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滋病治疗示范区，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本报记者 李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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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魏铭言北京报道

　　来自国家卫生部的消息显示，4月初，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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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继1996年原国务委员彭珮云主持召开由33个部(委、办)领导参加的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之后，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范围的艾滋病防治大会。”

　　3月25日，68岁的戴志澄这样对记者说。

　　戴志澄目前的身份是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的会长，1986年至1997年，他曾任卫生部防疫司(1998年改为疾病控制司)司长11年。

　　“不同的是，8年之后，协调会议制度已演变为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戴志澄说。

　　今年2月26日，由吴仪挂帅的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而此前设在卫生部疾控司的办事机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协办”)则面临着全新的变革。

　　3月23日，卫生部疾控司具体负责艾滋病防治的传染病控制二处处长郝阳介绍，防治工作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仍设在疾控司，但具体组织架构正在筹备，有待在即将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控大会上全新亮相。

　　对此，刚刚换了身份的“国协办”主任韩孟杰说，“这一次，肯定不仅仅是换一块牌子的问题。”

　　治艾三个阶段

　　“由一个中央级的办公机构来统筹协调全社会参与艾滋病防控，是卫生部12年来的夙愿。但这十几年来所走过的路，是历史的必然进程。”

　　3月25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27号中国疾控中心办公楼7层，戴志澄回忆了中国防治艾滋病19年的历程。

　　1985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个阿根廷籍华人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

　　“那是我国国内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戴志澄说，“但让我们触动最大的是，1986年浙江省四个血友病病人被当地卫生防疫站检查出感染了HIV。感染的原因均是注射了外国进口的凝血八因子。从那时起，我们才认识到血液也可以传播艾滋病。”

　　卫生部于2004年2月印发的一份艾滋病感染及发病情况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1988年，全国发现的HIV感染者每年只有一到几十例，而发病者更是寥寥。

　　“那些感染者的身份，绝大部分是国外打工者，劳务输出者和一些海员，那时候，整个社会，包括卫生行政部门，都把艾滋病当做‘舶来品’。”

　　戴志澄把那四年称为“艾滋病在中国的传入期”。他介绍说，国家当时颁布实施了《检疫法》，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希望把艾滋病挡在国门之外。”

　　1989年10月，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在中缅边境检测发现了146名HIV感染者。感染的原因则是静脉注射毒品。而当年卫生部统计发现171位HIV感染者。

　　“从1989年到1994年，每年都会统计发现几百例的HIV感染者，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形势，进入扩散期。”戴志澄介绍，这一阶段，分布于各地的监测点开始建立，一系列的行政法规陆续出台，内容涉及检疫和各种检查，关于血液制品的规定也开始制定。

　　1995年，“形势突然改变”，卫生部的统计显示，HIV的感染者人数从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这些感染者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部分农村在1995年以前的卖血人群。

　　“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戴志澄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卫生部的办公室里，开会开到半夜。”

　　此后，公安部和卫生部联合打击血头血霸的行动在全国展开，一系列血液安全政策法规也随之出台。

　　1995年9月26日，卫生部疾控司根据国务院的批复，下发《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卫疾控发1995第25号文件，后简称《意见》)。

　　“这是由国务院批准下发的针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戴志澄说，“最重要的是，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正式写入政策文件。”

　　戴志澄介绍，《意见》推动了三方面的重要措施，一是各地特别是在宾馆、酒店、发廊及娱乐场所开始积极宣传使用避孕套；二是1996年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建立；三是1997年至1998年间，《献血法》颁布实施，无偿献血和在血站实施HIV检测以法律形式被制度化。中央、地方先后投资共计3个亿，新建、改建血站459个，使得血液及血制品安全大大改善。

　　国家卫生部今年2月公布的数字显示，至2003年底，我国共检测发现HIV感染者21691人，艾滋病发病人数是6120人。

　　2003年12月1日，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在北京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目前有HIV感染者约84万，艾滋病病人约8万。其中感染者的数字占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六，位居亚洲第二。

　　此前，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中国企业高层论坛上透露，从1985年至今，中国累积HIV感染者有100万，其中一部分已经死亡。

　　“从1995年直到现在，应该说，我们国家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形势，都处在增长期，有些省份，甚至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戴志澄说。

　　12年协调之路

　　3月25日下午，北京南纬路的中国疾控中心8楼，一面玻璃墙单独隔开的几间办公室里，几个工作人员在厚厚的资料堆里忙碌。贴在玻璃门上的标志已经不见了，那曾是A4文件纸上用黑色仿宋体打印的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韩孟杰说：“新的工作委员刚刚成立，一切都在筹建，包括其设在卫生部下的办公室，现在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架构和工作职能。在接到上级的正式文件之前，协调办公室仍与往常一样，继续以前的工作。”

　　1996年10月3日，原国务委员彭珮云主持召开由33个部(委、办)领导参加的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之后，国务院32个成员单位每年定期召开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作为这一会议制度的常设机构，国协办成立于2001年，其职责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协调会议制度下设34个部门之间部际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协调、督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及协调会议决定的各项任务。

　　在此之前，这种协调工作的职责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承担。

　　戴志澄介绍，199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上书国务院，希望国家能够成立一个中央级协调和决策机构统筹各部委力量共同防治艾滋病，随后，负责全国卫生工作的国务委员李铁映召集十几个相关部委坐在一起专门讨论此事。”

　　“这个提议当时没有被通过。”戴志澄说，“卫生部当年统计发现并向国务院报告的HIV感染者只有260余例。”

　　“但李铁映在会上同时提出，由公安部、卫生部牵头成立一个协会，由各个部门的相关领导同志参加，一起协调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艾滋病的防治。”戴志澄回忆说。

　　1993年11月30日，由财政部拨款，民政部批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成立，来自各部委的副部长、司局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成员，都加入了这个民间身份的组织，并成为协会的秘书长。

　　“几年间，性艾协会做了很多推动工作，特别是在民间，但要让它代替政府，肯定是不行的。”戴志澄评价说，1996年，艾滋病的防控形势进一步严峻，一个协会的权威和力量显然已是捉襟见肘。

　　“2001年国协办成立后真正发挥一些作用，”戴志澄说，国协办结合当时国家的防控形势，推动了一些部委的艾滋病防治工作。2001年前后，教育部在全国的大中小学在课程和教材设置中加入了预防艾滋病基础知识的宣传教育。2003年，国协办还依据国务院的指示实施过一次全国性的督察行动。

　　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协办也显示出了权威不足的问题。

　　卫生部疾控司传染病控制二处处长郝阳说：“协调的含义本身就很模糊，协调之后，具体部门在各自实施过程中是否做了，做得怎么样缺少一个权威机构进行强有力的监管。”

　　郝阳认为，这一现状在新的防控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有望改善，“这将是一个国家级的正式的统筹机构，不再像以前的协调会议，是一个松散的联系协商制度。”

　　据记者了解，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主任的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成员来自中央国家机关23个部门、单位和7个省、自治区。

　　河南省卫生厅长马建中说，主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王菊梅是防治委员会的成员。

　　来自卫生部、铁道部和公安部的消息也证实，参加国务院防治工作委员会，将各部委的副部长级官员。

　　另据戴志澄透露，国协办受国务院委托目前正在组织第二次全国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导和检查，预计将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大会结束后开展。“这一次的行动，将由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来主持。”

　　防治经费三级跳

　　在2月26日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四免一关怀”被作为一项政策，被提到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核心地位。

　　所谓“四免一关怀”是指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

　　在艾滋病流行的重点地区实施免费、匿名血液检测，准确掌握疫情；

　　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地方政府负责有关费用；

　　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减少母婴传播；

　　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并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患者参加生产活动。

　　事实上，这一政策的背后是政府经费的支撑。

　　1996年起，中央财政开始拨付“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去年12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1996年首批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为500万元人民币；1998年—2000年，每年投入1500万元人民币；2001年—2003年，经费额度增加到了每年1亿元人民币。

　　据戴志澄介绍，专项经费首先由财政部拨给国协办，再由国协办按照规划，一小部分留做社会动员经费作为NGO(非政府组织)做调研、干预和关怀等项目经费，另一大部分，划拨付给协调会议制度所辐射的34个部门和单位。

　　戴志澄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每年1亿元的投入仍显不足。

　　根据卫生部的数字，目前国内已有7000多名患者接受免费治疗，每人每年的费用约3000元-5000元，仅此一笔开销即达数千万元。

　　公安部禁毒司禁毒处处长陈兴友则介绍，每年，我国有20多万人被强制戒毒；而一次HIV检测的费用是500元—600元，如果在每个吸毒人员进入强制戒毒程序时都进行HIV检测，一年费用高达亿元。

　　陈兴友说，“目前，全国上百个强制戒毒所，只有极少数能够实现HIV的不定期检测，其原因之一是缺乏检测的专业技术力量，更重要的则是没有钱。”

　　显然，如何争取更多的防治经费，将是新成立的防治工作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3月26日，国家卫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中央财政对“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的投入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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