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俊杰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2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等三个“三农”报告，“三农”问题成为今年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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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逐渐显露，矛盾突出。这些矛盾，又较集中地表现在土地的使用和管理上。目前正在一些地方兴起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被认为是改革开发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革命，农民或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解放，但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响起。

　　在农民自愿、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实行农村土地入股，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尝试。但是，在推行土地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也日渐凸现。

　　是农民，又不仅是农民

　　早晨8时，56岁的农民马自平准时钻进了蔬菜大棚，开始检查里面小黄瓜的生长情况。他现在干的，还是他已经干了近40年的农活：播种、施肥、除草、收获，但是他的身份却发生了变化———现在，他是村集体企业的农业工人；他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月七八百元的工资，再加上年终奖金，他目前的年收入是以前当农民时收入的8倍还要多。

　　“我给村里挣的也不少！我管的这七八亩大棚蔬菜，一年给村里挣的钱，相当于以前种同样面积的小麦、玉米挣的40倍还要多！”老马笑咪咪地说。

　　掰着手指头，老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前几年他种一亩地，每年小麦、玉米两季总共能收1500斤就算不错了。就是按现在较高的粮价每斤0.6元来算，每亩地一年的纯利润也不到300元。可现在他为村里种的大棚蔬菜，平均每亩每年的利润在12000元左右。同样的土地，产出的效益前后相差40倍。

　　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耿庄村，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像马自平一样，既是农民，又不仅是农民，有着比较复杂的身份：他们仍然拥有村中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户口簿上他们还是农业户口；但同时，他们还都有自己的另一份工作———工人或者个体老板。并且，只要是耿庄村的正式村民，人人都拥有村办企业的股份，家家都是村办企业的股东。

　　漫步在耿庄村，一排排别墅一样的两层小楼，一条条宽阔的、装点着路灯的水泥路，让你很难想像，就在9年前，这个村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承包造成的土地分散影响村民增收

　　变化来自于大胆的探索。

　　耿庄村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南部，总面积2869亩，其中耕地1444亩，有村民1117户，计2538口人。人多地少，是一个典型中部地区农村。

　　9年前的耿庄，留在村民记忆里最深刻的，是贫困的生活、泥泞的道路和破旧的村舍。今年76岁的老汉赵立业为此编了一个顺口溜：“坑洼泥泞路不平，破房高低不一般。夏漏日月冬漏雪，刮风下雨心难安。村中闺女往外嫁，庄里光棍数不完。”

　　1994年，现任村干部接手村里的管理，首先开始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到1997年，村里的集体积累获得长足发展，村里拿出近1000万元整修了道路、改造了电网、铺设了自来水管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之后，村里又购置了大型农业机械，对全村的农业生产实行统一管理：村里免费提供统一的优良种子、免费犁耙土地、免费播种、免费浇地、免费收割，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农民收入逐年增加。

　　但是到了2000年，耿庄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企业由于属污染型企业，必须关停，而村里农业生产效益增长缓慢，迫使该村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二次创业的问题。

　　“土地是我们惟一的资源，所以，我们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如何使有限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成为我们考虑的最大问题。”耿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耿瑞先说。

　　耿庄村党支部先后召开了4次支部委员会反复算账和讨论，区里领导又带村干部和部分村民代表到北戴河和北京的绿色农业生态度假村进行考察。

　　耿瑞先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都是土地，人家一亩产值一万多！要不是亲眼见，想都不敢想。”

　　“可我们村呢？人均不足0.7亩地，受传统观念影响，年年都是种小麦和玉米，一年下来纯利润也不到300元。1998年以来，村农业效益年增幅只有3%～4%，单家独户的土地种植模式不但使农业效益增长缓慢，而且占用了大量劳动力，不能把农民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参与到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去。”

　　这一轮参观和讨论，在耿庄村形成的一致意见是：土地家庭承包制造成的土地分散经营方式，已经成为影响村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非改不行！”耿瑞先说。

　　把土地资源运作为土地资本

　　对于土地的股份制改革，耿庄借鉴了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经验，并且首先在非耕地上展开。

　　让闲置土地生金。2000年4月，耿庄村以村倒闭企业编织袋厂的20亩土地和厂房等入股，与他人联合成立众邦化工公司，为村民增加了就业岗位。

　　让宅基地生金。2001年，耿庄村拆迁了村北部的260户村民住宅，盘整出86亩土地，以土地入股，与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了26栋、15万平方米的商品住宅楼。由于位置好，价格优，目前已经建好22栋，销售率达95%以上，除去给拆迁村民的补偿款，村集体获利3000多万元。

　　让坟地生金。今年初，村里又将邻近一家大型企业的一大块坟地等土地进行集中整治，腾出300亩地，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建设成为一个纺织工业园，以优惠价格吸引企业入驻，为村民再次提供就业岗位和从事相关服务的挣钱机会。

　　如今，耿庄村集体企业提供的岗位，已远远超出了耿庄村民的就业需求，不得不向外大批招工。

　　相对于非耕地股份制改革的大刀阔斧，耿庄对耕地的股份制改革显得十分谨慎。该村没有一下子就提出把全部耕地集中起来的号召，而是先集中了部分土地进行试验。

　　2001年7月，村里提出建议：将村中河堤以北的800亩土地的承包权作为股份入股，和村集体企业的投资一起成立公司，集中进行高效生态观光农业的综合开发，全村每位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分别拥有其中的一份土地股权。每亩土地的承包权折合股本金3000元，新公司确保每亩土地的年收益率不低于股本金的20%。新公司经营收益超出20%时，公司在提取法定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股权全部分红；当经营收益不足20%时，由村集体企业予以补足。

　　为了让村民对这项改革有较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耿庄村先是召开了村两委会、党员会、村民代表大会，层层动员，然后又给出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让村民进行讨论和考虑。

　　2002年春，经过村民大会的反复讨论，耿庄村村民表决通过了村里的建议。2003年10月，投资4000多万元的“青青生态园度假村”建成营业。截至今年3月底的5个月内，生态园已实现利润140万元。

　　今年4月，耿庄村组建“土地资源股份公司”，为村集体股份制企业耿庄集团的子公司。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号召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由公司集中经营，产出更高效益。

　　耿庄村始终把土地看作是自己最大也是最珍贵的资源，几年以来，从未卖过一亩地。该村一位村干部说：“土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可循环性。一旦卖掉，即使一时的价钱很高，仍然是吃亏的。”

　　为什么阻力不大

　　耿庄村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没有遇到比较强烈的冲突和阻力。

　　村民马自平对记者说，当时他的老伴儿对土地集中经营就存在疑虑。“她对我说，这地咱个人承包都干了几十年了，现在搞集中，不是又回到原来的合作社了吗？不种粮食，种观赏农业，会有人来看吗？几百亩地，还投资那么多钱，要是弄不好，赔了咋办？”

　　生态园建起后搞的一次大型灯展，让马自平的老伴开始转变了想法。“那次一天就来了几万人！连门口看自行车的老婆儿一天都挣了1000多元，比她家往年种几亩地挣得都多！我老伴儿和其他一些老头老婆就在那儿议论了：‘就是啊，花红柳绿的，人家咋不来看呢？年轻人的想法就是比咱强。’”马自平说。

　　在城市，一提起拆迁，就有不少人害怕。可是在耿庄，260户村民的拆迁，两个月就顺利完成了。不仅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而且还有不少被拆迁的村民，因为拆迁而致富。

　　42岁的耿运先就是这样一户。6月7日晚上，记者走进他家时，耿运先正和妻子、儿子在客厅里唱卡拉OK。去年刚刚盖好的两层小楼，一层的面积就是125平方米，屋内的沙发、28英寸彩电和组合音响，都是价值不菲的名牌货。而这，还只是他两套房子中的一套。

　　耿运先说，如果不是因为拆迁，他这两套房子就得过几年才能盖起来。“村里给的拆迁补偿比较高，足够让拆迁户再盖一处新的两层小楼。”由于耿运先积极响应村里面的拆迁号召，村里给他的一个儿子提前划了宅基地。他一年前用补偿款和积蓄15万元盖起的这两处新宅子，目前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30万元。

　　对于村里目前正在进行的继续集中土地的动员，耿运先十分支持。他说：“我现在在村里的化工厂上班，一个月能挣800多元，孩子他妈在街上给人打工，一个月也能挣个三四百元，家里还盖了新房———村里领得好，我们也都得到了实惠，咋会不支持？种地也得讲市场经济。土地在我们手里一年就只能打那么多粮食，入股到村里集中经营，一年能给我们分更多的红，能买更多的粮食，我们为啥不支持？”

　　在耿庄村村委会办公楼上，树立着“空谈误事，实干兴业”8个大字。一位村干部认为，这几个字就是耿庄村这几年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原因所在。“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你不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就反对；可只要你真的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铁了心地跟你走。”

　　对耿庄改革的相关评价：城郊型农村发展的典范

　　一、耿庄土地股份制改革模式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把土地的分散经营变革为集约化经营，既不是大集体，又不是分散经营，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和发展。

　　二、耿庄土地股份制改革为城郊型农村的经济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通过这种改革使土地收益增加，将农民变成股民、农业工人、产业工人和三产管理者，将农民收入从单纯的种植业收入扩大到股田分红收入和劳务收入等，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加快了城乡二元化向城乡一体化的过渡。

　　三、土地股份制在保证农民收益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将农民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供了劳务保障。农民不用再为收夏收秋而来回奔波，给国家减少了隐性损失，也节省了农民的往返开支。

　　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农村长期稳定。目前，全国有3000万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买断而成为无地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占地补偿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失地农民不能足额或根本就得不到一次性占地补偿，一旦家庭有重大变故或补偿款花光，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土地股份制，实现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可以长期收益，并能因此杜绝以往因浇地、地界等问题引发的治安事件，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五、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后，农民的身份发生变化，大多数将以工人或三产管理者的身份开始工作，在公司化的运作方式中，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能够得到增强。农民的眼界开阔了，观念转变了，农民的素质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

　　(本报记者 韩俊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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