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三国时代东吴流行于今南京一带的民谣。它反映出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的东吴朝廷；同时说明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市)的周氏，吴兴(今湖州市的沈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权虽然于公元221年决定建都于“鄂”，将鄂县改称为“武昌”，并且于公元229年在那里称帝，但虽然在江东大族的强烈要求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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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建业。同样，东吴后主孙皓于公元265年又一次执意迁意迁都武昌，结果也遭到举国上下更强烈的反对，不得不再次还都建业。这一情况说明，到了东吴埋藏，建业地区已经在为众所公认的南方中心。东吴以后，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都相继在这里建都，历史上称为“六朝”(公元229~589年)。

　　孙权于公元229年的秋天，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业。他自己仍然住在今进香河西岸一带的原“讨逆将军”孙策的府第里，取名为“太初宫”。接着，在周围筑起宫墙，以加强防卫。直到公元247年，孙权才在群臣的建议下改建太初宫，把旧的将军府全部拆掉。孙权本人也搬出旧宫，临时住到今珠江路南估衣廊一带的“南宫”，这座南宫本来是由太子专用的。改建太初宫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利用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业。这次改建工程持续了一年多，于公元248年的农历3月完工。改建后的太初宫周围有500丈，约合现在长度1200米，如果按正方形计算，那么每边就是300米，全宫面积应为9万平主米左右。我们估计太初宫的东界可能在今珠江路的莲花桥到大石桥一线，利用进香河作为护城河；南界可能到今估衣廊北口一带，利用今北门桥下的水道作为护城河，西面靠近今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经楼一带。太初宫的南面开有5个宫门，其中正门叫做公车门，可能在今估衣廊的北口附近，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分别叫做苍龙门、白虎门和玄武门。它的正殿称为“神龙殿”，地点大约在今鱼市街一带。

　　在太初宫的东面和北面，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名叫“苑城”。皇家花园主要位地苑城的东部，所占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纲3000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的北部有一座苑仓，又称仓城，是最重要的皇家仓库，里面储藏着大量粮食和其它物资。这些物资都经由公元240年时开凿的城内小运河——“运渎”的水路运进。大概是为了增加运渎水道的流量，后来又在仓城与后湖(今玄武湖)之间开辟了一条“潮沟”。由于当年玄武湖的湖面很大，而且有宽广的水道直通长江，江潮可以直抵湖内，所心得“湖沟”之名。在太初宫的西面，还有一座专供皇太子用的花园，叫做“西苑”。它的位置，很可能就在今日广州路北侧南京大学的南园一带，从前这一带的池沼和湖塘很多。东吴的实际创始人孙权在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中享年最久。据说他的形貌奇伟，“广额大口，目有精光”，并且“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孙策对他的评价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的身材较矮，留着紫黑色的长胡子，胆略过人，善于骑马射箭。孙权不仅武略过人，而且又有一定的文采。据说他一有空闲就“博览史籍”，领会其中的精华，而不像当时的一般书生那样进行“寻章摘句”。他给曹操写的短信中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说“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字数虽少，却含义很深。曹操对他也特别看重，不敢轻易进攻江东。孙权还有一位善于书画的夫人赵氏，据说她能够绘制大幅的表现全国“江湖九州山岳之势”的地图供孙权参考，又有在白绸上用针绣成“五岳列国”的地形，所以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画家。孙权在晚年时，对人猜忌妒过甚，皇族和在臣被杀者很多，并且一再废立太子，以致后继无人，被西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吴的后主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穷奢极侈、凶顽残暴的末代皇帝。他喜爱豪华的宫室，公元267年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造了一座更为宏伟的“昭明宫”。为了建造成座新宫，孙皓命令中级以下官吏全部进山，督促民工采伐上等木料。还缩小了皇室卫队的营地，以扩大新宫面积。昭明宫包括大小殿堂几十处，正殿叫做“赤乌殿”。每座殿堂都是雕梁画栋，壁面上绘有以神仙和云气为内容的大幅壁画。在殿堂之站垒土作山，在山上盖起高耸的楼阁。这些楼阁均用珠玉作装饰，四周点缀着许多奇山异石。为了使殿堂之站终年都有碧波绿水，孙皓下令在昭明宫后面开凿一条“城北渠”，以引进后湖的激流。这座昭明宫的位置，在约在今成贤街四牌楼一带。它是东界是珍珠河，西界是进香河，南面是珠江路浮桥下的水道。

　　太初宫、昭明宫和苑城组成了东吴的“宫城”。它位于建业都城的中间偏北部分，几乎占据都城1/4的面积。当时都城的城周为20里19步，每边长约5里左右，都是土墙“篱门”(用竹篱做成的门)。都城的正门“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又名“大航门”)，正好是5里路。那里有一座浮桥，叫做“朱雀航”(又名“大航”)，位置约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稍东。从宣阳门到朱雀门的5里长街被称为“苑路”，也就是东吴的“御街”。苑路的中央部分是皇帝专用的驰道，路面平整，道旁植槐，路侧有宽深的御沟，清澈的流水终年不绝。驰道两旁是一般人员通行的大道，靠近驰道的一侧都筑有高墙，以免皇帝的行止被从窥知。在大道的两边分布有大小官署和驻军的营房，它们星罗棋布地拱卫着苑路。从苑路的南端开始，就进入了秦淮河两岸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并且沿着秦淮河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著名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

　　“横塘”大概是指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水西门段的秦淮河两岸，这里是建业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最大商业区——“大市”，就位于这个区域。“长干”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高级官僚的住宅区。如东吴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今长干桥附近，当时的地名叫“张侯桥”。据说，在张昭晚年的时候，孙权对他已经不大信任，他就负气托病不出。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下令将张昭的宅门用土封掉，并放火焚烧。张昭的儿子们害怕起来，急忙扶着张昭上朝去谢罪，事情才算了结。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著名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住长干里的越城附近。陆机于吴亡后到洛阳，曾著《怀旧赋》来怀念他的旧居。陆氏兄弟在建业时有一个出名的学生叫周处，他是吴郡阳羡豪族周鲂的儿子。周处少年时为害乡里，无恶不作，阳羡人民把他与蛟河里的蛟龙和南山上的白额虎并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悔悟，改恶从善，先为乡里除去蛟、虎两害，然后跑到建业来拜陆氏兄弟为师，刻苦读书。他的读书处就在今城南雨花门附近，被后人称为“周处读书台”。

　　在建业的外围，还有一系列的城堡拱卫着都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石头城。东吴的石头城内设有“石头仓”和“石头库”，用以储存军用的器械、粮食和其他物资。在石头城西南的最高处设有烽火台，这是东吴境内的烽火总台。并由此沿上下游方向，在江岸险隘之地遍设烽火台。据说，只要石头城一举起烽火，半天之内就可以传遍长江沿线，直抵东吴西界的“西陵”(今湖北宜昌附近)。如果在傍晚时分从西陵举起烽火，那么在次日天亮以前也可以传到吴郡(今苏州地区)。石头城的江边码头名叫“石头津”，约在今草场门一带。

　　由于东吴水军的主力都在长江，因此石头城很自然地成为水军的总部。它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当时，中等载重量的船可以运马80匹，大船可载军士达3000人，有的船仓高达五层。这些船大部分都是福建的建安郡(今福州和闽侯县一带)制造的。东吴时的航海规模已很可观，能够经常派出万人以上的大舰队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海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从闽、广地区挑选来的。如公元230年时，孙权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公元242年，孙权又派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3万人航行到海南岛，密切了这个岛屿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东吴还经常派使者远航辽东半岛，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又曾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100多国。海南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从此不断地运到建业来。

　　康泰、朱应回国后，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这两部书是描写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东吴使者出访后，有些国家也遣使回访。如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zhan读毡)曾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这时，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在建业住了七八年后才回国。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会曾在建业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孙权于公元247年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孙权曾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观”，这是江东最早的道教寺观。

　　建业都城外围的城堡除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金城大约在今中央门外的迈皋桥一带，东吴后主孙皓在该处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亲故太子孙和的灵榇，后来金城就成为北郊的一处军事要塞，东晋时曾设琅琊郡城于此。白马城是东吴时建业江边的另一处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冶城在东吴时仍作为官营的冶炼作坊，丹阳郡城也继续使用，这两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卫城。此外，为了加强南线的防御，东吴时沿秦淮河的两岸都竖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国时代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东吴的屯田规模很大，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建业都城的内外，军屯十分密集，孙权曾把为他拉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东吴经常派出大将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屯田，有船只600多艘，开垦稻田40多万亩。当时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也常从建业派出劳动力去扩大毗陵屯区的规模，屯田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另外，建业附近秦汉以来的一部分旧县，如江乘县、湖熟县和溧阳县等，这时都撤销县级行政机构，改由典农都尉管理，对农民实行军事编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产粮食。这些民屯中的农民被称为“屯田客”，虽然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对他们的人身限制却比汉朝时更加重了。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东吴时江南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业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3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业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3万人在宁镇丘陵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14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练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分另相当于汉代“五铢钱”500个和1000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60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武昌)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60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43个郡(相当于今地区一级)、313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1倍多。户数有5.23万户，男女人口230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部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童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童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40年，掠夺人口达10~20万人，副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1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以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司马伷、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俊和唐彬等8名。前6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六合、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武昌)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民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东吴亡国以后，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曾经在他的名著——《三都赋》中，对吴都建业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为了收集魏、蜀、吴三国都城状况的素材，不仅博览了群书，考核各种图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谣故事，积十年之久完成此赋。他在描写建业的“苑路”(御道)时说：“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据说这部《三都赋》刚刚写成，西晋首都洛阳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传抄，以致市场上的纸价突然上涨数倍。这就是“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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