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县公安局专案组的部分成员，这些战斗在打拐一线的干警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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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被拐男婴的假出生证明。

警方解救出的部分男婴

　　而在这个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智能化的犯罪特征：

　　一是胡德海、胡德翠在组织贩运过程中，会找一些哺乳期的妇女运送小孩，小孩子和这些哺乳期妇女熟悉一段时间后再送，一旦查获，她们会讲这是自己的小孩，这给在途中截获儿童贩运增加了难度。初步查明，胡德海、胡德翠拐卖儿童数目高达６０余名，其中拐入长汀的就有４８个。这个团伙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作案，２００２年下半年至２００３年达到高峰期，平均一个月要贩运３名婴儿。由于这个贩婴集团都是找哺乳期妇女运送婴儿，这些被贩卖的婴儿没有一个是在运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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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发现的。

　　二是上下线之间互不透露真实身份，尤其是胡德海、胡德翠和林玉娣之间互相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林义娣只告诉胡德海她姓林，胡叫林玉娣为"林阿姨"。林义娣叫胡德海为"胡强"、"小胡"，艾书俊化名"小陈"，并讲自己是四川人。贩卖方和收购方互相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且均为单线联系，一旦查获一方，就搞不清楚另一个层面的真实姓名。长汀县警方抓获林玉娣时，只知道她的上线是两个分别叫"胡强"和"小陈"人，４月２２日盐津县警方抓获胡德海和艾舒俊时，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胡强"和"小陈"，后来两个县的警方互通信息，才发现胡德海就是"胡强"，艾舒俊就是"小陈"，"林阿姨"就是林玉娣。

　　供需两个“市场”是如何形成的

　　贩婴集团两端，一头是"供应市场"，一头是"需求市场"，没有这两个市场，根本不可能有贩婴集团的犯罪空间。其中，供应市场多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的贫困山区，而需求市场则在较为富裕、重男轻女特别严重的东部地区。

　　新华网记者调查发现，供应市场地区，被拐卖的男婴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一是一些超计划生育的男婴，由于父母家庭贫困只好出卖自己的孩子给人贩子。据云南警方提供的情况，在云南省昭通市、红河州的一些山区，甚至有一些家庭专门生孩子来卖。而这些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力，显然是这些男婴能够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象"2·26"特大拐卖儿童案中的男婴，大部分的来源都属于这一种情况；二是人贩子偷盗男婴进行贩卖。如近３年来，在昆明市的一些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频频出现男童被盗抢、被诱拐事件。也有一些人贩子专门到农村地区偷盗男婴。

　　而需求市场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区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记者在长汀县采访时，这里的群众告诉记者，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孩，他们会在村里"抬不起头来"，被人家瞧不起。这种情况下，一些没有男婴的家庭就会想方设法，甚至不惜借高利贷买一名男婴给家里"续香火"。

　　将一个男婴买来后，这个孩子以后要在当地生活、上学和就业，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这名被买来的男婴要上户口，这个环节是如何完成的呢？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一些管理上的漏洞，有三个可以被拐男婴上户口的途径。

　　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的方式给孩子报户口。如连城县罗坊乡下罗村一罗姓夫妇从林玉娣处买来一名男婴后，先从邻近的广东揭阳市新亭卫生院花钱买来一份男婴的"出生医学证明"，又从自己所在的乡领到了一份"独生孩子证"，然后他们顺利在派出所给男婴报上了户口。这对夫妇在接受公安部门讯问时也承认，事实上乡里也知道这名男婴是他们买来的，但出于同情心理还是给他们发放了独生子女证明并办理了报户口需要的相关手续。

　　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如连城县策武乡农民张洪金，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在连城购买了一名一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到当地医院开据了不能生养的证明，又到乡计生站开据了符合收养条件的证明，并通过县民政部门对外公示，最后以无主弃婴的方式办理了领养手续。长汀县社会福利院负责人告诉记者，相关的医学证明造假或非法购买的非常多，民政、公安部门不可能一一识别，一名被拐儿童只要履行了上述手续，到民政部门"走一圈"，就能够按照领养手续办理落户。　

　　三是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地方上要求对人口数目准确统计，这时候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会"网开一面"，只要交够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记者了解到，２０００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些被拐卖的儿童就趁机浮出水面而报上了户口。

　　福建省公安厅一名资深警察告诉记者，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不仅仅是公安系统一家的事情，而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只有全社会共同联手，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这种犯罪活动。新华网云南频道 记者李舒　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