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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提出已经18年了，并且成为近年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点。但从今年2月的《廊坊共识》，到5月21日相关省市区在京举行专门研讨会，直至6月26日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召开，这一系列举动被国内外视为环渤海经济圈结束坐而论道的重要信号。

　　环渤海预热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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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下午2时30分，廊坊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多功能厅。

　　“圆桌会议不分主次，方便大家平等交流、对话和随时沟通、讨论。”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开始前，本次会议主席、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针对会场布置的一句解释，引来刚刚就座的河北、山东、辽宁、山西、内蒙、天津、北京7省市区的政府官员或代表们会心的笑声，也凸显了本次会议的最大特点。

　　此时，距5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七届北京科博会环渤海经济圈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仅有45天时间。

　　那次会议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山西、内蒙古的政府负责人先后登台，在力数自身区位、资源、市场等方面优势后，各自论述了对环渤海经济圈的认识和期待。与会各方初步赞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提出在我省廊坊设立一个负责日常工作的合作委员会的建议，以推动四省一区两市的定期会晤和磋商。

　　尽管环渤海经济圈是近年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但由于本次论坛突破了环渤海经济圈三省二市的范畴，尤其是相关省市区在政府层面上举行专门的研讨会尚属首次，从而被国内外视为“环渤海经济圈”结束坐而论道的一个信号。

　　而这次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的举行更被与会各方视作启动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进程的标志。

　　“环渤海”曾经热闹过

　　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圈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据当年参与大渤海地区经济圈规划的中科院区域发展与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樊杰介绍，“八五”期间，为避免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增强后出现各自为政和重复建设，国家计委联合一批专家学者，在全国制订了七大片规划区，以建立协调机制。环渤海经济圈因其区域经济体系较为完整，具有经济区的合作条件以及预计日韩钢铁等重型产业将转移到东北亚而被看好。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并没有使日韩重化产业转移到中国，加上南方沿海发展热潮掀起，珠三角、长三角两地风头颇健。

　　长三角的大上海战略已经形成上海与昆山、苏州等城市产业错位发展的态势。打造3小时交通圈，催生区域同城效应等资源整合新形式令人目不暇接。珠三角也展开区域合作大讨论，提出将包括广州、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一时间。有心人为同为我国沿海三大经济圈之一的环渤海的相对沉寂而焦虑。

　　但2000年以来，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并非乏善可陈。

　　2001年10月，由吴良镛院士主持的100多个学者完成的“京津冀北地区城乡发展规划研究”被建设部审定；

　　2002年10月，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在济南召开，共达成1400多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近300亿元。

　　2003年环渤海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开始从软硬件方面加速展开。北京与天津港口岸开始直通，两市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首都国际机场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联合，率先实现了中国民航跨区域的机场的整合；而北起山海关、南至山东烟台的环渤海经济圈铁路大动脉，目前已经完成约2／3的建设任务。

　　2004年5月18日，包括京津辽在内的全国10省市的26个城市和地区的旅游界代表，在廊坊5·18经贸洽谈会期间举办的中国三大旅游圈合作论坛上就促进和加强旅游区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环渤海”的国际化道路

　　5月18日，在廊坊5·18经贸洽谈会上，龙永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东北亚各国的地方性经济交流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十分迅速。

　　在这个大背景下，环渤海经济圈加强与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利用当前日、韩企业大转移的机会，与日、韩产业加快产业链的对接，可以加快地区发展的国际化进程。

　　来自专家的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分析认为，环渤海地区的发展要与日本、韩国产业继续向外转移形成互动。

　　资料显示，日本经过十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当前日本更加注重把国内结构调整与中国华北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机遇。韩国新总统上任后，经济上提出重大经济举措之一就是把中国作为它的第二内需市场，同时重点开发与中国邻近的西海岸地区。

　　专家分析，日本经济调整的重要特点是通过扩大对外投资来寻求经济结构的国际化,日本制造业的海外投资结构也反映出日本投资目的由单纯占领市场转向建设第三国出口基地的变化。

　　同样，韩国的对外投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投资总额扩大，平均规模增大；投资结构趋于高级化，从资源产业投资逐步向制造业投资转化。从日韩对外投资地区看，"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环渤海地区借明显地缘优势成为其热点地区。

　　来自天津市外经贸委的最新统计则显示，日本、韩国已是这一城市的主要投资伙伴。今年一季度，天津市累计批准日本投资企业近1400家，合同金额为28.7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落户天津的外资企业中韩资企业居首位，数量同比增长64%。

　　“环渤海”期待领军角色

　　北京将利用奥运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天津要建设国际化贸易港，发展仓储物流业；河北要加强与京津产业对接，并提供一切便利支持将环渤海合作委员会日常工作班子设在廊坊的建议；山西将致力于形成区域内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产业共兴的新格局，为兄弟省市区提供能源支持；山东会为环渤海地区成员提供便利的对外开放通道；辽宁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协作，振兴老工业基地；内蒙古表示用13亿亩草原维系区域生态安全。

　　尽管表述不一，尽管期待各异，各方对于环渤海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热望溢于言表。

　　可以说，中国正在从行政区划为界的竞争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竞争转变，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找到了各自的发展模式和合作路径，开始了合力基础上整体提升的现实，让环渤海经济圈各省市区不能不坐下来。

　　“但从区域经济合作角度来说，环渤海地区区域合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一区域缺乏非常明显的产业分工，缺乏一个中心的领先城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专家季任均教授认为，渤海区域内正掀起城市开发的高潮，然而仍都缺乏从区域经济层面上的审视规划。城市之间出现零合博弈现象，港口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浪费和发展相对缓慢。企业生态环境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还有差距，主要问题是区域内的内在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区域内部没有形成分工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各省区市负责人或代表在多个场合的发言中均表示要通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充分考虑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既要立足当前，又要兼顾长远，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具体而言，各省区市希望借“廊坊磋商机制”探索新的区域合作模式，打破过去那种以“行政区划”的强弱、大小论事权的做法，使这个未来“共同体”在经济、环境要素带动下，形成一种地域上的模糊概念，比如实现户籍、人才、资本之间的流动等。惟如此，才能在合作机制协调下，使这一区域的城乡布局合理，城市功能完善，人居和投资环境得到全面的优化和改善。

　　5+2热议环渤海

　　河北省省长季允石：

　　河北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一员，始终坚持“互惠互利，互补双赢”方针，长期致力于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发展。今后，河北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在环渤海地区交流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河北省已建立了环渤海合作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全力支持廊坊市在承办合作会议等方面的工作，为环渤海合作委员会常设机构开展工作创造便利条件。

　　山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廷生：

　　多年来，山东省十分重视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包括国际合作。目前包括日本、韩国、蒙古在内东北亚经济论坛已举办了3年。面对当前机遇，环渤海地区应重点加强区域内产业和科技合作，整合资源，实现互利共赢、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山西省副省长宋北杉：

　　环渤海经济圈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环渤海经济圈辐射到山西、内蒙，对山西是很好的发展机遇，山西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应该看到，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是优势互补，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制定规划是合作的关键，资源共享是合作的实质。

　　辽宁省副省长李万才：

　　环渤海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应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同时要建立相应机制，尤其是有效的组织机构，以发挥区域成员各自的优势。建立信息平台是区域成员协调合作的信息基础，否则合作机制很难形成和把握。在开发建设中，应当体现区域整体优势，一些关系全局的大型项目，需要合理规划与布局。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乌兰：

　　长期以来，内蒙古与环渤海各省市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始终保持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应以项目建设、某一行业为突破口，建立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与协作体系，避免因结构趋同、过度竞争而丧失分工效益和规划效益。

　　天津市协作办主任邢明军：

　　天津市始终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今后将尽最大努力，尽到应尽的责任。其次，以往环渤海地区的合作组织缺乏高层协商机制，当前需要在建立高层协商机制的同时理顺与其它合作组织的关系。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郑拴虎：

　　北京市一直非常重视并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开展将近20年时间，但一直以行政推动为主，政府主导。当前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应以市场化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