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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胜诉消息老人喜出望外

　　中国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案始末

　　1944年， 360名中国劳工被西松建设公司强掳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直到日本战败。 5名中国劳工及死亡劳工家属 1998年 1月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建设公司对每名原告赔偿 550万日元。广岛地方法院 2002年 7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应负法律责任，但以事件发生的时间已超过民法所规定的 20年赔偿请求权期限为由，驳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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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赔偿请求。为此， 5名原告向广岛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天津劳工邵义诚，南开区居民， 78岁。 7日中午抵达日本福冈机场，不日将回国。

　　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在类似案件中判决中国劳工胜诉

　　-首次胜利

　　日本广岛高等法院 7月 9日作出判决，责令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其在二战期间强掳的中国劳工和已故劳工家属代表作出赔偿，赔偿金额为 5名原告每人 550万日元(约合 5万美元)。这一判决推翻了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之前作出的一审判决，这也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在类似案件中判决中国劳工胜诉，预计将会对未来类似的诉讼案件产生影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广岛高等法院审判长铃木敏之下达了判决书，满足了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出的索赔请求。铃木敏之宣读判决书时说：“强掳劳工是严重侵犯人权，西松公司强迫他们在危险工作环境中从事超长时间的劳动。”

　　判决下达后，宋继尧等原告起立欢呼：“胜利了！胜利了！”中国劳工索赔的支持者们也跑到法庭外，亮出了带有“胜诉”字样的标语。西松建设公司拒绝对这一判决发表评论。

　　-时效壁垒

　　在日本围绕强掳中国劳工的诉讼中，这是继 5月福冈高院二审推翻一审结果，反判原告败诉以来第二起上诉到高院的案件。

　　西松建设公司辩护律师在辩护时依旧援引了“时效壁垒”，认为此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但铃木敏之说：“援引时效法案侵犯了(工人)的权利……严重违反了法律公正原则。”

　　这 5名中国劳工 1944年 7月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在日本西松建设公司电站建设工地上工作达 1年多，直到日军投降。这期间他们经常要忍饥挨饿，每天工作超过 12个小时，从事繁重而危险的体力劳动，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也得不到医疗帮助。

　　5名中国劳工中，杨熙恩在 1945年 8月美国向长岛投掷原子弹时死亡，由他的儿子杨世斗代表。吕学文经历了广岛原子弹袭击，去年 8月以 82岁高龄因病去世，由他的家属代表。曲福先也已去世，由其弟曲训先代表。幸存劳工包括邵义诚和宋继尧。

　　亚洲国家劳工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索赔要求，日本政府坚称已经在战后条约中算清了账。虽然最近一些日本法院认定日本政府和公司强掳中国劳工非法，但又往往以超过依法索赔期限为由驳回原告请求。

　　据了解，由于二审判决还不是最终结果，西松建设公司很有可能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中国原告以及所有支持原告的日本朋友都希望日本最高法院也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

　　天津老乡是好样的

　　本案中的一位劳工是天津人，他就是今年 78岁高龄的邵义诚。9日，天津市个人起诉日本政府索赔第一人崔庆云老人得知邵义诚案二审胜诉后兴奋地表示：“这太好了，邵义诚是好样的，看来我的官司也很有希望，即使一审结果不理想，我也不放弃，要继续打下去。”

　　崔庆云老人说：“虽然我是个人起诉日本政府，他是联合全国范围内的劳工集体起诉，可是我真的是打心眼里佩服邵义诚，听说他为了打这场官司早在 1993年就去日本调查过。 1998年好不容易找到些证据在日本立了案，整整盼了 4年， 2002年 7月下发的结果让他吃了‘败仗’，要换了别人可能早没了信心，但邵义诚偏不服软，一方面寻找新的有力证据，一方面给同伴们打气，他们继续上诉，并一直坚持才迎来了这份艰难的胜诉判决。”

　　崔庆云还流露出要和邵义诚相识的愿望：“要是有机会，我还要向他请教。因为我的官司也要进入起诉阶段了，虽然和中方的代理律师进行了多次交流，但是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我还是拿不太准，有这个胜诉的先例，有这个勇敢坚强的天津老乡的帮助，我会更有信心。我相信在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援助下，只要曾遭屈辱的劳工都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获取最后的胜利，讨回我们应有的尊严。”(王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