会以各种面目示人，如寒暑假扮没钱上学的学生，过年前扮丢钱的旅客，平时还可能扮“孝子”。

　　真乞丐：老婆生病债台高筑

　　时间：2月18日晚地点：海珠区临江横路人物：池吉荣

　　池吉荣结束一天的乞讨生活，带着儿子和老婆回到了他们的“住地”。他熟练地捡拾干净地上的垃圾，然后从手推车下取出一张毯子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将呈“植物人”状态的妻子从手推车上抱下来，轻轻放在毯子上。儿子帮着从车上取下一床同样分不出颜色、散发着臭味的被子盖在妻子身上。

　　今年45岁的池吉荣，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口才不错，他自称曾入伍当过兵，是河南省周口地区人。就在那散发着霉臭味的毛毯上，池吉荣说起了自己乞讨的经历……

　　我一大老爷们，如果不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怎会出来干这行。

　　我们早几年在郑州开了一家小食店，日子也还过得去。可1996年夏天，我老婆给棉花地打农药，不知咋的突然农药中毒，命是保住了，可人却成了植物人。为了给她治病，家里不但花光了3万多元的积蓄，还欠下5万多元的债，最后连房子都卖了，只剩下一小间瓦房。

　　前年，村里有人告诉我还不如出来要饭。开始我也抹不下这个面子，可最后实在逼得没有办法。去年下半年，我一咬牙把孩子也给带了出来。白天要饭，晚上随便找个墙角就是一夜。好在广州天气暖和，即使冬天也不太冷。

　　以前这行收入的确还不错，一天下来一般都五六十块的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两百块钱都有。但现在要钱的人越来越多，假的(乞丐)越来越多，给钱的人越来越少，这些天每天只能要十来块钱，最少的一天我只要了三块八毛钱。

　　现在我想通了，那些债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了。关键的还是孩子，再等几天我就回家去，一方面照顾孩子让他继续读书，另一方面自己张罗着做点小买卖，反正不再出来了。

　　调查：此类人员约占全市流浪乞讨人员总数的1/5，属于无自主生活能力的群体，此类乞讨人员通常行乞地点较为固定，多以摆地摊、写字的方式向路人乞讨。

　　假乞丐：被操控为团伙牟利

　　时间：2月19日-22日地点：岗顶、石牌东人物：乞丐小兄弟及其团伙

　　记者在多日的调查采访中发现，几名少年被人操纵乞讨，而其背后，则隐藏着严密的有组织性的庞大操控集团！“哥俩”天桥磕头不断2月19日下午，记者在石牌东路与中山大道交界处的天桥上，发现了一名讨相十分“可怜”的少年乞丐，他向过往行人磕头的频率，每分钟竟达100多下！他面前的“哭诉状”，大意是说父母出了车祸，母亲重病留医，需要钱做手术云云。记者上前询问，该少年警惕性很高，只说自己10岁，还有个弟弟一块行乞等。接着收拾了东西就跑了。

　　记者随后在天桥的另一段发现了另一个跟那小乞丐装束差不多的少年。该少年也是不断磕头讨钱，只是“哭诉状”写的是爷爷车祸，自己需要钱读书等等。记者上前询问，小乞丐却抢先一步收起东西向石牌村方向跑去。记者亲眼见到，一个穿西装的人在石牌东路路口处将其接走。“长春人”训斥小乞丐2月20日晚10时，采访小组的另一名记者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弟弟”。记者给他买了两个饼后，他终于“松口”，自称是东北黑龙江人，和哥哥轮班乞讨。记者提出到他住的街道看看，他最后勉强答应。

　　正准备动身，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冲了过来，他指着小乞丐的鼻子严厉地说：“你要饭就要饭，要钱就要钱，别随便跟着别人走！”小乞丐一听，一溜烟就跑了。记者正要追，该男子却拦住记者，满脸堆笑地说：“我给过这小孩好多钱，不必再可怜他。”他还说自己原籍是吉林省长春市伊通河西大桥胡同，在广州工作了很长时间，说完就走了。

　　西装男子多次出现21日晚7时，记者发现小乞丐中的“哥哥”，看来他们真的是一天轮换一次行乞。7时15分，曾经与小乞丐接过头的穿西装的男子突然出现在小乞丐与记者之间，不停地打量记者，但过了一会就走了。7时25分，西装男子再次出现，这次他直接站到离记者不到一米的对面，直盯着记者看！8时15分，原本在天桥上摆算命摊的男子走到小乞丐的身边，与他耳语了几句。8时40分，记者发现，西装男子再次出现在天桥下。他正与两名年轻女子朝记者这边打量。10时15分，小乞丐下了天桥，不久便跟一名身穿黑色夹克衫、米黄色西裤的男子会合，两人随后走进了石牌村。记者一行三人紧追不舍，两人七拐八拐，最后在一个胡同的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该男子有节奏地拍门，并喊道：“我们回来了！”铁门随即打开，两人匆匆进去并关上了门。记者留意了一下，此处叫“绿荷大街南二巷2号”。“长春人”与小乞丐同住一屋

　　记者在铁门前逗留不到一分钟，门突然间打开了。一名男子突然冲了出来从记者身边走过，并将记者恶狠狠地瞪了一下！记者马上认出，此人正是那名“长春人”。

　　在天桥下经营音像店的刘女士对记者说，这两个小乞丐在天桥乞讨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他们确实是一天一换。刘女士说，她早就猜测这是一个乞丐团伙，因为她多次亲眼见到有陌生人与小乞丐交往“甚欢”。她估计，这个团伙应该不只这两个孩子出来乞讨。22日早上8时多，记者再次到访“乞丐窝点”。只见铁门紧锁，门前坐着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记者以租房为由询问有关情况，但她们说“房子已出租”，并一个劲地叫记者走。8时30分，小乞丐中的“弟弟”竟背着书包，左手提着一个塑料袋，从巷口走来！他轻车熟路地走到该出租屋门口，拍门进去。

　　“共生”乞丐：为自己也为别人

　　时间：2月21日地点：同福西路人物：小女孩梦梦

　　梦梦与其他在广州街头乞讨的小孩一样，脏兮兮的黑脸、黄蔫蔫的头发。但与其他被大人教唆、指使行乞，甚至被犯罪分子操纵沦为赚钱工具的“乞丐儿”相比，她有一个亲密的乞丐爸爸。

　　记者在现场看到，杨某伸出残疾的脚，苦着脸坐在地上，梦梦却只顾天真地玩一个空矿水瓶。为尽量消除父女俩的戒心，记者把一个硬币放进杨某面前的碗中，小女孩看见有人给了一元钱，马上高兴地跑过来拿起硬币，从背后把手伸到爸爸面前给爸爸看。记者借机与其交谈：“小孩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杨马上带点笑说：“梦梦，8岁。”记者又问：“小孩妈妈呢？”杨回答说：“这不是我小孩，捡的。”

　　交谈中，记者得知，杨某是河南驻马店新彩村人，12岁那年被公社的拖拉机撞伤右腿，落下残疾。杨某告诉记者，家里穷，娶不了老婆的，但他想养一个孩子，“将来老了可以靠她”。8年前，他在阳江的一家医院里捡了梦梦，并到广州乞讨为生。

　　记者问：“小孩长大了，怎么办啊？不能让她一直跟着你要饭吧？”杨某说：“7月份，送回老家上学。”记者继续问：“上学后能干嘛？”杨某说：“我也不知道干嘛，上到初中后就让她自己找活干了。”

　　调查:这类乞丐手持饭盆，主要以跟随、拉衣脚等形式，向路人、游客行乞。

　　兼职乞丐：农闲时挣零花钱

　　时间：2月19日地点：海珠广场人物：中年妇女

　　当天下午4时许，正在采访的记者冷不防被面前的中年妇女吓了一跳———她头上裹着黑布，双耳耳垂处竟“塞”进去了足有中指那么粗的银制耳环，身高约1.5米，面容苍老，操难懂的外乡口音，其服饰只有黑色和深绿两种颜色，身上还背了一个大布袋，不停地朝记者晃着手中的“康师傅”方便面盒。记者问她时，她只说是“贵州凯里”人。5分钟后，又一个和她装扮类似、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过来乞讨，但她自称是云南人。以后不久的时间里，广场上陆陆续续来了五六个相同类型的乞丐，均为40岁-50岁的中年妇女。

　　据知情者称，这些穿奇异衣服的行乞者很有规律，每年都是冬春时节结伙来广州乞讨，男女老少都有，基本上是一个村的，据说是农闲时节来挣“零花钱”，到了农忙时节，青壮年就回去干农活了，留下少数年老的还在乞讨。

　　调查:此类人多为贵州省苗族人，他们多在同德围一带合租房屋，有时也在珠江新城露宿。(专题策划：本报记者温建敏 专题执行：本报记者林劲松 杨莉 王晓华 牟晓翼 虞蒋一 谢蔓 实习生刘正旭 刘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