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三大国际金融组织对华扶贫贷款成效显著

利用国际金融贷款投资的生猪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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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全球扶贫大会就要在上海召开，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部长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第一次坐在一起，专门来探讨如何减少全球的贫困人口。把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放到中国来讨论，理由其实很简单，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中国的贫困人口比率从63.8%下降到了16.6%，贫困人口总数从2.5亿减少到了现在的2900万，是对全球扶贫贡献最大的国家。但在谈到中国扶贫这组辉煌数字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这三大国际金融组织多年来在中国发放的扶贫贷款。5月24日播出的《经济半小时》节目中，记者

就把镜头对准陕西、贵州和吉林的三个贫困地区，看看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扶贫贷款的帮助下，那里出现了哪些变化？

　　调查：被水窖改变的命运——秦巴世行扶贫项目

　　罗荣贵是陕西省镇巴县永乐乡白阳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在他家储藏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件特殊的工具。

　　记者：这是什么东西？

　　罗：这是背水的。

　　记者：怎么用呢？

　　罗：把水舀满，放到背上背，山坡上才好走。

　　这个外表粗重的背水桶曾经是罗荣贵一家最重要的物品，因为一家老小的吃水、用水都要靠它来解决。罗荣贵对记者说，“我从十五六岁就就开始背水。每家都是这样。背水最近的地方有二三里路，天旱的时候有六里路远，在山坡底下往上背，背一趟水大概要两个钟头。”

　　永乐乡是镇巴县有名的缺水地区，这里不仅没有河流，而且因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雨水难以下渗形成地下水，多年以来，全乡的上千名老老少少都全靠从山下背水解决日常的用水问题。因为缺水，基本的生存和农业生产条件难以得到保证，永乐乡一直徘徊在绝对贫困线以下。

　　在村里，我们见到一位老人的脊背上磨出了几个大包，这就是漫长的背水生涯留下的印记。而说起背水，几乎每一位村民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位老人对记者说，“我有一个小孩在成都念书，回来去背水。我要去，他和我争着去。他把水背到半路上就晕了。晕了他就把水放在那个地方，回来又喊我去背，这是印象最深的一回。”

　　永乐乡村民们祖祖辈辈靠背水度日的命运是从1997年开始改变的。这一年，中国秦巴山区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正式启动，永乐乡作为项目覆盖的160个贫困乡之一，获得了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内配套扶贫资金，当地的政府和世行项目办首先在这个乡实施的就是水窖工程。

　　在罗荣贵屋外的山坡上，记者看到了他家的水窖，从外表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型的蓄水池，每当雨季来临，雨水顺着塑料棚布从中间的小孔流进蓄水池，一场雨就能攒下半年需要用的水。“秋季把水灌满了以后，一个冬天都不用背水了。我的水到现在还没有吃完。” 罗荣贵这样对记者说。

　　罗荣贵还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多数村民和他一样，根本不相信这样一个水窖就能改变全村人的命运。当水窖在2002年陆续建成后，村民相继用上了从水窖里流出的自来水，罗荣贵和村民们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是背水的话，一天最少用三回水，拿桶最少要背三桶水才够。加上人畜和洗刷，现在就节省了。每天要节省三到四个钟头的劳动时间。”

　　从繁重背水劳动中解脱出来的村民很快发现了更多的变化。按照世行贷款项目的设计，饮水、供电等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整个扶贫开发项目中的一个分项目，其余的还包括土地与农户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劳务输出、机构建设与监测、农户小额信贷，一共六个分项目，项目总投资额达到1.4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952亿元。

　　2002年开始，罗荣贵从世行办贷款在屋前的空地种上了杜仲、苹果、核桃树等经济作物，还养上了猪和牛，以往单纯靠八亩自留地种些小麦、玉米，年收入不过1000来块钱的他，现在的收入已经翻了两番。“以前光考虑种点地，维持生活就行了。但是从经济收入方方面面，现在和过去比增加了几番。” 罗荣贵的表情洋溢着兴奋。

　　对于像罗荣贵这样的村民来说，眼下的这种生活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镇巴县扶贫办主任罗永红告诉记者，世行扶贫贷款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由农户自己说了算。“以前扶贫项目是政府叫老百姓干什么就干啥，不管你愿不愿意干，能不能发挥效益。2000以后，特别是世行项目实施以来，老百姓愿意干，政府引导去干，老百姓积极参与去干，就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罗永红手中，记者看到了秦巴扶贫世行贷款项目的相关档案，这其中不仅有每个贷款农户具体实施项目的清单，而且有他们申请贷款的合同以及每年的项目执行情况的监测报告。永乐乡白阳村村长傅友乾告诉记者，他们不光是一开始要动脑筋计划贷款做些什么，还要严格履行各种检查。傅村长对记者说，“开始有些农户还不理解，都说太麻烦，就是要经过这些程序，本人要申请，要填借据，还有地块规划，还要检查，后来还要还款，经过这些手续，审批程序特别麻烦。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现在已经都习惯了。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黄育川告诉记者，让农户参与是世行贷款项目最根本的设计理念。“这是我们从全球扶贫项目中获取的经验。就是在这些项目当中，受益人群实际上是最清楚、最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当怎样提供。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并保证他们能够自始至终积极参与。这样才能确保项目的目标能够有效实现。”

　　根据镇巴县提供的数据，截至2003年年底，世行项目区内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从1995年的289元增加到了896元，人均增收了607元。项目区的贫困人口从1995年的9。36万人减少到了7100人，贫困人口发生率从70。9%下降到了5。6%。这样的扶贫效果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罕见的。(26”)陕西省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富成对记者说，“资金扶持的作用是有限的，能力提高的作用是无限的。多年的实践证明，最好的扶贫效果不是短期的增收，而是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

　　眼下，秦巴世行项目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总结验收和评估阶段，当地扶贫办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将组织农户进行自我测评，让农户自己为项目打打分。而已经摆脱贫困的永乐乡白阳村村民罗荣贵告诉记者，他还有很多想法要去实现。“我们养猪卖，养牛卖，再加上我们有了水窖，每天能节省半个工日发展其它产业，这样一来，我们发展还会快一些。”

　　世界银行贷款在当地改变的远不只罗荣贵一家的命运，我这里有镇巴县提供的一个数据，从97年开始到去年年底，这个县在世界银行贷款的帮助下，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从1995年的289元增加到了896元，人均增收了607元。贫困人口从1995年的9.36万人减少到了7100人，贫困人口发生率从70.9%下降到了5.6%。(字幕)这种扶贫效果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罕见的。但国际金融组织真正给贫困地区带来的变化还远不止这些。

　　世界银行进行的扶贫开发，并不是直接给贫困人口送钱，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贫困的人们打开眼界，自己产生走向富裕的动力。这样才是走出贫困的最有效的道路。这样的扶贫思路，在亚洲开发银行也是一样的。在贵州六盘水的大山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修建了一条叫水柏的铁路。铁路修通后，当地贫困农民的想法也开始产生了变化。

　　调查：被铁路改变的命运——贵州水柏铁路亚行贷款项目

　　这是一项令人瞩目的工程。位于贵州省西部的水柏铁路虽然长度只有118公里，但是它已经创下了好几项纪录：它是国内唯一的一条盘山铁路，在陡峭的营盘山上，铁路上下盘了三个圈，也使得沿线的村民获得了人均最长的铁路里程；它穿越的桥梁隧道总长达74.44公里，占项目总长的63%，比例为中国铁路之最；作为项目组成部分之一的北盘江铁路大桥全长468米，高280米，是全世界跨度最大的铁路桥。但是，让水柏铁路举世瞩目的不仅仅是这些工程学上的数字，作为一个穿越了中国最贫穷山区的交通运输项目，水柏铁路就像一条生命线，从它开工的第一天起就打破了山区的宁静闭塞，改变了沿线村民的命运。

　　营盘乡高峰村的村民黄喜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34岁的黄喜几代人都没有离开过山里，他和妻子张移苏靠种玉米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1998年，水柏铁路修到营盘乡，黄喜和村里的许多人一样都被水柏铁路公司雇佣到工地上去打工，做混凝土工人，一个月收入也就千把几百块钱。用黄喜自己的话来说，自从和那些修铁路的人打上交道，他开始有想法了。“人嘛不要光想着种地，种地不是办法，要想到做些生意。各方面想一下，做一下，比种田要舒服得多。”

　　2002年，铁路完工后，黄喜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他在村里建起了第一个小麦加工作坊。他对记者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好的加工机器，小麦都被外地人换走了。我看到外地人用的机械是从云南进的，我就请他们帮助我，也从云南进了这种机械来加工小麦”。“从修铁路以后我就有赚钱的想法，因为看到那些大老板到我们地方来，当老板的都是外地人。人家为啥有钱，我们地方的人为啥没钱，想到他们的钱不可能是自然有的，他们都是从一些小的方面发展起来，所以想到要自找门路。不说赚大钱，赚点小钱。”

　　搞起了多种经营后，黄喜一家每个月的收入都在1200元左右，而在修铁路之前，他们每个月的收入不过2、3百元。两年前，黄喜花了2万多盖了130多平米的大房子，还添置了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电话。今年1月，黄喜又在镇里的街上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服装店。

　　黄喜的经历并非一个偶然。贵州水柏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谨华告诉记者，这个项目他们总共向亚行贷了1亿多美元的款，从一开始打交道，亚行就对项目的社会效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它比较注重社会效益，就是对沿线的扶贫，对沿线地方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好处。强调要求我们在施工期间一定要吸收沿线的贫困的农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在担任非技术工作时，有一定的比例要求，要求不少于45%。”在贵州水柏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记者看到了亚洲开发银行与中方签署的贷款项目协议以及亚行专家中期检查时留下的备忘录，上面对涉及移民安置、社会发展、扶贫等方面的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杨谨华告诉记者，“亚行不单看经济效益，还充分考虑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布鲁斯·莫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在铁路这样的大型基建项目上，最关注的就是项目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带动。“我们希望我们的贷款项目能够让更多的贫困地区受益。就像贵州水柏铁路项目，在它之前，当地的人们生活非常穷困。有了铁路之后，他们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农产品能够运得出去，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交通环境的改善能够刺激当地私营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外来投资，增加就业机会，这是帮助当地农民脱贫的最好办法。” 布鲁斯·莫利对记者这样说。

　　在营盘乡，村民和干部告诉记者，水柏铁路建设过程中，铁路公司无偿帮镇里平整道路，改善供水、供电设施，而且将建设指挥部的楼留给当地小学做校舍，整个镇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州省水城县营盘乡乡长张禹查对记者说，“1998年没修铁路之前，营盘乡的人均收入为600元。三年铁路修建下来，人均收入从600元变到2000年的1200元。

　　对于世界银行的扶贫贷款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基础设施贷款，国际金融界把它们通称为软贷款。因为这种贷款有一个特点，它的贷款利率要比商业贷款低很多，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并且这些贷款都是由政府财政来进行担保发放的，贷款期限都很长。大家也俗称这种贷款叫扶贫贷款。但也有一些国际金融组织是完全按市场化手段，来为贫困人口提供帮助的。那么商业性的贷款又是怎样来进行扶贫的呢？在帮助中国扶贫的三大国际金融组织当中，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都同属于世界银行集团。它的投资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那么，这种投资与扶贫有什么关系呢？记者高杨对他们在中国实施的第一个农业项目进行了调查。

　　调查：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项目的扶贫效应

　　今年36岁的王中全是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的一位农民，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和妻子正在自家的猪舍里打扫卫生。王中全告诉我们，再过二十多天，他养的这80头猪就可以出栏了。王中全对记者说，“一头猪现在就能挣一百六、七十元钱。我初步算了一下，一共能挣一万二、三，这茬猪得说效益相当好。”

　　王中全养猪的时间并不长，总共算起来还不到5年。不过在头3年里，王中全几乎年年都不挣钱，有的时候甚至还赔钱。王中全说，“那时候养的都是咱们家的普通猪。但是始终没看到什么好效益。有的市场上价格不稳定，这回两块下回三块的。猪价贵点咱就挣点。猪价要是贱吧咱就赔点。将近三年根本没挣着啥钱。”

　　王中全开始改变年年养猪年年亏的局面，是在他与当地的一家农业公司签定生猪饲养和收购协议之后。根据协议，王中全只要建好了猪舍，猪苗和饲料厂家都会送货上门，饲养技术和防疫知识厂家也免费指导，生猪出栏的时候，厂家还会以协议的价格上门全部收购。

　　王中全对记者说，“这批我签的就是随行就市的。根据市场价格他回收。这个就是挣钱有点风险，你要把市场价格预测好，但是挣钱多。还有一个是按基础价格，即跟市场价确定回收的价格，还第三种是按市场预测完了再确定合同价，这三种你选哪个都行，但是选哪个都保证让你挣着钱。”

　　与王中全签订饲养购销协议的，就是吉林省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吉林省第一家使用了国际金融公司贷款的私营农业公司。华正公司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名为“生猪繁育屠宰和加工一体化”的农业项目。公司办公室主任刘万达告诉我们，他们利用国际金融公司贷款实施的生猪一体化项目，总投资为6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金融公司贷款占30%。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要建成一个由龙头企业支撑、年产180万头商品猪，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生猪经营产业链。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万达对记者说，“这样企业与农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产销相加 、互相依托、统一服务、 利益共享的合同契约联合体的关系。那么这个联合体就可以使在标准化生产中产生的利益和农民进行共享。使没有出路的农民可以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尽快地富起来。”

　　华正公司的生猪一体化项目，是由其控股公司---吉林正业集团从1998年起就开始实施的。记者来到吉林正业集团总部的时候，正赶上国际金融公司农业局首席投资官员彼得.怀特来公司对贷款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作为国际金融公司主管此项贷款的专家组组长，彼得这次吉林之行，将决定何时发放第三批贷款资金。彼得.怀特对记者说，“IFC与客户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般会每隔6到9个月对客户公司进行一次回访。考察的内容包括公司的财务、环保以及行业方面、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公司管理等几个层次。

　　短暂的采访结束后，彼得便开始约见正业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他们提出的一个环保报告书进行审核。而根据贷款协议，在发放下一笔资金之前，银行方面要对项目的财务报表、环保达标情况、人力资源管理等十几项指标进行审核。谈起国际金融公司的这种做法，吉林正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韩真发也感触颇多。他坦言，直到今天，他对IFC在贷款执行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要求仍难以完全接受。“和IFC合作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难受，挺别扭。我觉得你这个IFC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太宽。” 韩真发对记者说。

　　尽管有一些不习惯，但韩真发也不得不承认，IFC提出的每一点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而对于吉林正业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为了实现建设国际级企业的目标，就必须按照IFC提出的标准严格执行。韩真发告诉记者，“由于IFC的这种要求和督促，逼着我们给自己企业的经营管理来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不上，他就不同意。他就这么地要求我，那么地要求我。

　　而且他要求我的内容呢？我还无法反驳，因为他要求得对。”

　　1998年，韩真决定，投资开发“生猪一体化生产项目”。然而这个设想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公司高层的强烈反对。“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低”是集团高层反对这项投资计划的最集中的理由，而韩真发之所以坚持到了最后，是因为他更看重的，是生猪养殖产业将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韩真发对记者这样说到，“因为养猪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猪只要一养起来，第一个受益的就是农民。我们吉林省现在农民承包土地，一年的收入两三千元钱。经过我们这么多年实践看，只要一个农民养一百头猪，一年的收入最低是八千元钱到一万元钱。对一个农民一年收入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种地翻了四番。那你说对农民不是件好事吗？”

　　韩真发希望以养殖带动农民增收的想法，与国际金融公司在华投资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国际金融公司中蒙区首席代表冯桂婷女士告诉记者，虽然IFC的投资对象并不直接针对贫困农户，但是通过对民营企业的投资来减少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正是国际金融公司的一个重要使命。冯桂婷对记者说，“国际金融公司(简称IFC)整个的宗旨和世界银行的宗旨是一样的。

　　就是改进人民生活，减除贫困。但是IFC实现这个目标是通过扶植民营企业发展来实现的。那么具体在华正的这个项目中，有7000多的当地农民通过华正的这个项目的带动增加了收入， 脱离了贫困，所以华正这个项目在扶贫上有非常积极的效应。

　　韩真发和冯桂婷所希望看到的社会效益，目前已经初步显现。仅在公主岭市，这个项目就给农民带来了超过500万元的直接收入。到2007年，这个项目可以给吉林提供2.3万个就业机会，将带动10万农户增收致富。三大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帮助是巨大的，和他们打了20多年交道的财政部国际司司长赵晓宇是身有体会。但他认为，国际扶贫不单是中国贫困人口从中受益，对于扶贫的国际金融组织来说，也是受益的一方。

　　财政部：双赢的合作

　　中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第一次交道是在1981年，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总额为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用于支持中国25所理工大学的设备更新，以及为中国学生赴国外深造提供奖学金。当时，刚刚走出校门的赵晓宇就参加了项目的谈判工作。现任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的赵晓宇对记者说，“那次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开诚布公的、坦率的、相互学习、相互了解的过程。我的感觉就像一对情人在谈恋爱。”

　　度过了最初的磨合期，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很快进入了高速发展。在23年时间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超过了373亿美元，支持了251个发展项目。从改造贫瘠干旱的西部沙漠，到治理江河的环境污染，再到铁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几乎遍布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世界银行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最主要渠道，中国也成为世界银行最大的借款国。

　　就在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日益紧密的同时，中国在1986年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并成为了亚行硬贷款的第二大借款国，技术援助赠款的第一大使用国。早期，亚行集中于援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90年代以后，则集中在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到2003年年底，亚行对中国的累计资金贷款额超过135亿美元，涉及101个项目。赵晓宇认为“仅仅看到资金的流入，我觉得这是很窄的。通过资金的流入，带入了很多非常科学的非常好的管理理念和做法。”在评价与国家金融组织的合作，赵晓宇用了双赢这个词。他对记者说，“不是说单方面的，我是受益国，借款国，我跟你借钱。而是通过我的合作，我把项目做得非常好，我支持了世界银行，支持了亚洲开发银行，使你们这两个机构能够在世界的发展，合作和扶贫事业里面能够走在前列。”

　　我国已经提前完成了在联合国承诺的千年发展目标减贫计划，但是数据显示，我国现在仍有2900万人还没有摆脱贫困。据了解，这部分人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都很差，是扶贫难度最大的贫困人口，如何让他们脱贫，并且防止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将是我们国家未来扶贫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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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2套《经济半小时》首播时间：21：35，重播：12：35。

　　记者：高杨 孙岭 欧阳秉辉 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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