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姜英爽

　　6月17日上午，在母校宿舍内残忍杀害4名同学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被执行死刑。据称，临刑前，22岁的马加爵表情平静。在死刑执行的两天前，马加爵的辩护律师赵耀向本报记者描述了他眼中的马加爵和马加爵案件。赵耀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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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杀人动机，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劝马加爵写东西留给世人

　　我劝他给青少年留下点东西，给社会以警醒

　　记者(以下简称记)：赵律师，您最后一次见到马加爵是什么时候？

　　赵耀(以下简称赵)：4月30号，一审开庭之后。

　　记：有报道说马加爵在一审宣判的时候，曾经表示过要见律师。

　　赵：对，就是那一次，我去征询他关于是否上诉的意见。从我主观愿望来说，就这个案件，我是觉得还有一些问题，一些疑点，想通过二审这样一个机会，再通过一次公开的开庭审理，寻求一个至少在法律程序上的公正吧。

　　记：当你听到他放弃上诉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非常遗憾吧？

　　赵：非常遗憾。确实非常遗憾。

　　记：你当时怎么劝他呢？

　　赵：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不能告诉他，你上诉就有多大的希望，首先这样是违背我们的职业道德的，同时，我也不能说你必须要上诉。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劝说他的，我说，马加爵，尽管你有求死的欲望，但是你在你短暂的一生中，你是否考虑过，你能够给社会留下点什么东西？留下些什么有益的东西？

　　记：你指的这个有益的东西是什么呢？

　　赵：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你如果能够好好反思一下，能在二审阶段多在这个世上存留一段时间，让社会多关注一段时间，让人们多讨论一段时间，对社会的警示作用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记：这种类似的悲剧可能会少发生一些。

　　赵：对，马加爵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是不是告诫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一些薄弱的地方需要更好的改进？我也跟他讲，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所想到的东西，形成文字记录下来，即使你最后面对的还是死刑，但是你至少给社会，给你差不多年龄的青少年留下点什么。

　　记：最后一段劝说是否超出了律师的职责范围了呢？

　　赵：没有。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不能预测案件审理的结果，也不能暗示他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从人生，从做人的道路来讲，哪怕是一个犯了罪的人，他同样是有思想的，有意识的。即使对一个要被执行死刑的人，对他进行感化、教育仍然是社会的责任，也是我们律师的责任。

　　为何申请二次精神鉴定

　　这个案子中还有很多疑问没有得到解释，所以我们要求重新鉴定

　　记：在这个案件过程中，你们申请对马加爵进行精神鉴定，当鉴定结论下来说马加爵没有精神问题后，你们申请第二次精神鉴定，为什么呢？

　　赵：这个案子中一系列的疑点，比如动机，包括马加爵落网之后，面对司法审判没有任何求生欲望的这一系列反常现象，我们感觉到他的精神状态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鉴定结果没有使这些疑问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要求重新鉴定。

　　就这个案件来讲，如果两次或是三次鉴定结果都是一致的，马加爵没有精神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尊重这个事实，然后再进行最后审判，这样可能更好一些，我想这个鉴定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我们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很遗憾法院当庭驳回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就跟马加爵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提起上诉，有机会再做一次鉴定，但是他拒绝了。

　　记：如果这个案子马加爵提出上诉，启动了二审程序，他再次做精神鉴定的可能性有多大？

　　赵：超过百分之六十。这个鉴定结果可能是精神的确有问题，也可能的确没有精神病，但不管怎么样，我作为律师，追求的不一定是判决的最后结果，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法律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贯彻。对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件来讲，它的社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马加爵冷漠得可怕

　　在三次会见中，他从来没有问过父母现在情况怎样

　　记：你觉得马加爵信任你吗？

　　赵：应该说，他信任的人当中，包括我们。我前前后后接触了他三次：第一次是在我们查阅了卷宗以后，就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对他做了一些询问，第二次见他是做一些庭审前的准备，第三次就是判决之后关于上诉与否的那次会面。

　　记：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赵：马加爵一系列的表现是不太正常的。我跟他接触下来，最大的感触，这个话我一直不敢对他父母讲，马加爵，实际上，非常冷漠，非常冷漠。冷漠得可怕。

　　记：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

　　赵：举个例子说，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家人说？他说，没有。在我们三次会见中，我每次都这么问他，但是他没有一次问过我们，他父母身体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这样的话题。一句都没有。我作为律师办案十几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记：你觉得他丧失了人之常情。

　　赵：对，连基本的人情、亲情(也丧失了)。他这个反常到底有没有医学的根据，这是精神病态呢还是心理病态？这是一直很让我困惑的地方。

　　记：你告诉他，希望他上诉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你？

　　赵：他一贯的表现，冷漠。他说，我不上诉，这个事情，了结得越快越好。他不但没有求生欲望，反而是求死欲望。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上诉，起码他懂得律师在法律上是为他提供帮助的；而从亲情角度上来讲，在一审宣判那天，他姐姐在法庭上喊叫，希望他去上诉，至少，也该对他有所触动吧？

　　记：记得当时媒体报道，他主动表示要宣判后见律师。他为什么要见你呢？

　　赵：是啊，宣判前那次见面，他自己说，希望判决之后，能够再次见到我们，有些话他想跟我们再聊一聊。后来那次见面我也问他，你原来不是说过有话要跟我们讲一下吗？可是他说，是吗？我有这样说过吗？我不记得了。我说，你有没有话要讲呢，他说，没有。

　　马加爵不想世人了解他

　　他的杀人动机，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记：有一篇报道说你在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有一种深深的困惑并想去寻求它的答案，现在你的代理伴随着马加爵的拒绝上诉而结束了，我想问你，你的这个困惑找到答案了吗？

　　赵：没有找到。也许这些困惑，由于他的不上诉，可能永远都没有答案。从接手这个案子，我的心情就是非常沉痛的，他所做出的事情触目惊心，非常令人气愤，如果他真的精神正常，他的确是死有余辜。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探求他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心理历程，更多研究类似马加爵犯罪的精神状态问题，不管结果如何，这种探求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马加爵放弃了让世人了解他的机会。

　　赵：他放弃了这个机会。马加爵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疑问。

　　记：比如说哪些呢？

　　赵：比如说他的杀人动机。我在会见他的时候，我反复问过他这个问题。但从马加爵的回答中，我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他说，他认为邵瑞杰等四个人跟他关系都是不错的。打牌时候他们说他作弊，说了也就说了，但是他们还说他“你为人太差，同学过生日都不请你”，还说“同学说他喜欢看三级片”。马加爵对我说这些话令他非常失落。我说你失落归失落，你可以打他几下，作为情绪的宣泄，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行动呢？他说，他自己认为的平衡被破坏了，他认为自己满不错的，在同学的印象里也是满不错，现在经同学一说，是这样一个反差，让他心理崩溃了。我觉得这在心理学上是说不通的。这是我非常困惑的地方。

　　记：马加爵的家人是不是曾经寄希望于他上诉？

　　赵：对，马加爵上诉期要满的时候，当时正好是五一长假，他的家人多次跟我联系，甚至自己写了一份上诉状，交到了法院。我对他们作了解释，法律上启动上诉的程序，只能有两种，一种是被告人本人的上诉，第二种是经过本人同意，由亲属或者辩护律师代他上诉。

　　记：但他始终没有同意上诉。

　　赵：对，所以他父母的上诉书是无效的。开始他们对马加爵不上诉很想不通，我跟他们说，他自己为什么放弃了上诉？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除非马加爵确实有精神病，如果你是被害人的家属，你把孩子送到大学里读书，可是他被大学同室的好友杀害了，你想想你会多难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马加爵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后来他们也理解了。

　　他没有忏悔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别人的存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记：他家人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赵：他的父亲姐姐都是非常朴实的，他们身上反映了一些我们民族很传统的东西，美德也有，但是也有很大的缺陷。

　　记：你觉得缺陷在哪？

　　赵：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没有正确的思路，他家庭属于农村中等偏贫困的情况，一个农村家庭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家庭地位也非常特殊。他说什么，家里就认为是什么，从来不区分他的要求是否合理。你观察一下马加爵的家庭环境，他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一个，他是家庭里最得宠的一个，学习也很好，他在家庭的地位，是他任何一个姐姐哥哥都没有办法比的。久而久之他这种心理优越感形成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记：他在家庭中受到这样的宠爱，那么在你跟马加爵的接触中，他有没有感情流露的时候？比如说流泪，或者说起某些他留恋的事情？

　　赵：没有。

　　记：他忏悔过吗？

　　赵：没有。如果他精神状态真的没有问题，那么我只能得出这样唯一合理的结论：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非常极端的一个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这样的青年，少年，我们是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学校教育。个人主义、极端主义在很多青少年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反映，马加爵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记：你的这个判断从何而来？

　　赵：就像刚才谈到的，伦理之情，父子之情，至少他能通过律师对父母转达一下他的关心。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别人的存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好像别人就是为他而存在的。别人是死是活他都漠不关心。

　　记：你把这些情况跟马加爵的父母说起过吗？

　　赵：我一直不敢跟他的父母谈这个话题。我曾经很隐讳地跟他父母说，其实马加爵变化非常大，可能他已经不是你们从小养大的那个心目中的孩子了。

　　记：他的父母呢，关不关心他？

　　赵：他的母亲很少跟我接触，但是他的父亲，他的姐姐，一直都在问我，他在里面好不好？他父亲对马加爵关心到了什么程度？我给你讲个细节，天气慢慢热了，有蚊子了，他的父亲问我，看守所里面热不热啊？有没有蚊帐啊？他会不会被蚊子咬啊？而马加爵，又是怎么回报他的父母的？

　　记：你听到他父亲这样问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难过？

　　赵：非常难过。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而马加爵，你就是犯了滔天大罪，至少也应该对父母亲人有一个问候吧？我跟马加爵接触这么长时间，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对家人有丝毫的惦念和关怀。你想这个结论是什么？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家庭中也好，在社会中也好，他都是一个极端以个人为中心的人。他丝毫不关心别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而且是这么关心他的亲人。

　　马案要体现法律公正

　　关于他的精神问题还有一些争论，法律应该给这种争论一个存在的空间或者说是一个机会

　　记：你觉得代理马加爵一案的意义何在？

　　赵：坦白地说，这个案子非常棘手。一方面这个案件社会影响度太大了，社会关注度高，其二，马加爵用残忍的手段，连续三天杀害四名同学，引起社会公愤，这样一起恶性案件，作为马加爵的辩护律师，我们的辩护空间，是非常小的。

　　记：你们的辩护，更多地体现了什么呢？

　　赵：就这个案子来讲，我一直的看法是，马加爵判不判死刑并不重要，因为他毕竟手段残忍地杀害了四个人，死刑几乎是确凿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是，在法律上，如何对他公正、公平地审判，体现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

　　记：你觉得这个案子只经过一次审理显得仓促了些？

　　赵：不一定一个案子非要经过二审、终审才能够体现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就马加爵案来讲，我觉得核心的是，马加爵在作案时候的精神状态问题，(马案)在医学界、在精神学界，并不是所有的意见和观点都是统一的，至少来讲，是存在争论的。法律应该给这种争论一个存在的空间或者说是一个机会。

　　　赵耀，37岁，高级律师，云南照耀律师事务所主任。1987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全国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昆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今年4月，他代理了马加爵案件。

　　尽管外貌粗犷，一位心理医生分析，马加爵属于“思维理性，内心敏感”的那类人。

　　今年3月15日晚，马加爵在海南三亚落网。

　　4月22日，马加爵昆明受审。

　　昨天，马加爵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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