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给桂希恩教授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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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病人接到武汉家中治疗 邱焰高翔摄

　　2月28日，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亲赴武汉把专门用来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第一个发现中国艾滋病村，为防治艾滋病作出巨大贡献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桂希恩教授。刚拿到奖，桂希恩就当场宣布：将5000美元奖金全部捐出来，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发现“怪病”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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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希恩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省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医疗工作16年。1976年后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科大学附二院)感染科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至今。

　　桂希恩认识和接触艾滋病患者纯属偶然。1981年，桂希恩到美国进修学习，他的美国老师及时给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认为这种疾病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让桂希恩知道中国有艾滋病的是中南医院一个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进修医生。村里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他发现村里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乡亲们为何接二连三死于“怪病”？1999年7月，迷惑不解的这位医生向桂希恩请教，希望桂希恩帮助他把病因找清楚。

　　桂希恩还没有想到这是艾滋病，他推测是传染病，因为他听说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壮年，而且最后死亡，在正常情况下，青壮年不应该死亡。几天后，桂希恩第一次来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桂希恩大吃一惊：这些人的临床表现就非常像艾滋病，他们有发烧，有口腔溃疡，有口腔的真菌感染，还有很多人出现皮肤上的带状疱疹，有些人有长期的腹泻，有些人有淋巴结的肿大，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表现。

　　这一次，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2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一周后，他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了解到，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有卖血的历史。

　　大吃一惊的桂希恩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赶快组织艾滋病毒携带者与他们的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基层政府没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于造成艾滋病的大面积出现，如今应该作些弥补，但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这些建议。

　　1999年10月31日，倔强的桂希恩带着他在文楼村的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直至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立即做了批示，随后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到文楼村村民慰问。在桂希恩的促进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把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

　　2001年5月9日，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职工们难以忘怀的一天，桂希恩将5位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中南医院，既是为了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也是为了寻求公众的理解和帮助。

　　谁知住院部的床位爆满，桂希恩把他们安排到医院后面的老宿舍区，一栋将要拆掉的房子两层宿舍楼。此举立即引起小楼住户们的极度恐慌，整个上午，小楼外围满了职工家属，有人还当场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书，要撵走这些“魔鬼附身”的人。面对重重压力，5名感染者在医院的老宿舍区只住了一天就搬家了，从5月10日起，桂希恩把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

　　桂希恩为他们做完了全面检测，为他们制定治疗方案。他还专门抽出时间来，陪他们游览了东湖。5月13日，5名艾滋病患者在医院作完全面检查后，离开了武汉。临别前，这几位病人的家庭各得到了桂希恩资助的400元钱。

　　桂希恩将5名河南来武汉治病但受到歧视的艾滋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一时轰动全国。从来不与媒体合作的桂希恩，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讲述艾滋病人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能宽容、关心他们。其实，这种轰动是桂希恩所不希望的。

　　回顾当时的这一举措，桂希恩告诉记者：“艾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气，这5名艾滋病感染者住到我家里后，我和他们勾肩、共餐、共用电话、桌椅和卫生间。我用理论和实践告诉大家，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让桂希恩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最初当地一些人并不理解自己的行动，但后来更多人给予的是支持和理解，武汉各界群众为河南艾滋病村捐款达十余万元。

　　藏进村民米缸躲避驱逐

　　然而，因为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当地政府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每次到文楼都会受到百般阻拦。

　　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的药品进了文楼村，当地政府听到消息，派警察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程光华迅速向桂希恩通报了消息，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将桂希恩带去的药品分散藏在家中，然后把桂希恩藏在一个农户家的米缸里，夜深人静的夜半时分，又用摩托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车站，一直护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在李岚清同志对文楼村的事情作出批示后，桂希恩被上蔡县政府请去吃了一顿饭，但席间他受到诘问：你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河南来管艾滋病？而河南某部门一位处长专程从郑州赶到武汉劝说他不要再插手河南的事情。

　　上蔡县县长王富兴面对媒体时坦陈，“从1999年到今年，经过了自我隐瞒、逐步暴露、有效防治这三个阶段。”

　　尽管不受欢迎，但桂希恩还是经常去文楼，他说，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会更糟糕。

　　矢志防艾感动英国人

　　提起桂希恩，银行家马丁·哥顿说：“我几年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他为中国艾滋病防治所做出的许多了不起的工作，去年3月我来到武汉，有幸找到了他本人，通过他了解到了中国艾滋病儿童的现状，我当时就拿出了5万元人民币，委托他送到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手中。”

　　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和对疫情的真实通报，让作为国家艾滋病专家组成员的桂希恩感到非常欣慰。

　　去年12月19日，国务委员兼卫生部长吴仪亲自下到文楼村，调查艾滋病防治情况，并提出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艾滋孤儿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在文楼村实行试点；4000万的防艾经费下发到上蔡。

　　现在，桂希恩表示自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很频繁地去文楼，他解释说，文楼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中国做得最好的村子。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其他没有被人关注到的地方。(本报武汉3月1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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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马丁奖

　　马丁-哥顿来自英国，曾任欧洲著名投资银行瑞银华宝的副主席，其外祖父曾在中国行医，母亲出生在中国东北。1996年，他的一位华裔朋友贝利·陈因艾滋病而去世，万分痛心的马丁决定拿出自己的积蓄创办一个慈善基金会。为了纪念这位因艾滋病故世的朋友，马丁将这个基金会取名为“贝利-马丁基金会”，而且从2000年起每年都要向一名为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防治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颁发“贝利-马丁奖”。

　　(本报记者 钱忠军 通讯员 田巧萍 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