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爱情故事——花篮的花儿香

新一代人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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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记者赵奕 报道 陈峰 摄影 www.wosmedia.com

　　“花篮的花儿香。”一曲老歌唱红大江南北。

　　无论时代变迁，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爱情在南泥湾是一个永恒主题。

　　拓荒者的马背爱情

　　即便是现在，延安到南泥湾路也不好走，45公里的路程需要两个多钟头。一方面道路因为改扩建工程变得拥挤；另外，盘山公路使汽车连甩开自行车都十分费力。

　　但是，刘宝寨如果还活着，见到这样路会非常开心。他是359旅9团9连的副连长，王震的马夫，第一批进驻南泥湾的人。当初，他从延安进驻南泥湾整整走了3天。一路披荆斩棘，脚下踩着一尺多厚的树叶。

　　走3天路，在刘宝寨来讲不算什么，他在四川加入红军，翻过雪山，穿过草地，一路跋涉走到陕北，边走路还得边打仗。现在，刘宝寨要放下枪，抗起锄头，接受上面的安排去种地。虽然，跟着红军闹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分田地，但早早地回到土地上，却让刘宝寨有点失落。

　　南泥湾的生活很有规律，刘宝寨晚上打土窑，白天开荒，吃的是小米饭，用的是小米加步枪。那时候，南泥湾的开拓者们大多没有文化，359旅还组织大家拿桦树皮作纸，用烧好的柴火棍子当笔，学习认字。

　　1941年初夏，刘宝寨47岁，未婚。

　　动荡的战斗生活有了一丝宁静，成家立业不只是刘宝寨的迫切愿望，也是绝大部分红军战士的愿望。

　　刘宝寨跟老伴如何认识的，他们的儿子张金龙说:“在战斗当中认识的。”母亲也是红军，他们都是雪山草地过来的，父亲在南泥湾九龙泉，而母亲在更远的牛屋村。

　　1946年春天，刘宝寨52岁，新婚。

　　张金龙觉得父亲是幸运的，他讨到了老婆，但父亲的绝大部分战友打了一辈子光棍，就拿后来留在南泥湾村的14个老红军来说，他父亲是唯一娶了老婆、又有了孩子的人。

　　今年72岁的张金龙掰着手指头数，有多少老红军连烧纸送钱的人都没有：“吴成恩，魏志财，李志安……”

　　其实，刘宝寨差点跟他们同样命运，他和老伴有个亲生儿子，刚出生就碰上胡宗南围剿解放区，孩子当时发烧，没办法医治，夭亡了。张金龙是刘宝寨的养子，刘宝寨收养他，不光为了有人给自己送终，更重要的是救张金龙一条命。

　　逃荒与洞房

　　张金龙是河南人，1937年，黄河被炸决口，他的父母带着他开始往西面逃荒。一路来到陕北，父母在路上都饿死了。到南泥湾的时候，张金龙也快不行了，是刘宝寨收留了他。

　　张金龙指着当午的日头说：“逃荒的那些日子，满天的蝗虫飞过来，再毒的太阳也看不见啊。”

　　时隔十多年，又一个人逃荒来到陕北，她就是侯花珍。

　　侯花珍也是河南人，1958年搞人民公社，全国人民都在食堂里吃饭，侯花珍也享受了一下。更让她记忆犹新的是随后的自然灾害，成千上万人被饿死。侯花珍一家踏上了逃荒的路，来到延安。

　　侯花珍说：“当时家里有7、8口人，饿得不行，听说南泥湾有个老红军叫刘宝寨，他有个儿子也是河南人。”媒人一说，也容不得侯花珍发表建议，16岁的侯花珍不能待字闺中，她必须嫁人。

　　跟张金龙见第一回面，双方的家长也在场，当时问起28岁的张金龙多大，张说：“19岁。”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侯花珍还觉得委屈，她说当时就能看出来张金龙不止19岁，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侯花珍指着张金龙开玩笑说：“你把我骗来的，我明知是个陷阱，还要往里面跳。”

　　张金龙辩解说这不是他的主意，这是他爸刘宝寨的主意，他爸跟他计划好要撒谎，“不骗不行，不骗不来么。”

　　除了年纪上头“掺假”，刘宝寨还告诉侯花珍村上有个学校，去了以后可以到那里上学。“来了以后结果没有让我上学，他父亲是南泥湾的队长，他说不让上学，只好不上，那个时候我才17岁。”

　　1962年，张金龙和侯花珍举行婚礼。

　　侯花珍全家人把每人一尺二的布票集中起来给她做了一身新衣裳。

　　乡亲们送了这对新人一张牛郎织女的画画。

　　刘宝寨领着儿媳妇上供销社挑东西，老人拿出300块钱，想给她添置点东西，可是什么都得要票，就鞋刷子不要票，于是这位未来的公公送了她一只鞋刷子。

　　张金龙借了衣裳，借了铺盖，用驴车把媳妇迎进了门。时隔40多年，侯花珍说：“要是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肯定不选择他。”

　　阳春三月，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玉米，张金龙听到侯花珍这么说，开怀大笑，笑容跟地上玉米一样金灿灿的。

　　失落的青春

　　“风华北京知青林”位于南泥湾姚宝峪。20多个来到延安的知青，为了打发退休后的时光，开始承包荒山，栽种树木。

　　任莉，今年52岁，北京宣武区人。来延安36年，其中插队时间10年半。她来不完全是为了响应“号召”，更重要的是躲避家庭。

　　任莉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文革期间定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于是，任莉的发展受到了影响。成份的影响最后让任莉选择了在农村结婚，入党和招工都没有她的机会。

　　“他们说要帮我找个对象，在农村的，家庭条件特别不好，”任莉说，“我看他长相各方面也还可以，当时在生产队当记工员。看着还可以，就这么结婚了。”

　　1973年，任莉结了婚。她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再不能让儿女因为我的问题，在政治上受牵连，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找了一个贫下中农。”

　　贫下中农的婚礼非常简单，公公婆婆送了她两口箱子，十几个知青朋友吃了顿饭。

　　婚姻在10多年后出现危机，任莉34岁的时候跟丈夫离婚，原因是他喜欢上了赌博，屡教不改。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男孩判给了任莉，女孩判给了前夫。但时隔一年，因为前夫嗜赌成性，无法照看女儿，女儿还是跟了自己，任莉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悲剧如影随形，1996年，年仅22岁的儿子在洛川被人打死，至今没有抓住凶手，死因不明；任莉供职的建筑企业因为不景气，早早进入下岗职工的行列。

　　对于一个又一个打击，任莉欲哭无泪：“成份问题把我一辈子给毁了，我什么事情都要求自己想得开，不是对什么事情想得特别窄，我一个人在陕北，如果什么事情不往宽处想，越想越窄，就没有活路了。”

　　按照政策，知青可以回原来的居住地，任莉想2009年回北京。为什么不选择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任莉说还得圆一个梦：要到2009年，才能看到知青林的树长成。

　　书记的娃娃亲

　　刘春荣是南泥湾镇党委书记，记者采访他的当天，他身体不好，挂着点滴，没有到区里开会。刘家在延安的老婆过来看他，给他带了小点心。

　　对于自己的爱情故事，刘春荣不愿意多说什么：“我的婚姻跟旧社会没有太大区别，是娃娃亲，但你也不能说是童养媳。”

　　在农村，越是穷的地方，订婚越早，因为担心以后讨不到老婆。

　　订亲那年，刘9岁，他老婆张燕8岁。刘说当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大人订了就行。他不仅订婚早，结婚也早，1983年就结婚了，当时刘20岁。

　　当时，他是从学校里赶回家去结婚。等回到学校，同学们笑话他，说他怎么这么早就结婚。

　　刘春荣在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能左右，他说：“我20岁就结婚了，长这么大就没有谈过恋爱，这始终是个遗憾。”

　　一方面刘春荣表示遗憾，另一方面，他又说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但什么是爱情，我感觉只要家庭和睦，两人相亲相爱，家里平安，生活感觉舒服就行了。”

　　刘春荣结婚时花了1000块钱，这笔钱主要用于购置“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录音机。给张燕买了一套衣裳，花了30多块，自己的棉袄和裤子都是借来的。“在农村结婚，是穷了老子富了儿。”刘春荣觉得自己给父母增加了不小的负担。

　　不过，与刘春荣为儿子将来的婚礼准备相比，这不算什么：刘的奋斗目标是攒下10万块钱，给儿子在延安市区买下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而不是当初父辈留给自己的三眼窑洞。

　　刘春荣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今年21岁，闺女17岁。他们一家四口人分居四地，感受不到家庭生活是刘最难过的事情。儿子在钻采公司上班，女儿在外地读高中，老婆在延安家里，他在南泥湾工作。一年，只有春节的十几天，可以全家相聚的日子。儿子是岳母带大的，从1岁带到10岁，“和我没感情，三个月不通一次电话。”刘春荣抱怨。

　　让刘春荣评价一下自己的老婆，他回过头来重新打量了老婆一下，说：“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谈恋爱。”

　　让张燕评价一下自己的丈夫，张燕只是一个劲地笑，不愿说什么。

　　新时代的新婚燕尔

　　高焕平和贺晓燕是去年11月刚刚结婚，住在南泥湾镇红土窑村东北部的山坡上。记者采访的当天，抓计划生育的干部来他们家，因为是新婚，镇里卫生院非常关心他们的情况。

　　高焕平24岁，贺晓燕21岁，他们通过别人介绍认识。贺晓燕家在离红土窑15里远的张家沟村。

　　2002年10月，媒人安排他们见了第一回面。他俩分别谈了第一印象，高焕平说：“还顺眼。”贺晓燕觉得：“满意。”

　　接下来的爱情故事发展顺利、但又简单朴实，高焕平经常拉着贺晓燕“到处转转”。结婚的时候，高焕平用4辆桑塔纳把新娘接过来。酒席摆了30桌，全村人都请了。结婚的开销一共是两万块钱。

　　新人的卧室是一间窑洞，重新装修过，铺着整齐的地砖，摆着气派的音响，挂着巨大的明星月历。

　　这是一对话不多的新人，幸福就写在他们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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