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昆明打拐大案：谁偷走了200个孩子？(图)

独自在车里睡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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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大人在打扑克

拿着寻人启事的家长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独家报道) 在不少城市，都有“城中村”，就是由于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聚集在一个区域，形成的都市里的村庄。在云南昆明，在城市的边缘，也有一些这样的“城中村”。在昆明的“城中村”，有一个怪现象，生活在那里的一些孩子，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叫张鑫，今年只有5岁，2003年7月19日在服装市场附近丢失；一

个孩子叫陈俊宽，今年4岁，2003年12月18日在家门口丢失；一个孩子叫李升，今年6岁，2002年3月14日，也在家门口丢失的。这些孩子家住在昆明市官渡区城乡结合部的几个村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到昆明打工的农民。在城市的打拼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没有想到的是，孩子却丢失了。

　　来自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告诉记者，他在官渡区护福村已经住了有两年的时间，原来有三个孩子，2003年的10月1日，他的两个男孩，在家门口被人拐走，至今没有音信。家里现在只有一个小女儿。但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拿出的却是他统计的一份名单。

　　这份密密麻麻的记录单上，记者看到的是将近200个丢失的儿童的名字。其中2001年丢失23名，2002年丢失30名，2003年丢失67名，2004年到4月3日为止丢失21名。名单上显示，丢失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男孩，年龄集中在1-6岁之间，地址集中在官渡、西山这两个昆明的城乡结合地区。

　　为了寻找孩子，家长们在昆明市张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失踪儿童家长告诉我们，他只要听到谁有丢失孩子的消息就一同去寻找，云南的昭通、四川、福建他都去过了。现在他找得一分钱都没有了。

　　丢失孩子的王兴普告诉记者，丢孩子的绝大部分人和他一样属于外来打工人员，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自己的家门口玩耍的时候丢失的。孩子的丢失，带给家长们的是撕心裂肺的伤痛。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他张贴的寻人启事，能看到孩子的照片，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早一点回家。

　　采访的时候，失踪儿童的家长一直围着记者，久久不肯散去。他们争先恐后的告诉记者，每一个孩子的体貌特征，和他们为寻找孩子所做的努力。

　　来自贵州的王宗灿、李云翠夫妇去年在昆明市关渡区高朱村开设了一个小店铺，2004年4月1日，夫妇俩像往常一样在小店里忙活着，他们唯一的小男孩王国灵在这个拐角的地方玩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是夫妇俩没有想到的是，中午饭还没有吃完，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云翠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我有点不舒服，就进去睡了一下觉，他爸爸在吃面条，等他面条吃完了，他就说是娃娃跟你睡觉了没有。我说没睡，他说娃娃不见了，快起来找娃娃。”

　　对于小孩的失踪，王宗灿开始并没有在意，两岁多的孩子能到哪里去呢？周围这些做木工活的工人和打台球的小伙子们都说没有注意，邻居们也说不知道，这时候，王宗灿开始不安起来。于是他发动全楼的邻居和能帮忙的老乡四处寻找王国灵，一个小时后，李云翠在昆明市官渡区滇池路派出所报了案说孩子被人拐走了。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在火车站、汽车站的出口张贴了80多张寻人启事，能动员的老乡都通知到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线索却越来越少，孩子最终也没有消息，在这个桥墩上，还能看到他几天前张贴的寻人启事。

　　李云翠说她当时知道后心里就像刀绞一样。

　　李云翠的孩子在家门口丢了，而昆明市官渡区平桥村的秦晓平，他的孩子却是在大街上，从五岁的姐姐手里被人牵走.

　　那一段记忆成为了秦晓平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午11多钟我的大姑娘带着小儿子出去买东西吃，过了一会儿大姑娘回来了说弟弟让别人给带走了。”

　　听女儿说完，秦晓平跑到外面去追赶，大街上当时人来人往，一片繁忙，孩子的踪影在人群里消失了。秦晓平最后放弃了在大街上的寻找，他认定，儿子让人贩子拐跑了。王宗灿的小儿子是在家门口丢失的，秦晓平的小儿子是在大街上被人贩子拐走，而段中先说起自己小孩的遭遇却忍不住痛哭起来。他也是来昆明务工的人员，他的孩子不像别人家的孩子是在门口玩丢失的，而是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被人偷走的。

　　这个年轻的父亲说他和妻子当时只是出门买个菜，离开连半个小时都不到，知道孩子在家，他们还特意锁了两道门，但是这都无济于事，等他们回到家里，发现大门已经被撬开了，家里什么都没少，惟独他们正在午睡的孩子不见了。

　　在家里，孩子的妈妈正一笔一划地写着寻人启事。在这个简单的家里面，显眼的位置还放着小孩子用过的书包和玩过的玩具，似乎孩子并没有离开他们。孩子丢了，段中先说像一场恶梦一样：“我们孩子开始丢的时候还不敢跟老人说，一想到老人心里面就难受，本来老人的身体就不好，孩子又丢了，我们结婚五六年才有这么一个小孩……”

　　半年多来，王兴普几乎没有出去打工，他整天一门心思就是联络更多的家长，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现在王兴普已经联系到了近200位家长，互通消息，甚至一起去找孩子。但他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更多的钱做路费，寻找的结果都是徒劳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们没有任何下落，家长们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不安全的城中村

　　护福村，这个都市里的村庄，从2002年到现在，至少丢失了11名儿童，失踪儿童的父母都是外地来昆明打工的农民。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丢失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丢孩子的都是农民工？在去护福村的路上，一位出租司机的好心提醒，引起了我们记者的注意。他说，那地太乱，就连他们一般也不到那去。那么，孩子的失踪和这位司机所说的乱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记者来到护福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是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口音。在联防所记者了解到，在这里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据统计有27个省份的人住在这里。

　　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同时外地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同样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住居民只有56万人，但是外来人口超过了100万人。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外来人口，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的马宁队长的解释是和地理位置有关。

　　首先是地理环境。三面围绕昆明，属于城乡结合部，在昆明市的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面积有1025平方公里的官渡区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围绕昆明市区，而位于市中心的五华、盘龙两个区加起来也不过30平方公里。官渡辖区内的大部分地方原来都是农村，由于近几年城区范围不断扩大，这些村子也慢慢地被包围在城市里。当地的村民都把这些村子叫做城中村。同样，面积达到1058平方公里，位于昆明市西面的西山区也是同样的状况。在昆明，包围在城市里的城中村有六七十个。在城中村里做联防队员的都感到工作的压力很大。

　　之所以难管理正是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租住了当地居民的房子。现在护福村的村民都已经转为市民，但是现在他们一没有土地，二没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建房子出租，每个房间的价格平均不到100元钱，这低廉的价格自然吸引了来昆明的打工人员，于是，他们拖家带口全部挤在这样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一栋栋大大小小的楼里面，少则五六户，多则十几户，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城中村”就变成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没有固定职业，男的一般是做建筑工、或者就在村子里拉三轮车或者是骑摩托车载客，女的通常就卖卖蔬菜水果，做点小生意，将近6000多名外来人口让护福村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但带来的问题是治安也逐渐地乱了。住在这里的人告诉记者，假如一个女孩晚上八九点出去，面前吊一个手机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有人抢走。

　　在护福村联防所每天的值班登记表和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登记表中，记者注意到这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等治安事件，而在这张登记表中则记录，在出租房中发现有吸毒人员居住。当地警方告诉记者，在鱼龙混杂的外来人口中，就有人贩子在活动。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马宁说：“在云南的昭通、会泽、宣威，在这些地方有很多这种几代人都从事这种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这种家族存在他们这些人也就混杂在来昆明的外来人员当中，也就到了昆明，他们看准周围机会这么多，他们也就下手了。”

　　既然意识到复杂的外来人口中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那么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对他们进行管理呢？马队长还说从外来人口管理暂住证取消以后改为IC卡管理，目前IC卡有30万，但外来人口绝不止30万。由于资金紧张，他们没有经费来购置解读IC卡数据的仪器，所以这已经办理了的30万张IC卡，实际上是形同虚设。现在昆明市的外来人口基本上处在无序流动的状态，没有任何部门挑头来对他们进行管理。这也导致他们对辖区内到底有多少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究竟从事什么职业，居住在哪里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打拐行动在进行

　　究竟整个昆明有多少儿童失踪？采访中，昆明当地的公安机关没有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承认形势确实严峻，也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专项打拐行动。2003年昆明市“108”专项打拐斗争中的一幕。当时昆明的警方到福建晋江，和当地警方联手，辗转10多个县市，展开了一次抓捕解救行动。

　　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晋江市公安局民警化装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坐在床边的这个老妇人，一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察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

　　侦察员：你做了多少年了？

　　老妇人：十几年了。

　　这两个婴儿老妇人给出的价格是一万七千元和两万元，侦察员借口价格太高跟老妇人讨价还价，老妇人称做不了主。让他们明天中午再来。第二天中午，在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到了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专门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干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房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3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的童车里还有两个，他们全部都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他们被公安干警顺利解救。犯罪嫌疑人交代，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这些违法的勾当。犯罪嫌疑人说一个小孩卖一万一。

　　随后，公安干警又乘胜追击，继续进行解救行动。解救的一个4岁男孩叫圆圆，解救他的时候，他正和收买他的家人在一起，圆圆是一年前被这家晋江人以16100买下来，解救时已经和这家人有了感情，这个在晋江市罗山镇解救出来的男孩子叫乐乐，当时还只有5个月大，虽然还没有被人贩子卖出去，但是已经被明码标价——17000元。还有一名叫亮亮的男孩儿是在三明市湖美镇解救出来的。他最后的成交价是23000元。这个不幸的男孩儿虽然只有3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11次。在这次行动中，昆明、晋江两地警方共解救出18名受害儿童，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在三个月的会战结束之后，昆明市公安局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

　　这次解救行动是昆明“108”专项打拐斗争中最为艰难，也是成就最大的一次。那次专项斗争，由公安部督办，云南省公安厅协助，昆明市公安局在三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可是尽管警方使出了重拳，但2003年昆明被拐儿童的数字却不降反升。

　　马宁队长说尽管经费紧张，但是昆明市公安机关对打拐向来非常重视，从来没有因为经费不足而停下追捕的脚步，但是说起成果，马宁却很遗憾：“通过这样辛勤的努力以后

　　找回来的儿童应该说跟丢失的儿童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

　　侦破案件困难重重

　　马宁说对于跨省的团伙作案，侦破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几乎没有现场，这让他们很难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而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大部分会在半个小时之内带着孩子离开昆明，而更让他们恼火的是，由于团伙内分工复杂，偷盗、运输、贩卖环节重重，有的犯罪嫌疑人还不能说抓就抓。要是抓他的时候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地方风俗的一些传统延使得这些小孩有的很顺利地就落户了，这个问题不解决还是不断地有人买小孩。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面对强大的买方市场，尽管法律规定也要对买主进行严惩，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只要买主不阻挠公安机关解救，通常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使得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止。打击只能说从某种程度上有遏制，但是说从根本上解决，恐怕光靠破案打击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打击拐卖儿童已经成为昆明警方工作的重中之重。各个公安局都是由一把手主抓。从4月1日开始，昆明又展开了为期3个月的打拐专项行动。但昆明警方也告诉记者，光靠公安部门打击，很难彻底遏制贩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城中村拐卖儿童的现象严重，除了警方前面提到的那些难处，到底还有哪些问题呢？

　　昆明那些丢失了孩子的家长，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公安机关。昆明警方也多次约见他们，安抚他们焦灼的情绪。可是，面对众多家长求助的目光，警方有时也觉得有些无可奈何。就拿官渡区公安局来说，他们一年用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费是40万元，现在每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经费就占到了17万。但拐卖儿童的案子还是在增加。他们认为，打击拐卖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字就能解决，这里面牵扯到城市化进程、城中村管理、民工权益方方面面的问题。警方在采访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些孩子特殊的生活环境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上学前班一个学期要四五百元钱，其他的幼儿园一个月要100多元，他们跟本送不起。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收入不高，而且来源不稳定，全家的收入通常在1000元左右，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就只够维持温饱，一台不大的电视就是他们全家最值钱的财产。经济不宽余，他们也很难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当地并没有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而考虑相应的配套公共设施，也没有适合这些孩子的学校，因此，家长基本上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摊点旁边就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拐小孩在这里是很容易得手的，有的人抱着小孩说，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他一颗大白兔奶糖或者一瓶酸奶，小孩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独自玩耍的孩子最危险

　　除了一些现实的客观问题造成了儿童的大量丢失，家长的疏忽则给了犯罪分子下手的机会。记者在官渡区的几个村子里看到：孩子们都自顾自地在巷子里玩，周围的人们都在忙着做各自的事情，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一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根本看不出来谁是她的家长。

　　记者：你自己跑出来玩不害怕吗？

　　小姑娘：不害怕。

　　记者：你经常一个人跑出来玩吗？

　　小姑娘；是。

　　记者又询问了周围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家的，又不知道她父母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记者不禁有些担心，于是带着她去找妈妈，当记者确认眼前一位打麻将的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时，就更加为小女孩的安全担心，但是，忙着打麻将的妈妈似乎不以为然：“她不会乱跑，一般都在那条巷子里玩。：”

　　这户人家正是丢失孩子的王兴普的邻居。但王兴普一家人的悲剧似乎并没有引起她的重视。

　　记者还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点是在王兴普另一家邻居门口的三轮车上，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他一下。

　　就在记者采访王宗灿夫妇的时候，另一家走失的孩子再一次让记者感觉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11点钟左右在村子的一个墙角丢失的，这儿离王宗灿家不到200米。当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妈妈上楼照看另外三个孩子，11点钟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相距不到20米远的小伙子们像往常一样在打台球，还有这些妈妈们在打扑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失踪了一个孩子。看来犯罪分子是轻易得手。就在记者离开村子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周围没有家长。

　　从频频丢孩子这件事上，反映出了城中村里交织了种种矛盾，人贩子猖獗背后，是城市化进程过快、城市管理出现空白、儿童教育出现缺失、民工生存环境一直艰难等等现象，这些因素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丢失的这些孩子都是活泼可爱的，但是他们的父母现在拿着他们的照片却是肝肠寸断。

　　《经济半小时》记者孙菁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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