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驻京记者吴娟

　　    自1985年签约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我国已有近二十年的世界遗产保护历程，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认识亦在不断深化。本报记者日前走访了长期致力于此领域研究的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听他详谈了有关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一系列问题。

　　    是保护性资源，还是开发性资源？

　　    近年在我国一些地方，失控、超载的旅游开发对世界遗产地及其他风景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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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严重威胁。许多风景区不仅“人满为患”，而且“屋满为患”，形形色色的非遗产建筑及索道、旅游列车等设施破坏了风景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降低了其自然美程度，以至于有的游客这样评价他们游览过的一些世界遗产地：“不可不来，不可再来。”

　　    谢教授认为，为今后避免类似破坏性举动，需要重新澄清世界遗产保护的精神，需要对世界遗产进行清晰的定位。世界遗产不能片面地定位于第三产业的旅游资源，不是经济开发区；世界遗产公约是“保护公约”，不是“开发公约”、“建设公约”、“打造公约”。应该强调，世界遗产是祖先和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共同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保护好那些独一无二的世界遗产，让其代代相传，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世界遗产公约指出，可对世界遗产进行展示，但不允许擅自进行改造，必须保护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保护是宗旨，是利用的前提。不应将保护性遗产、社会公益性遗产变成少数企业的经济开发资源。

　　    是照看、维护，还是随意支配？

　　    谢教授说，到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地游览，与到普通公园或游乐园截然不同，其目的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开展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游览审美等精神文化活动。它必须严格保护，让国民世代享用。在许多国家，世界遗产保护区的管理均从保护出发，不修建索道，尽可能少修建公路，重要景区、景点限量游览。例如，韩国知异山国立公园中的古塔，一天只允许400人进入参观。

　　    有了对世界遗产的清晰定位，才可能使管理者明确职责。据悉，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者将自己定位为管家或服务员，而非业主。他们明白，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他们只有照看、维护的义务，没有随意支配的权利。我们也需要解决这样一个定位问题。

　　    是地方管理，还是国家管理？

　　    在保护机构设置上，我国目前采取地方管理的方式，一些地方部门出于对当地经济利益的考虑，使世界遗产保护受到干扰。在许多国家，世界遗产由国家统一管理，例如，加拿大专门设有遗产部。谢凝高说，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没有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难以实现有效的保护。处于转型期的我国，体制尚未理顺，法制不够健全，经济发展速度又快，这一问题显得尤其迫切，如不尽快解决，世界遗产或其他自然文化遗产一旦被破坏，即不可再生，难以复原。

　　    谢教授认为，我国应建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直接管理国家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及自然文化遗产，以克服目前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真正有效的保护。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同时，对国家遗产进行立法保护。

　　    如何摆正科研与遗产保护的关系？

　　    应该认识到：对世界遗产的有效保护，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前提。谢凝高认为，世界遗产保护科技含量高，应依靠科学研究来决策。以敦煌莫高窟为例，长期记录分析不同参观人数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空气湿度等变化及对壁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就能调整管理方式。美国一国家公园在研究游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时，每天给步行道观察点拍两张照片，记录走过步行道的人数，据此调整控制游人量；同时他们还悉心研究动物迁徙规律，以解决消灭入侵物种等问题。

　　    如何解决遗产保护的财力问题？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世界遗产保护确实需要财力保证。如何在财力有限的状况下，确保世界遗产受到持续性的保护？

　　    谢凝高认为，以保护为前提，按功能分区的原则对世界遗产进行分区保护利用，可以达到双赢目标。也就是说，以对遗产保护区内高质量的保护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同时带动区外周边经济发展，这样，区内讲求精神文化效益，区外以经济效益为主，就可以达到一种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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