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凤凰卫视股东之一华颖国际集团的10%股份转由中银国际持有。这是周一男人生的又一道坎。代表华颖国际出任凤凰卫视董事局副主席的周，因此也退出凤凰卫视。而曾经代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广告七年之久的华颖，此时，代理关系也告中止。真正离开了两大传媒机构，周注册成立炜华国际广告公司，但生意“从此不见起色”。

　　财富积聚背后的复杂，并非阴谋，只是人生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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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改变了周一男，至少从财富的角度观察是这样。

　　主动选择香港的不是周一男。1990年左右，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业务量已经稳定在每年百分之三四十的涨幅，当时广告部的主任刘谨如对未来广告部发展的预期，是“拓展海外市场”，首选地是香港。刘现在向记者解释当初的选择，看起来仍然非常有远见与洞悉力:“香港有一个FourA广告协会，国际上声名显赫的广告公司几乎都是它的成员，许多国际大客户的广告代理机构也都设在香港。在亚洲发布广告一般要借助这个市场做推广。”

　　选择香港，麻烦之处在于，“去香港的程序比去美国还复杂。”刘解释说，“我们出面外派人比较困难，而这又是涉外的常驻机构。”解决这一麻烦的途径是:我们和香港华润集团下的一个广告公司——中国广告有限公司(中广)关系不错，他们说可以走他们的关系，借调一个人过去。对这位借调者而言，除了工作地的香港北京之别，还有的不同就是，不再在中央电视台领工资。

　　香港之途通畅了，谁去呢？答案是:周一男。当时周任央视广告部副主任，但这并不是他被选择的惟一理由。

　　1983年，周一男由北京邮电学院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在那个时候看，这一部门并非前途明朗的领域，“当时好像没有地方打发的人就进了广告部”。当时的广告部一共不到20人，下设制作、财务与业务三个科室。周一男因其北邮的技术背景，进了制作科。那“还是上班后拿着茶杯看半天报纸的年代”，刘谨如说，“三个部门，忙一些的是业务科”。而业务科之忙，原因之一是三角债纠缠，“这同样是广告业的通病”。稍后广告量增加起来，刘谨如下决心客户拿到预定号后要把广告费一次性付清。而这时，排队到广告部等着登广告的局面已经形成，一般的惯例是每季度接受一次广告预订。定下这个政策，刘谨如一支笔，广告合同，必须由她看到广告款收悉的财务章才同意签发。业务科工作量的激增，需要一个“能吃苦又诚实可靠”的人经办过问，刘谨如说，“周一男是第一人选”。

　　后来，周一男提升为广告部主任助理，再后升为副主任，“即使这时候，他跟我说话仍然特别拘谨，交给他的任何事情都能打点好，特别让人放心”。这点不只刘谨如一个人欣赏。

　　广告部另一个同事华明观察当时位于副主任之职的周一男，“其职务空间其实很小，权力范畴甚至比不上下面科室的负责人”。“(周一男)在里头，其实就是‘帮办’，也就是，帮着主任管理一些日常琐碎的事务。”华明推测这也可能是他在部门工作时间如此之长，却未给人留下太深刻印象的原因。

　　这样性格的周一男在广告业务巨变的年代，显现出其个性优势。一直是卖方市场的央视广告，为了处理激增的客户，1990年，为了平衡业务量，对时段进行了黄金与非黄金的划分，有A、B、C、D、E五档，五种价位。以什么价位拿什么段位。“不过，这其间并非没有自由空间”，部门与机构相关的人士，总有一些关系要应对，所以这个位置特别关键——他要帮相关人士应对那些不得不应对的关系，协调处理好各方面要求。但周一男的好性格使其同事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找到在如此复杂的划分与平衡里，他出现过什么差错。“在他的那个位置上，最关键的是要抵挡得住方方面面的诱惑。”刘谨如以其八年的观察认定，“周一男个人不是个捞黑钱的人”。这种了解使刘坚信，即使周一男几年后有了千万身家，“钱的来路绝对正当，是一分一厘挣出来的”。

　　在周一男升为主任助理前后，他结婚了。但是，这时他遇上了人生的一道坎，他先前居所北京定慧寺小区的居民回忆说，“周一男的父亲在澡堂洗澡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死的时候才50来岁。那时候，周一男很悲伤，他把母亲与弟弟接到一起住，他弟弟比他话更少，见谁都不理，找对象困难，这同样让周一男操心。”

　　香港的机会，选择了周一男。

　　与周一道进广告部的同事回忆说:“很难说他自己会动心去争取这个香港机会。他不是一个对物质有强烈欲望的人，有点随遇而安。”

　　在接受记者近两小时的采访里，刘谨如对周一男的记忆最深刻的不是事件，而是周的几句话。那是在一次部门例会后和她私下里的谈话，“我是急脾气，凡事总想着越早办成越好，周一男会后劝我说，‘经理，你做事情应该慢一拍，或者慢两拍，你稍微慢一下，有的胶着的事情说不定反而有转机，也许就柳岸花明又一村了’。这句话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而这一事实，使刘相信，“这可能是他(周一男)一贯的处事方式”。

　　复杂的香港，也有其简单的一面。

　　1993年的春节晚会，周一男以中广国际部的名义拿到其广告代理权，“台里可能是看到周一男给台里拉到不少海外广告，把晚会的广告代理交给他承包，算作一种回报。”刘谨如说，当年的广告额总共是500万元，以15%计广告代理费。稍后，周一男进入华颖国际，但代理春节晚会的广告却一直延续下来。就在周去香港不久，谭希松接任刘谨如广告部主任之职，现在同样离任的谭希松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因为之前给他做，就接下去了”。先前的中广国际，后来的华颖国际，一直代理春节晚会的广告，直到1999年。这两个机构都由周一男负责，香港的工作与北京的工作，对周而言，看上去并无分别。

　　记者拿到一份春节晚会2001年套装广告征订价目表，大约10分钟的广告时间，分为A、B1、B2三个套装，最低的价格5秒/116万元(B2套)，最高的5秒/170万元(A套)。两年后的2003年，相同的这两个套装，价格分别上涨为138万元与200万元，这一年广告收入3亿元。这是一个价目与结构清晰的广告征订单，所以，媒体在晚会前基本上都能计算出其收入的大体数目。谭希松介绍说广告部与华颖7年的合作，“每年事先会根据具体情况商定一个承包额”。而周一男承包从开始的500万元，到后来已经接近过亿。有参与春节晚会广告运作的公司分析说，这一档广告操作十分简单，大家都争着上晚会，广告量从来也没有成为问题。麻烦仍然一如过去，太多关系不得不应对。概而言之，这位人士说，“简单地运作复杂的关系”。不过，与周一男接触的相关人士回忆说，至少看上去，周没有太多的困难。

　　这一时期，周一男的常态是香港、深圳两地往来穿梭，华颖与央视广告部的合作也并非完全直接，华颖在北京的业务，包括春节晚会的广告，都由一家名为“同力”的广告公司帮助代办。周一男先前的同事华明曾任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他介绍说，“有两层代理，其一是华颖在香港接到的一些香港产品广告代理会转给‘同力’，通过‘同力’在内地寻找媒体，这是一笔小业务。其二就是春节晚会，这是最主要的合作。晚会之后，周会从深圳派一个业务员，与‘同力’的人一块结算。”华说他离开同力公司后才知道，同力下面还有一个公司专门代办周的一些具体业务。这家国内代理公司的会计党振江，其老伴介绍说:“他是部队师级干部，退休了总想找点事情做，并不在乎钱。”党在同力任会计期间，经常去深圳帮周盘账。周后来自己创办“炜华国际”后，党也到深圳一直跟随周一男，直至此次遇害。

　　1996年，凤凰卫视启播。其股本结构，“今日亚洲”与“香港卫星电视”各占45%，而华颖国际持有另外的10%。周一男也因此而得以出任凤凰董事局的副主席。机缘巧合，周有了后来令人瞠目的显赫位置。凤凰卫视的创办，其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曾向记者描述说:1995年，蒙古电视台退还其租用的亚洲一号卫星上的一个频道，我们决定接过来。律师费付了，酒也喝了，事情居然黄了——默多克名下的香港卫星电视租用了“亚洲一号”的大多数频道，因而对其他频道的租用拥有否决权，于是有了与默多克的合作。华颖国际进入凤凰，刘长乐没有给出太多解释。刘在解释三家股东合作优势时，使用的一个词是:互补性。周遇害后，凤凰发表声明称:周一男曾是中央电视台干部，在央视下属的香港华颖国际任职。

　　对于周一男而言，香港真正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

　　这一年，华颖国际集团的10%凤凰卫视股份转由中银国际持有。这是周一男人生的又一道坎。代表华颖国际出任凤凰董事局副主席的周，因此也退出凤凰卫视。而曾经代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广告七年之久的华颖公司，此时，代理关系也告中止。同年审计署曾审计春节晚会账务，但审计与华颖的退出，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并没有明确答案。真正离开了两大传媒机构，周一男面对的格局是自己过去经历未曾有过的。他注册成立炜华国际广告公司，与周过去所在的机构与公司不同，这家自己的公司不再有人等着求着来跟你谈生意了，知情人观察，“(公司)从此不见起色”。

　　周一男好性格需要面对的“复杂”本身，自此迥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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