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吴敬琏的浙江探秘之旅(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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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14日15:52 求是-《小康》杂志 | ||||||||
  吴敬琏  吴敬琏 文章结构： ●引言：吴敬琏的浙江探秘之旅 ●春天的十二个瞬间
●浙江活力双引擎 ☆民企向上 ☆市场英雄 ●吴氏五辩 ●浙江：政界VS商界 ●引言：吴敬琏的浙江探秘之旅 《小康》杂志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www.wosmedia.com 1998年夏天，吴敬琏受朱镕基之托，行走浙江，对“温州模式”做了一次系统考察，行程1000多公里，走了绍兴、台州、温州、金华等地区，与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进行了交流。正是那次浙江之行让吴敬琏和浙江的民营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他的结论改变了中央政府对浙江民营企业的看法。 2004年4月7日至18日，吴敬琏再走浙江，这一次他将得出怎样的结论？ ●春天的十二个瞬间 《小康》杂志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www.wosmedia.com 浙江情结 1998年夏天，吴敬琏受朱镕基之托，对浙江的中小企业做过一次系统考察，行程1000多公里，走了绍兴、台州、温州、金华等地区，与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进行了交流。正是那次浙江之行让吴敬琏和浙江的民营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次考察后，他向朱镕基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写道：“这个地区的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它们所蕴涵的巨大力量和有待开发的潜力，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走向新的高涨所应当依靠的力量。”1998年，当时的国民经济经过治理整顿，尚未走出低谷。 在随后的六年中，吴敬琏一直对浙江经济发展保持着最大的关注，几乎每年都要来浙江。其间，“浙江经验”经由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媒体的推动，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吴敬琏的“浙江情结”却因其对中国改革前途的深切关怀而愈加浓重。他曾在一本题为《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著作中引述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中国的未来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抑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是在时时撞击吴敬琏心头的一个沉重的问题。他渴望找到答案，渴望从现实中获得启示。于是他又一遍遍地把目光投向浙江这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域。 直到2004年4月，百忙之中的他才又一次获得系统考察浙江的机会。这次的行程更远——1500公里，课题更严峻——浙江的民营经济如何实现新飞跃，浙江的市场体制如何迈上新台阶。 老骥伏枥 4月6日到4月17日，吴敬琏先后考察了杭州、湖州、绍兴、义乌、永康、温州、台州、宁波等八个市县，与当地的领导和企业家广泛交换了意见。 在考察的十多天中，吴先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作息时间：早晨7点起床，赶往下一个城市；上午，与当地官员和商界人士进行座谈；下午考察当地的两三家民营企业，并与企业家座谈；晚上，与考察组的其他成员总结、梳理白天获取的信息，并对第二天的考察做一个准备。一般都要工作到夜里11点左右，有时甚至忙到午夜1点多钟。 一个74岁的老人精力如此旺盛，让随行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自叹弗如。吴敬琏的博士生黄少卿说，他有一回跟吴先生出门考察，结果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躺在床上休息了7天，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头疼，而吴先生跟没事人一样。 吴敬琏的精力来自于他长期一贯的繁忙工作，更来自于他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衷和执着。 在考察义乌小商品市场时，他对很多商品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进货渠道，销售方式，利润，发展模式都是关注的话题。30万平方的小商品城，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逛了大半圈，并且跟很多摊主作了面对面的交谈。 每天，在那辆长途跋涉的商务车内，由于连日奔波的疲惫，考察团成员大多闭目养神。可是，吴先生座位周围总是充满欢声笑语，随行的人喜欢和这位老先生聊天。吴先生兼收并蓄，满腹经纶，总是让人在聊天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启示。从经济到社会，从法律到历史，从信息技术到文学艺术，吴先生是一个开发不尽的知识宝库。 不过更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的指导，吴先生曾经问记者，做一个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记者向他讨教，他说，首先要有人品，没有人品不能做好记者。其次，要有学识，有了学识看问题才能站得更高。最后，要有专业技术，把东西写得漂亮。 古道热肠 4月7日晚，在绍兴，市长王永昌在陪同吴先生用餐时提了经济发展中的5个困惑：绍兴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现代企业制度该如何建立；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市场经济中政府该如何扮演好角色；商会、协会等民间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吴先生停留绍兴的时间只有一天，王永昌顾不得场合，抓紧请教。因为这五大命题，一直困惑着这位主政一方的官员。 吴先生放下筷子，开始一一剖析、回答。这一讲，就是将近一个钟头，晚餐过程成了吴先生的一台演讲。 整个浙江之行，各地官员都利用机会把心中的疑惑说给吴先生听。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陪客人的间隙来宾馆看望吴先生，他是带着问题来的：温州发展中遇到土地瓶颈问题该如何解决；“温州模式”近来引起了争论，区域发展究竟存不存在“模式”。 台州副市长元茂荣觉得宏观调控沿用了原来计划经济的老方式，上头把各地政府遇到的问题简单化了，对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考虑不够，出口退税政策给地方财政造成很大压力。希望吴先生能帮助向上面反映。 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都向吴先生介绍了当地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探索，提出许多很实际的问题，与吴先生进行切磋。 面对官员们的信赖以及他们求贤若渴的态度，吴先生更是不辞辛劳，尽其所能，满足大家的求知欲望。他不仅帮助解疑释惑，还自己掏钱到当地新华书店买一些有针对性的书籍，赠送给官员们。 4月14日，台州临海。本次考察活动安排的唯——次景点游览——观赏“江南古长城”，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地方。吴先生应临海市委书记的请求取消了参观计划，改为给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做了一次宏观形势分析报告。 学者风范 吴敬琏到一地考察，都要召集民营企业家开座谈会。在对座谈会的要求上，吴先生说规模不要大，加上随行人员，总人数不要超过20人，他希望能在小范围内，和当地企业家作深入的交换。 每次座谈会的开场白，吴先生都要强调：“我们此行的目的是研究实际问题，浙江经济在提升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开门见山，有什么说什么，不要绕圈子。” 有一天在温州，陪同的副市长向吴先生建议：有些题目，我们政府领导在场，企业家不一定会放开讲真话。吴先生觉得有理，就将考察组兵分两路，一路企业家座谈，一路商会座谈，政府领导只参加一组，不参加另一组。果然，没有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就比较多。 企业家们与吴先生的交流是热烈的，他们提的问题和政府官员提出的问题角度不同，既关心微观，同时也关心宏观。如家族制企业改制，企业人才战略，水、电、油、原材料供应及价格，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等。吴先生作为学者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却为大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背景资料，让企业家们开阔了视野。 企业的每一点进步都让吴先生兴奋不已。在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告诉吴先生他的一台工业缝纫机能赚回一辆奥迪车，吴先生开怀大笑。在强强集团，董事长黄聪弟介绍了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尝试，吴先生听了尤为感兴趣。在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介绍了企业改制的5步曲，吴先生要求考察组成员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 吴先生的博闻强记和渊博知识给企业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企业家在做完自我介绍后，吴先生都能记住名字，在随后的讨论中直呼其名，让企业家倍感亲切。 会后吴先生的夫人周南教授说，吴先生是该记的都记住，不该记的什么都记不住。在绍兴考察的时候，吴先生就把手表忘在了宾馆里面，那块手表已经使用多年，走走停停，表带子也没有，吴先生把它搁在兜里，要看时间才掏出来。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随行人员问吴先生要不要回去拿手表，吴先生说不用了，它早该“退休”了。 ●浙江活力双引擎 《小康》杂志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www.wosmedia.com ☆民企向上 浙江是“民营大省”，今天说的“浙江经济”就是民营经济。 在浙江，什么是“民营经济”？一度成为上下争论不已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民营经济”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性，准确的提法应是私营经济。但有人立即反驳：“集体”算不算民营？“国有民营”算不算民营？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实现全省民营经济新飞跃的动员大会上，省领导的报告将“民营经济”界定为不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的非国有企业。有人坚持说，外资企业其实也是民营企业。 2002年，民营企业在浙江全省GDP总值中占到69%，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88.2%，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0.6%。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版图上已经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 浙江民营企业有如今的规模，得益于浙江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亦与浙江人历史悠久的经商传承有关，与浙江民营企业家自我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有关。 这次吴敬琏先生考察浙江之行最关注的就是民营企业的未来。 有人说，随着“浙江经验”在全国的推开，浙江的制度先发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随着加入WTO后的过渡期行将结束，外国跨国公司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夺门而入；浙江民营企业在第一轮竞争中表现出色，占得先机，那么，在今后失去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他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绝活和招数，能否为全国的企业提供一些新的“经验”？ 吴敬琏一直在默默期待。 技术创新蓄势待发 谈到浙江的民营经济，不少人还是保留着这样一种旧的印象：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综合竞争能力不强，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自主产品开发能力更弱。事实上，我们这一路看下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台州，一个毗邻东海的新兴城市，占地2平方公里的“飞跃工业城”正拔地而起。这里是中国飞跃集团的总部，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缝纫机设备生产基地。 在缝制领域，飞跃集团几乎囊括了所有产品类型，拥有31大系列，300多个品种，年产各类缝纫机200万台。而在18年前，飞跃还只是一个仅10位工人的家庭手工作坊。 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在创立飞跃之前，曾在东北走村串巷当过一段时间的鞋匠。谈到飞跃现在的发展规模，邱继宝自己却说：“想都不敢想。” 其实这是邱继宝自谦，他不仅是个非常敢想的人，而且更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要不，当年朱基总理怎么会称他是“国宝”？朱总理称邱继宝是“国宝”有个故事：那年，朱总理到邱继宝厂里考察，听说邱继宝搞的是工业缝纫机，大为吃惊，因为当初朱总理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亲自抓国有企业的工业缝纫机项目，最终还是未能搞成，他没想到在台州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又是这样一个青年农民，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居然把工业缝纫机搞成了。当然，朱总理当时也没想到，原先上海那家国有企业的副老总，后来也来到了邱继宝的公司。 邱继宝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度，他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也受到治理整顿下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利润十分微薄。当时，一些朋友鼓动他去搞房地产，丰厚的利润对于商人来讲永远充满诱惑。就在这个时候，邱继宝第一次遇到了来浙江做中小企业考察的吴敬琏。吴先生给邱继宝提了个建议，加大力度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掌握核心技术，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时间一晃就是6年，当吴先生又一次踏进飞跃大门的时候，飞跃早已是今非昔比。鳞次栉比的厂房昭示着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崛起。邱继宝双手握住吴先生的手说：“吴老，我向您汇报，以前我们一台缝纫机才赚一包香烟钱，现在，我们一台缝纫机可以赚回一辆奥迪车。” 邱继宝尝到了科技开发的甜头。这6年来，飞跃不断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已经获得国家专利100多个，许多产品占据了国际市场的潮头。 邱继宝自豪地说：“你说这个缝纫机有什么呢，不就是一点铁，一点铜吗，怎么能这么赚钱，因为它的芯片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我们卖得贵，就是在卖技术的钱。” 这一次，吴先生又给邱继宝提了建议，能不能开发其它小家电产品，“既然已经开发出核心技术，就要加大它的利用效率。”邱继宝说：“我们要么不做小家电，要做就做中国的飞利浦。” 邱继宝说的很有底气，他向吴先生保证，下次再到浙江考察，他一定拿出最新的产品向吴先生汇报。 在吴先生此行考察的六市县中，像邱继宝这样醉心于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家比比皆是，每个人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故事。据省里的部门介绍，2003年，浙江民营企业的科技投入达到135亿元，占全社会科技总投入的75%。同年，浙江省申请专利近2.15万件，其中95%以上的专利来自民营企业以及科技人员。 家族制的“金蝉蜕壳” 在2004年4月的一份浙江中小企业局的报告中显示，“八五”时期是浙江乡镇企业大改制时期，按照明晰产权，盘活存量，激活机制的改制要求，浙江的乡镇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变革，焕发了巨大的活力。1988年，浙江乡镇企业产值是江苏省的56%，到了1998年，改制后的民营企业7大指标超过江苏，夺得全国第一。 对外，浙江人喜欢拿江苏人做比较，苏南模式曾经是他们衡量自己的标杆。时过境迁，当浙江的民营经济把江苏甩在后头的时候，当苏南也终于启动产权改革从固有的模式中脱颖而出的时候，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制度创新。 温州市夏梦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孝祥给考察组讲述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陈孝祥的夏梦公司成立于1991年，跟温州千千万万私营企业一样，靠5万元起家，一个家庭作坊，三兄弟共同创业。开始时企业的主要成员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三兄弟感觉“都是在给父母打工”。 到了1996年，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陈孝祥感觉到再这样下去，仅凭血亲关系纽带维系企业运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家庭内部吃起了大锅饭，必须明确企业内部的财产关系，解决“为谁做、谁是主人”的问题。于是实行了家庭内部的“股份制”，划分三兄弟股权，由此再度激发起大家的积极性。 发展到了2001年，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三兄弟钱都有了，可是做人目的不尽是为了赚钱啊，还有名誉，还有权力地位，现在出头露面的都是老大，也不能让大家心平啊。陈孝祥说：“这个时候，以我个人的力量已经说服不了大家了。”他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2002年下半年，转机来了，陈孝祥在国外考察时与意大利的杰尼亚集团有了接触。这个世界西装顶尖品牌商向陈孝祥提出了合作意向，陈孝祥立即抓住了这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随后的合资谈判中，虽然夏梦的资产评估有2亿元，但对方只认可1亿5千万，陈孝祥也就痛快地接受了。他认为只要企业获得加速发展的契机，打入国际市场，并可以获得外资企业的销售网络，花5000万元的代价是值得的。而且，他内心里还有更深一层的谋虑，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合资使企业制度得到质的提升，突破家族制的局限。 合资后的夏梦集团确定中外双方各占50%的股份，外方提出由陈孝祥担任总经理，陈却一口拒绝，说，我与你合资的目的，就是要你当总经理，要你带入先进的管理。外商说，如果你只担任董事长，那么你的权力将很有限，董事长只是负责召集会议，表决时也只有一票，你能承受吗？陈孝祥断然回答：我接受！此时的陈孝祥虽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深义还有些朦胧，但是作为商人的直觉，使他明白在关键时刻应该作出什么样的理性选择，应该放弃什么、争取什么。 企业办大了就是社会的，如果说浙江民企发展的初始阶段，动力还是源于企业家个人为了过上富裕生活而努力的话，那么现在千千万万类似陈孝祥一样的企业家已经把企业当作社会的一部分，把经营好企业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 有“文化”的民营企业家 一般地说“浙江的民营机制优势已经失去”，作为给自己“加压”诚然不错，但从学理分析却不尽确切。事实上也有一种不同的意见，就是认为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历程已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更已积淀而为一种“文化”，深入到乡土，深入到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氛围，更成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经济、创新制度的动力。这种状况与时下其他一些地方的制度“移植”是不一样的。 对浙江10多天的考察，一个感触颇深的地方就是民营企业家的良知和道义。浙江民营企业家并没有单纯的在商言商，特别是那些已经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它们的经营者无一例外的表现出较高的思想境界，浙商的品牌不光是建立在勤劳，精明的基础上，更重要的一点，它是一块诚信的金字招牌，是一种理想和抱负铸就的丰碑。 台州，中国唯一的民营汽车企业所在地，吉利集团在遍地都是外国车的情况下打出属于中国人的汽车品牌。 当考察团请吴敬琏给李书福作个评价时，吴先生开玩笑地说：“胆大。” 创建中国民族品牌，李书福的志向已经放眼全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许多国有企业扛过又倒下的大旗，他接了过来，这不能不说是个极为大胆的尝试。 让中国人都能开上车，让汽车这个暴利行业走下神坛，李书福的豪言有待验证。 在温州，2004年5月23日，8家制锁企业联手，注册资金1亿元，成立了温州强强集团有限公司，这艘“航母”集中了“中国十大锁王”之中的四家。 董事长黄聪弟明确表示，要向温州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旧习惯挑战，摆脱低价竞争的恶梦。8位老板自砸饭碗，自断后路，走强强联合的道路。他们想的不只是在国内取得霸主地位，志在必得的更是进入国际市场，迎接入世的挑战，在国际市场上做出自己的品牌。 目前，强强集团正在筹建自己新的工业园区，准备将原先的8家企业搬迁集中，从技术研发到生产规模，从企业管理到销售渠道，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整合。黄聪弟告诉考察组，他们请来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专家，专门为他们进行未来的管理制度设计。 在宁波，全国最大的服装企业——雅戈尔集团的面料生产基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董事长李如成介绍了企业发展的情况。 这个当初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历经联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的转变，一路走来，马不停蹄，如今正在进行多元化股权结构的改造。企业结构的不断变换，不仅表现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浙江商人的适应能力。更说明在人治和法治之间，那些白手起家的商人日益鲜明地取向于选择制度和法治。 李如成说，现在他在雅戈尔的股份是5%，当初创业者们的股份都已经非常少了。他指着身边年轻的同事们：“5年之后，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要把股份都让出来给他们。” 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都讲到了这一点，认为不仅是国有企业需要改革，民营企业同样有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一批上规模的家族企业要走向股份制，股份制的股权结构要逐步由封闭到开放，由家族化到社会化，由不流动到流动。除国家需要创造资本市场等大环境外，企业自身也应有所作为，政府之间也应发挥引导作用。 ☆市场英雄 来浙江考察前，就看到这样的文字资料：在人均只有几分地的浙江，唯一可以谈的资源恐怕就只有人了。正是浙江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浙江不养牛，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繁忙的三合板市场；于是，自然资源最贫乏的浙江，成了人均资源同样不多的中国最向往的榜样。 来浙江看了以后，才知道浙江的市场是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气派而有水平！ 浙江的经济模式有着明显的块状经济特点，我们一路上看到，绍兴的轻纺，义乌的小商品，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纽扣和汽摩配件，台州装饰材料和日用工业品，都冠以“中国”的头衔，都是闻名遐迩的专业市场。 在寻求浙江民营经济上新台阶的命题下，各地专业市场既往的发展道路和新的探索更令人关注，值得研究。 专业化市场的未来走向，有形市场的生命力，都是耐人寻味的话题。而各地市场的发展生态也能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义乌 在义乌浪纱袜业的展示厅里，迎面看到的第一幅照片就是70年代末的义乌商人：头戴乌毡帽，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走街串巷，一路吆喝。第一代义乌商人的交易方式就是如此，在计划经济后期管制的夹缝里，商品经济重新萌芽，义乌商人通过走街串巷，手挑肩扛的方式来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 改革开放后不久，义乌就有了小商品市场的雏形，“鸡毛换糖”的交易方式初步孕育为一个有形的地摊市场。到了1982年，义乌县委县政府参考了温、台的经验，率先提出颇有远见的“兴商建县”的战略构想。随后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逐渐拉开了架构，规模逐步扩大，门类越来越多。 义乌市走出了一条以商贸业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路，从传统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市场大市。 2003年底，义乌市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6.4万户，私营企业1.7万家。这些工商业主从前店后厂的简单家庭作坊模式逐步转变成贸易公司。第三方物流的先进理念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的广告语，昭示出义乌的勃勃雄心。 1992年9月3日，国家工商局批准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命名为“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10多年过去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扩张成中国 第一大市场，它拥有营业面积150万平米，经营商位4万多个，汇集了28个大类，32万多种商品。 如今漫步在义乌小商品城，就好像进入万国博览会，不仅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种肤色的人也摩肩接踵。一位巴基斯坦商人告诉记者，他每年来义乌四次，每次采购金额25万美金左右，让他谈谈对义乌商品的印象，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便宜。” 随着商贸发展，义乌的块状经济已经迅速崛起，全市形成了针织袜业、饰品、服装、工艺品等14大优势行业，很多商品的产量都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 外国常驻义乌的客商有5000人，流动人口20万人，这批人不仅拉动了义乌的餐饮业和旅馆业，就连房地产业也带动起来。义乌市副市长王东堂介绍说：“义乌的楼盘5000块钱以下的地段就有些偏了。” 永康 永康和义乌同属于金华市，作为另一个专业市场，永康的产业优势是五金，市场的特点也是五金，号称“中国五金城”。 永康的女市长李秋华对记者说，永康的发展战略是“强项在工业，特色在五金，优势在民企，潜力在科技。” 在“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恶劣地理条件下，永康已经建设成继德国、日本之后全世界第三大五金制造业基地。 在永康，三大产业比例分别是4.2%、66.5%、29.3%，工业比重远远超过浙江其它地区，正是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使永康产生了集散效应，五金市场的诞生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永康的五金产业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宋朝，那时候就有“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永康人得到施展自己专长的机会。目前，全市有大小五金企业10000多家，产品涵盖了机械五金、装潢五金、日用五金等10000多个品种。 随着企业的发展，永康的各类商品市场纷至沓来，现在有各类专业市场67个。其中，中国科技五金城是全国最大的五金专业市场，目前市场总占地1000亩，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经营店铺2400余家，辐射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的交易额是151亿元。 为了提升五金城的档次，迅速打响知名品牌，永康市政府每年主办一届中国五金博览会，至今已经举办了8届，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2002年2月，永康也在中央电视台打出自己的广告，“中国五金之都，铸造世界品牌”。这是政府掏了1000万广告费为企业办的一件实事。 永康市副市长方平告诉记者，永康敞开大门欢迎外来投资，但政府的优惠必须看两个指标：一是每公顷土地投资数额的大小；另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则是投资项目与五金业的关联度。 星月集团董事长胡济荣说：“永康人多地少，我为什么不把企业放到外地去呢，因为本地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这是我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星月集团是一个拥有4000多员工，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胡济荣的话在永康企业家中颇有代表性。 其实，永康的营商环境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当地颇有特色的政商关系。市人大主任胡德伟开玩笑说：“现在政府就是生产队长。”农民田种好了，所得归自己，政府就像生产队长一样，做好管理和服务就可以了。 绍兴 与永康、义乌等新兴市场不同，柯桥纺织品市场的历史非常悠久。 绍兴县行政中心原在绍兴市内，两年前才搬到轻纺城柯桥。柯桥是江南名镇，有着1700多年的历史，历来商贾云集，贸易兴旺，素有“金柯桥”之美称。享誉全国的“中国轻纺城”是国内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与之相配套的服装、纺机、副食品等市场，同样辐射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 绍兴是中国纺织生产基地，纺织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0%，全市现有织机6.5万台，年织造产量达38亿米。 历史传统优势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中转化成了巨大的创造潜能和无限的商机。自80年代初以来，柯桥和浙江省内第一批崛起的专业市场所在地如桥头，如路桥，如义乌等，成了带有浓烈区域经济色彩的新的市镇品牌。 绍兴县委副书记徐林土介绍说：“以柯桥镇为中心的绍兴县已经没有一家国营企业。就连最为知名的轻纺城，也成立了中国轻纺城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民营上市公司。” 1993年，绍兴轻纺城就实现了“管办分离”。上市，更是给市场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 位于杭、甬之间的绍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003年浙江民营企业百强排名，绍兴以36席位列首位，一举超过杭、甬、温。同时，绍兴的上市企业也以35家的数量，位于各个地市榜首。 能在第二轮竞争中后来居上，绍兴有自己的秘诀。市委书记冯顺桥认为绍兴的民营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家族企业，它们由原来的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而来；另一种原先是乡镇企业，1998年后全部改制成为新的股份制企业。冯顺桥觉得，“后者更有活力，更有实力，他们的人员素质更高。” 兼具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长处，绍兴如虎添翼，而当地的纺织品市场在繁荣的民营经济的推动下充满活力。第三方物流等先进理念的介入，让小小的样品展示铺面连接起数以百计的生产厂家，不显山不露水，年销售额达到数亿乃至数十亿元。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董伟奋说：“绍兴现在有各种市场357个，其中专业市场158个，都以块状经济和区域经济为依托进行发展。” 董伟奋以轻纺城为例，工商管理主要起到维持市场秩序，保护公平竞争，创造信用环境的作用。政府让位于企业，政府让位于市场，是绍兴市场越办越红火的另一个诀窍。 董伟奋对记者说，她刚刚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残疾人，这个人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轻纺城摊位拍卖中，政府能够对他予以照顾。董伟奋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因为竞拍是按照市场规则在操作，如果对一个残疾人照顾，那么就要对所有残疾人照顾，市场法则的权威就无法维护了。 台州 台州是浙江中部沿海的新兴城市。1994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台州才正式“撤地建市”。行政区划的调整，无疑在体制上为台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台州市场的建立却要比行政区划的改革早得多。台州人总是自豪地声称，诸如义乌这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都是从路桥市场学去的。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州路桥市场的规模和档次却被义乌、绍兴等地远远地甩到后面了。直到1993年，路桥回头再去学义乌，由政府牵头，动员民间资本，建了一座“中国日用工业品城”，才使路桥的市场重振雄风，跻身全省三大市场之列。 台州是浙江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拥有一批诸如钱江摩托、吉利汽车、飞跃工业缝纫机这样的大型企业。“中国日用工业品城”原先建立的周边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之上，现在的基础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门类更多，产品档次也更高了。 不过，随企业规模档次的提升，企业对有形市场的依附性也在降低，大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营销体系。路桥的市场建设显然遇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政府把有限的资源着重用于对大型企业的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撤地建市，台州新城的建设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压力，使得政府在引导市场方面的作为与上述3个城市相比力度要弱一些。 台州市市长瞿素芬介绍了台州民营企业进入转型期后的发展特点：“产业集群化，技术高新化，管理现代化，经营国际化，投资多向化。”但未来的有形市场路在何方？看来一时还提不到战略高度。 台州有台州的现实情况。但从路桥市场走过的曲折历程，仍可见出政府对引导市场发展提升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温州 台州以南的温州市本是浙江专业市场发端的“领头羊”，80年代初，就因费孝通先生那一句“小商品，大市场”的题词而风靡海内。 温州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才0.33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量温州劳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二三产业转移，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造就了当代中国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词组——“温州模式”。 温州的经济是集群经济，往往一个村或者临近几个村就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例如，柳市的低压电器，桥头的纽扣，萧江的塑料编织。温州形成各种区域品牌19个之多。 市场的先发优势与当时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有关。然而，低层次商品集散到一定规模后就难以再往前推进，政府的规划和服务没能在市场升级方面及时跟进，使温州在市场升级的第二轮大潮中落在了后头。 温州市场的发展停滞，也与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熟度有关。温州市场没有形成品牌，也与它的市场总体容量虽大，但产品种类驳杂、小商品档次较低以及市场数目较多却比较分散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温州的专业市场大都不像绍兴、义乌等地依附于中心市镇而生，不能形成“以商兴市、以市促商”的格局，有形市场被弃置于这一轮城市化浪潮之外，以致于不得不被“边缘化”。 此外，温州经济是“两头在外”的经济，资源、人才、技术都来自温州以外的地区，产品销售也在温州以外。同时，温州经济因为发展较早，走了一条外向扩张的道路，在外已经有成熟的销售渠道，开始由本地的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外地市场转变。也就是说，“温州经济”已经成为“温州人经济”，但求所有，不求所在，自然也就不受有形市场的拘束了。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表示，市里正在重新考虑温州市场的问题，要分析衰落的原因，找到新的出路。他同时认为，时下有一种论调，就是说“温州模式”正在走向消亡。我不认为温州有什么“模式”，没有“模式”才有温州的发展。至于政府对市场的引导，李书记也认为，基本的选择还是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 ●吴氏五辩 《小康》杂志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www.wosmedia.com 在浙江考察的过程中，吴敬琏不断把问题抛给地方官员，抛给企业家，也抛给自己。 浙江经济在提升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各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企业的升级空间在哪里？政府如何处理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问题不断被提出，反复被讨论。 吴先生一路过来，边考察，边思考，在行程的后半段，老人家逐步给出答案，它们或扶正祛邪，或拨云见日。 ☆一辩： 宏观经济是否“过热” 近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极为关注，不少地方向吴敬琏反映了当前生产要素供给紧张的情况。吴敬琏在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探讨中，表示了他的观点：目前的成品油、钢铁、电力、资金等的供应紧张状况，正是前期投资增长过快而宏观调控不到位的结果。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的责任，宏观经济要防止大起大落。 经济过热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过大，城市建设、交通建设、汽车制造业、房地产业发展太快，带动钢材需要量大增。去年我国消耗掉2.5亿吨钢材，全世界一半的水泥。供求决定了价格关系，价格一高，盈利就高，大家都建钢厂。 要做到宏观经济稳定不容易，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不希望“大落”而希望“大起”，都不希望政府做出抑制过热的决策。而“大起”必有“大落”，不能“软着陆”，就只有“硬着陆”。如果政府没有把握，没有魄力，不敢做这个决策，宏观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现在，有一种悲观的估计，美国的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它认为中国已经错过了“软着陆”的机会，肯定是“硬着陆”了。果如其言，那么造成的结果就会很不好。国务院这次讨论经济形势，批准央行提高0.5个准备金率，还是要求“软着陆”，可是网上抨击得厉害。 中国是个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粮食问题还不是太大，石油就不行，去年进口了那么多石油，不单我们感到紧张，外国人也慌，认为这是导致世界性冲突的根源。石油不是想进就能进、想进口多少就能进口多少的。 我们的制造业由于人工便宜，制造成本最低，但交易成本却因为制度、体制因素而非常高。我们的1元产值需要5元投入，美国则是1比1，就是与印度比也相差1倍。印度增长率和我们差不多，今年一季度比我们还高，他们的投资率只占GDP的24%，我们占到了47%。我们的经济规模大约是日本的三分之一，用油量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 土地的利用率也是如此，深圳此前提出土地问题限制了发展空间，要求从惠州划一块过去。但深圳与香港的可用面积差不多一样大，香港开发了一百年，只开发了土地面积的20%。深圳开发完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香港的1/6。当然其中有个结构问题，香港第三产业发达。但这样的比例毕竟太悬殊了。短期问题要解决，长期思路更要明确，一定要走集约化的路子。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长方式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 温总理在两会上就指出今年是个“关口”，又讲宏观经济能否稳定这个考验比去年的SARS还严重。前一段的调控注重于微观干预措施，但看来用微观干预解决宏观问题不行，计划经济习惯于微观干预，动辄强化审批制，不是提供宏观信息，让企业去选择。接下去可能更需要注重采取宏观手段，如准备金率、利率等。 ☆二辩：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 浙江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原生型”的，就是典型的个体私营，由原先的家庭手工业慢慢发展而来；一种就是“再生型”，即90年代中后期由乡镇集体企业改制而来。1998年吴敬琏考察中，就对一些企业提出过如何由家族制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变的课题。时隔6年，企业家们把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了出来，再与吴教授探讨。 吴敬琏首先纠正了外界关于他否定家族制误传。他表示，没有标准的企业组织模式，没有适应于一切情况的财产组织形式。家族制一般说来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是比较好的形式，特别是在中国。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比如“2亿元现象”(湖州一些家族企业资产规模达到2亿元左右后，由于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的原因，出现了发展停滞的现象)，到了这个阶段，对专业人员、职业经理人的要求就高了。 第一代创业者进入老龄，其后代不一定能把握住企业，这就需要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解决矛盾。股权多元化，一部分股权为家族外的其他人员所拥有，或者为社会所拥有。但股份公司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环境。东亚的环境总体上不是很好，由此产生了家族公司，如李嘉诚，而且还是上市公司。虽然公司内部仍由李氏家族起决定性作用，但仍可使职业经理人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家族公司也尝试这种分离，李嘉诚就做得比较好，聘用职业经理人负责运作，但最重要的决策仍然由自己做。这种转变和过渡有一定风险，过渡不好就破产，如王安。但王安没了，王安公司还在。国内过渡成功的例子不多，因为原来家族企业的一套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格格不入；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有一个如何适应、调整的问题。 怎样引入职业经理人，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老板心态要调整；其次，经理人心态也要调整。职业经理人是空降部队，他们往往是在国外受教，进来以后，先是文化碰撞，结果就弄不下去。另外，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也有待提高，不能指望干一票就走。在职业经理人成熟起来之后，创业者就应该渐渐淡出，充分尊重职业经理人，给职业经理人以充分的发挥空间。 围绕民营企业制度创新问题，吴敬琏还与企业家们一遍遍设问、对答。 针对温州“四大锁王”联合组成的“强强集团”，吴敬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和关注，但他也提醒企业管理高层：民营企业走联合之路，往往容易重蹈一个历史误区，就是“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企业联合一定要建立在有效的制度基础之上，不能单靠人缘关系和面子。打造百年老店，制度是根本。重要的制度有：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等。一定要朝着现代公司制的方向努力，公司制建立了几百年，是个好东西。 ☆三辩： 民企如何介入金融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盈利与风险总是对称的。银行不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而只是一个稳健经营的行业。国外企业参与投资银行业，是把银行作为一个稳健行业，有利于财富存储，也是一种“家道殷实”的表征。现在我们有些民营企业家则想通过参股银行搞关联贷款，这恐怕不行。 所谓“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在国外实质上就是寡头经济。美国在二战后对此是打击的，不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当时把摩根财团也解散了，实行分业经营。90年代虽然又允许混业经营，但中间是有“防火墙”的。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规定太松，只要贷款不超过资本总额就行，今后规范起来，要想搞关联贷款也难了。所以，希望民营企业家们要注意合理安排，投资要注意分散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吴敬琏同时主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要有特殊安排。他说，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世界各国都有，特别是日本做得比较成功。 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具有两重性，一是它具有政策性融资的特点。中小企业有外部性，所以要有政策性担保。因为中小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特有的贡献，特别是为保持市场竞争度所必需，但因为其规模小、盈利性差，这种贡献又不能完全以其自身的效益得到体现，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预算拨付、贴息等方式给予适当的补贴。另一方面，当然又是商业性，在给予补贴后，就要按商业化原则运作，并对其进行效益考核，包括考核它的放大率、赔付率等等。 现在一些地方担保机构的毛病还是行政干预太多，行政指令给谁担保不给谁担保，这就不好办了。解决之道就是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但政府对中小企业担保的补贴还是要有。今后还是应该多发挥商会、同业公会的作用，也可以用它们的“会费”为小企业担保提供一部分补贴。吴敬琏批评说，中国目前这块工作做得很不到位，《中小企业促进法》已经作了相关规定，但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一些政府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 至于商业性信用担保，吴敬琏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但是一般都没有补贴。国外一般也不包括贷款担保，因为这件事银行自己完全可以做，它了解信息，做起来比别人方便。基于中国的情况，也可以尝试搞贷款担保，但由于目前利率尚未放开，无法用“大数法则”精算。 此外，台州和宁波的一些民企在政府大力扶持下，迅速做大做强，虽然融资不再成为问题，但投资问题又摆上了议事日程。如何合理投资，如何建立民间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这些都是吴敬琏关注的问题。 ☆四辩： 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4月8日，绍兴市市长王永昌在接待吴敬琏的晚餐上，向他提问：近来有一个说法，工业化中后期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发展重化工业，可绍兴历来是以轻工为主，应该怎么办呢？ 吴敬琏表示了以下的观点：有一种说法可能误导我们，即中国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这个观点很流行。有人认为，浙江原来的工业结构太轻，要适应新要求，要重。中国今后是否要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呢？我对此有怀疑。 其实这是一个老的理论。霍夫曼把工业化分成三个阶段，早期以轻工业为主，中后期以重化为主。有个“霍夫曼系数”，按轻重工业比例来定发展阶段，即所谓“大国典型结构”。 斯大林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超越前两个阶段一下子进入重工业阶段，这叫做苏维埃的工业化道路。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这样搞的，但这个理论和20世纪中期的欧美国家发展的情况不一致，他们在那一阶段第三产业窜升得很快。 后来的理论发现不是这样的，到了工业化后期，特点是第三产业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的比重稳定。20世纪末又出来信息产业这一新的部门，这是各国不论处于哪个阶段都出现的新部门，信息产业渗透到所有的行业和部门，信息产业的出现让产业结构规律发生了变化，它带动了其它所有产业，也带动了第二产业。所以说工业化中后期必然发展重化工业的理论是不太准确的。 不过，最近几年我们的情况有个特殊性，就是一度对重工业压的厉害，出现了短缺。诸如三年不建电厂，导致目前电力紧缺，还有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个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了拉动内需，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游资很多，都跑到房地产业去了。资产市场膨胀，2000年表现在股市，2001年后股市不行了；就表现在房地产业上了；对钢的需要量就上来了，大家又都投资钢材。 片面地认为重就比轻要好，是不正确的。觉得重就一定比轻赚钱，也是短视行为。中国到现在第三产业比重还很低，这是经济效率低的重要原因。需要研究，不一定是结构轻就要向重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资源特别贫乏的国家。铁矿石要从拉美、非洲进口，沿着老的工业化道路肯定走不通。中国钢铁产能，包括在建投产后的产能，可达3.5亿吨。即便这样还是达不到重化工业要求的平均水平，这几年国际矿石价格抬升，把海运价格也拉上去了，涨了200%。靠重化支撑工业化不行。 十六大其实已经提出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是用信息技术带动工业化。但文章没有做下去，反而似乎说得越来越少了。我们要研究一条节约资源的工业化道路。比如说，温州的企业往上海转移，当地有什么办法留住这些企业？信息化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许多研发中心就坐落在一些偏僻的城镇，采用宽带网络，事情就解决了。 ☆五辩： “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考察路上，吴敬琏经常与调查组讨论一个问题：在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之后，他又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政府要管宏观经济的稳定，要管市场秩序，要管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十分复杂的系统，要建立一整套制度支撑体系。发达国家是在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下运作，我们的政府首先面临着一个建立制度、创新和完善制度的问题。有些事不必政府自己去做，但建立制度则是政府的职责，责无旁贷。比如，要建立传播公众信息的通畅渠道，这就是政府要做的。宏观经济的“过热”，其根源在于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错位，对GDP增长过重的行政责任和对微观经济活动过大的干预权力，造成了党政机关直接和间接主导投资的格局。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把政府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指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管理职能改革涉及党政干部考核任免标准、各级财政收支体制等多方面制度，而且关系到有关部门及人员的自身权力和利益，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改革，只有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周密设计，分步推行，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实现。 吴敬琏还谈了两个倾向性问题：第一是地方政府扶持大企业、支持大企业创品牌、上规模、走技术进步的路子，这是必要的，但也须警惕少数官员与老板背后的“合谋”。比如，有的地方给企业用地的掌握上就失之过宽，过分向大企业倾斜，容易助长寡头倾向，对企业自身健康发展也不利。 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要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扶持大企业的同时，不可忽略了正在成长中的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也是从中小企业来的，没有中小企业，大企业也会成为无源之水。 第二个问题是，造成此次投资过热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各地城市(包括大中小城市)的急剧扩张，城市化进程呈现爆发式的力度和壮观。 在浙江，由于有着多年积聚的民营经济和民间财富的支持，现在看来发展总的还是健康的，但其中亦有隐患。根源在于现行的土地制度促成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宏大抱负和超常速度：70、50年的土地租金一次性收取，政府的任期则是三年五年，这就很可能诱发强烈的“政绩”驱动和短期行为。 何况这一思路极易得到现实中各方利益的支持：地方财政的计算，扩大就业的好处，企业视土地为当下最大的一块“肥肉”势必趋之若鹜，加上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的冷漠。于是，一种以城市化为表征的“起吊机经济”模式便赫然成形。 即期的矛盾是激化了“要素制约”，水、电、油、各种原材料供给骤然绷紧；未来的趋向是否可能产生另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吃了“子孙饭”，比如会不会发生“木桶效应”，届时其中有一块“短板”限制了木桶的容量？ ●浙江： 政界VS商界 《小康》杂志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www.wosmedia.com 政商关系问卷是《小康》陪同吴敬琏先生考察浙江期间，利用问卷的形式对浙江政商关系做的一个调查。一共发放问卷60份，对象是湖州、绍兴、义乌、永康、温州、台州、宁波等七个市县的主要领导和商界领袖。实际收回有效问卷40份，其中商人20份，官员20份。 为了更好的研究浙江经验，解读浙江民营企业充满活力的原因，希望您协助我们完成问卷，谢谢！ 注意事项 l 官员请选择A卷，商人请选择B卷。 2 认可的选项，请划“√”。 3 没有满意的选项，可以不选，注明理由。 A卷 1. 经常有本地商界人士跟您打交道吗？ A.经常有 B.偶尔有 C.没有 2. 您认为本地企业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跟您交往﹖ A.企业事务 B.拓展私人交情 C.了解有用信息 3. 本地商界人士希望和您拓展私人交情，您怎么看？ A.反感 B.希望保持距离 C.希望全方位沟通 4. 在交往时，您希望本地商界对您的印象是怎样的？ A.热情主动 B.铁面无私 C.无所谓 5. 每个企业都想得到额外的政策，本地商界会经常向您提出一些“胃口很大”的要求吗？ A.经常提出，我小心翼翼予以满足 B.偶尔会有，我总是予以驳回 C.不清楚 6. 与本地商界交往，您觉得—— A.很累 B.快乐 C.我在他们面前很有魅力 7. 您认为政府对本地企业的发展有所作为吗？ A.有作为 B.没什么作为C.制约了企业 8. 您认为本地企业最期望政府提供哪方面服务？ A.政策保护 B.资金或市场C. 发展的思路 9. 本地经济发展现阶段，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A.积极引导 B.无为而治，企业自发 C.说不清 10. 有人说商界太强，会骑到政府头上去，您怎么看？ A.这很好，理应如此 B.这不好，政府应该强 C.政府应该合理引导商界 11. 请用简短的一句话形容本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比如：就跟哥们儿似的。) B卷 1. 您经常会跟本地政府官员打交道吗？ A.经常打交道 B.偶尔打交道 C.不打交道 2. 您出于怎样的目的和本地官员交往﹖ A.企业事务 B.拓展私人交情 C.了解有用信息 3. 在交往时，本地官员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A.热情主动 B.公事公办 C. 没印象 4. 您觉得跟您打交道的官员专业吗？ A.很专业 B.不怎么专业，但还实在 C. 很务虚 5. 您觉得本地商界对主政官员的印象如何？ A.贪得无厌面目可憎 B.言而无信 华而不实 C.铁面无私 缺乏通融 D.敢作敢为，具有魄力 6. 您觉得当地主政官员具有人格魅力吗﹖ A.有 B.没有 C.谈不上有没有魅力 7. 本地政府或官员对您的企业的发展有所作为吗？ A.有，经常雪中送炭 B.一般，只是锦上添花 C.没帮过什么忙 D.说不清 8. 您最期望本地官员为企业提供哪方面的服务？ A.政策扶持或保护B.资金或市场 C. 发展思路 9. 本地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A.积极引导 B.无为而治，靠企业自发 C.说不清 10. 请用简短的一句话形容本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比如：就跟哥们儿似的) 在20份官员调查问卷中，接受调查者既有主政一方地级市主要领导，也有政府某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一部分技术官员。 第一项，官员跟本地商人经常打交道的有70%，另外30%属于偶尔打交道，看来和商人一点交道不大是不可能的。 第二项，绍兴体改办的一位主任选择了全部选项，看来在这个特殊时期，由于体改办的特殊地位，他和企业家的接触是全方位的。 第三项，没有人对企业家希望拓展私人友情表示反感。认为应该保持距离的占70%，应该全方位沟通的占20%。有两位官员没有做出选择：其中一位填写，“不可不交，不可深交”；另一位把全方位沟通改成“适当沟通”。 第五项，大部分官员对企业家提出的要求予以驳回，占50%。两位官员经常碰到这样“胃口很大”的要求，并且小心翼翼给予满足，他们是当地的党政一把手，看来地方官员中的一把手仍然是商人寻求帮助的主要目标。另有一位台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一位官员写到“劳动部门不是要害部门，没有必要提出胃口很大的要求”。 第六项，与本地商界交往，官员们觉得快乐的占40%。另有15%的人觉得很累。没有官员觉得自己在商人面前很有魅力。 第七项，温州科技局的一位官员却认为“政府制约了企业发展”，他是唯一做此选择的官员。 第九项，官员们几乎达成共识，90%的官员把“积极引导”看作职责所在。只有两个官员认为政府应该“无为而治”。 让官员们用一句话形容政府，几位官员的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绍兴市工商局长董伟奋说：“该搭肩时就搭肩，该出手时就出手。” 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葛群力认为：“很复杂，形容不了。” 永康市副市长方平说：“神合貌离。” 台州市长瞿素芬觉得政府和商人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在接受调查的20份商人问卷中，他们既有企业的草创者，也有外来的职业经理人，还有家族的第二代领导人。企业组织形式也从上市公司到家族企业不一。 第一项，选择不打交道的商人只有2位，分别是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和义务梦娜袜业董事长宗谷音。看来企业发展完全和政府脱开关系还是很难。 第二项，义务能达利集团董事长陈溪见是唯一为拓展私人感情与官员打交道的商人。 第三项，觉得官员热情主动的商人占55%。觉得公事公办的占25%。夏梦服饰有限公司的陈孝祥和浙江弘大事业有限公司的胡培建对政府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一位商人勾取了所有选项。 第四项， 65%的商人觉得官员“不够专业，但是非常实在”。梦娜袜业的宗谷音是唯一觉得官员“很务虚”的商人。 第五项，有两位温州商人觉得政府“言而无信，华而不实”。另外，绍兴喜临门集团董事长陈阿裕和梦娜袜业的宗谷音觉得政府“铁面无私，缺乏通融”。65%的商人认为政府“敢作敢为，具有魄力”。 第六项， 30%的人觉得政府“谈不上什么魅力”，有一位温州商人选择“政府没有魅力”。 第七项， 50%的人选择了“一般，只是锦上添花”。有三位商人觉得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没有帮过什么忙”，他们分别来自永康和绍兴。 第八项，商人们看来对政策扶持比较青睐，50%的人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这方面的服务。浙江万泰铝业的董事长徐小飞写了自己的需要，“平等稳定的环境”。 第九项，70%的商人认为政府对企业还是应该“积极引导”。25%的商人觉得政府“无为而治，靠企业自发”即可。有两位商人不知道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 让商人们用一句话形容自己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商人们说了各自的看法。 弘大实业有限公司的胡培建觉得政商关系就是，“分了家，自立门户的儿子与老子的关系”。 永康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蔡瑞兴觉得，“政府宏观指导有余，实际具体可操作的指导不足”。 绍兴天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旱雨认为，“花儿离不开阳光”。 湖州金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锦方说：“需要的时候，拿过来用一下。” 相关专题：《求是》-《小康》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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