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副市长缘何向市民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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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今年2月初，本报收到了一封落款“山东省临邑县”、却寄自“北京正义路”的报料信。信中历数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诸多违法违纪行为，并附有李信下跪的多幅照片。鉴于所述问题重大，本报记者长时间多方调查核实。据了解，日前，李信已被有关机关依程序调查。

　　“李信被省纪委带走了”、“李信被‘双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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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月底开始，李信的境况成了山东济宁人最关注的话题。

　　李信何许人也？济宁市人民政府的网站上这样介绍：副市长，主持高新区的工作，分管科技、外事、侨务、对台事务等工作，联系科协工作。

　　李信成为议论的焦点不仅仅因为他“出事了”，更令人惊诧的是，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竟然会向一个普通市民跪地求饶，并任由别人将其这一姿态拍成照片。

　　“下跪”上网

　　6月10日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的网页上流传。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李信和举报人李玉春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及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多种违法违纪行为。文后还附有数张这位副市长下跪的照片：李信满脸忏悔之色，神情异常沮丧，甚至涕泪横流。

　　副市长下跪的照片和文章公诸网络不到一周，6月16日，济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称“高新区管委会”)就给刊登该文的相关网站负责人发去一封“辟谣”的申明邮件。

　　申明邮件称，网站所登载的文章“内容纯属伪造，所附照片纯是个人拼接而成……李信同志作为济宁市副市长、济宁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作风公道正派”。

　　此邮件还称，刊登文章和图片“对李信本人造成了极大伤害，同时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并将干扰经济社会的发展，该文作者和有关站点已经涉嫌诽谤罪，目前当地公安部门正在对该文章出处的网站进行调查，并将依法对有关人员以诽谤罪进行侦破”。

　　记者曾经亲眼见到这些下跪照片的底片，并就照片的真实性咨询了专业图片制作人士。据专业人士鉴定，这些图片上人物和周边环境的色调、分辨率、光源都非常一致，图片放大后头部和周边环境连接的边缘线非常自然，基本可以排除“换头”或者人工合成的可能性。

　　7月14日，记者拨打高新区管委会申明邮件中所留的两个联系电话，发现其中的手机已停机；打通固定电话后，对方告知“打错了，这是宾馆电话”。

　　7月15日，记者来到高新区管委会，向负责对外宣传的政研室了解李信的情况。该室主任董振拒绝回答所有提问。但记者发现，那封申明邮件上所留的固定电话即为政研室办公室电话。

　　李信事发之后，济宁高新区的官方网站再也无法登陆。

　　“忏悔”

　　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李玉春说：“我了解李信太多的劣迹，所以他只能用写保证书、让我拍照来显示诚意，希望我停止检举他。”

　　2003年6月，李信打电话给李玉春，表示他要到上海来“当面道歉”。6月23日，在上海市蒙自西路李玉春住处的门前，李信痛哭流涕地跪下，向李玉春“忏悔”不已。

　　7月13日，李玉春住进李信为其包下的上海天诚大酒店1905室，李信又在李玉春和其弟李登峰面前下跪乞求他们不要告发自己。

　　李玉春当着李信的面拍下了他痛哭跪地的情景，而李信也没有表示反对。

　　有媒体记者曾通过电话向李信核实此事。

　　记者：“2003年7月份到10月份期间，你有没有在上海天诚大酒店订过房间？”

　　李信：“没有。”

　　但上海天诚大酒店的登记记录上却明确记载：2003年7月13日，1905房间，登记人李信，共住83天，每天房费800元，用李信的信用卡结算。

　　为表明“忏悔”之意，李信在2003年9月19日写给李玉春的《保证书》中称，“我李信(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向李玉春全家保证再也不做任何一点伤害李玉春的事……如果我弟李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和畜生王兵(山东省济宁市中亿集团董事长)再做一点任何伤害李玉春的事……我如果再指使别人做任何一点伤害李玉春的事，就让我全家死光，断子绝孙，让我丢官丧命，不得好死。”

　　在这份《保证书》中，李信还承认了“我2003年2月23日做了伤害李玉春的事，我李信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向李玉春全家跪头赔罪”。

　　据知情人士介绍，李玉春曾将这封《保证书》拿到公安部鉴定，被确认是李信的笔迹。

　　初识李信

　　李玉春，30岁，山东临邑人。17岁起就在温州等地做服装生意，小有所成。

　　2002年1月6日，李玉春从温州来到上海。半个月之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李玉春非常偶然地认识了李信。

　　当晚李信并没有亮出他的政府官员身份。“因为都是山东老乡，他不断地针对我喝酒，我有这种感觉，他不掩饰对我的好感。”李玉春说。

　　聚会结束时，李信要了李玉春的手机号。第二天李信打电话给李玉春，说有个大项目要和她商量，约好在上海市打浦桥路的一家茶室见面。

　　这次见面，李信亮明了身份。“他说自己是济宁市副市长，兼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谈到他手上有大把的业务，下属有大量的企业，别人都会买他的账……而且他给了别人不少的好处，别人都应该报答他。”李玉春最终听信了李信的话。

　　对一个商人来说，能够和政府官员合作无疑就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2002年4月，李信拿来济宁市当地派出所、街道办等相关单位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股东协议，用“李岩”(女)和“李昆”(男)的身份证，在上海市卢湾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了“上海岩昆经贸有限公司”(下称“岩昆公司”)。

　　李昆是李信的儿子，家庭住址“济宁市中区核桃园北街4号机械设计院宿舍”即为李信的家；而“李岩”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李玉春的，年龄却是假的，出生日期“2月20日”则是李信自己的生日，其住址“济宁市吴泰闸路高新区管委会宿舍”也直接指向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李信。

　　“并没有‘李岩’这个人，是李信通过济宁市公安局签发了一个假身份证。”李玉春说，“李信把‘李岩’的身份设定为他的侄女，他给我的解释是方便办手续。”

　　记者在上海市工商局卢湾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上看到，岩昆公司于2002年4月9日设立，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投资人为李岩、李昆。其中法定代表人李岩出资25.5万元，拥有51%的股份；李昆出资24.5万元，占49%的股份。

　　有媒体记者曾在电话中向李信核实这些信息。

　　记者：“李玉春你认识吗？或者叫李岩。”

　　李信：“不认识。”

　　记者：“我手上有一些你和李玉春在上海的合影。”

　　李信：“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

　　记者：“你有个儿子是吗，叫什么？”

　　李信：“对，我有个儿子，叫李昆。”

　　记者：“在过去的两年中他有没有去过上海？”

　　李信：“没有，他一直在北京中科院读书。”

　　记者：“那么现在上海有一家公司，是以你儿子李昆和李岩，也就是李玉春的名义注册的，你知不知道？”

　　李信：“这个我不知道。”

　　负责为岩昆公司注册的委托代理人是上海卢汇企业登记代理事务所的管正平。记者找到了管正平，并向他出示了几张李信的照片，管正平确认“当初来办委托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

　　受雇于岩昆公司的会计戴正龙也向一位记者证明，当初聘用他的就是“李信和另一名女子”，并谈好他每个月工资600元。

　　岩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上海采购诸如服装、食品、化妆品之类的日用百货，然后转手卖给高新区管辖内的企业。李玉春回忆，公司的生意“都是李信手下的大型私营企业做的，没有一家山东以外的”。

　　而和一般的贸易不同的是，岩昆公司的业务利润异常丰厚。“比如给开发区管委会做的衬衣，可以赚到好几倍的利润。”李玉春说，这些业务都是李信自己去谈来的。

　　在李信的“努力”下，2002年4月才注册的岩昆公司，在2002年12月就已经实现了大约500万的进账。李信甚至表示，有信心“每年赚到1000万”。

　　这段时间里，李玉春和李信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

　　“他也没有掩饰对我的好感，甚至连‘后半生生活在一起’都许诺过。”李玉春承认，“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如果能和他在一起，有很多钱，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洗钱”

　　然而，李玉春渐渐发现了公司里一些让她“感到恐慌”的事情。

　　2002年末，几笔济宁来的汇款让她觉得非常蹊跷。

　　据李玉春回忆，有一笔款是济宁高新区汇来的15万元，李信说是做化妆品的，但岩昆公司根本没有发过货，也没有经营过化妆品；另一笔是25.3万元，济宁市一个公司发过来的钢材货款，可事实上岩昆公司从来没有做过钢材生意。

　　这些到底是什么钱，是受贿，是公款？

　　这几笔钱也引起了会计的注意。这位会计向记者证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连购销合同都没有，怎么会有钱进来呢？”

　　按照会计法的规定，企业款项的收付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会计机构必须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并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结账。而李信对会计说，这些钱是总公司过来的，先在账上挂一挂。

　　2003年1月下旬，李信亲自来到上海，带来了3张山东济宁中亿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开出的现金支票，每张100万元。李信要求把这笔款入账，但却遭到李玉春的反对。

　　“没有合同，没有事由，没有业务，甚至连中亿集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这笔巨款让李玉春越来越恐慌，“我是岩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了事情都是要我负责的。我害怕，300万会掉几个脑袋啊。”

　　更让李玉春感到害怕的是，以前的账是从银行过来的，“尚且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来的)”，而这次现金支票入账必须由她本人出面。

　　“李信软磨硬缠了好几天，三天后又强拉硬扯地把我拉到银行，因为必须要我的私章才能将这笔款入账。”最终李玉春屈服于李信，把这笔钱打进了公司的账上。

　　岩昆公司会计戴正龙证实了这笔款项的存在：“李信让我把这笔钱挂在‘应付款’上。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洗钱’！”

　　本报记者就此咨询了专业财务人员。他们认为，如果这钱没有正当的来源、没有合法合理的各种原始凭证，那就是做假账。而把这样的钱做成借款(应付款的一种情况)，审计的时候是很难看出问题的，正是“洗钱”常用的一种手法，一般在司法介入后才能把钱的来龙去脉查清楚。

　　这300万元让李玉春感觉像是坐上了一座火山，并“决定退出了”。

　　绑架

　　2003年2月18日，李信要李玉春赶紧来济宁签一笔订单。

　　2月23日，当李玉春退房要走的时候，“两个打手在总台把我截住了，要我再住一天，好好和李信谈一谈。”

　　李玉春回忆，当天夜里李信的弟弟李峰———济宁市任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和两个打手在房间里看守了她整整一夜，并劝她不要固执己见，应当继续和李信合作。

　　“第二天中午，李信过来，问我想通了没有。我说我想了几个月了，结果还是我退出去比较好。”

　　李信说：“既然这样，就怪不得我了。”他打开房门，对门口的几个打手说“你们动手”。4名打手便开始对李玉春拳打脚踢。

　　在殴打李玉春的过程中，李信自己控制着电梯，有人要下电梯，他便告诉别人“你出去”。李玉春回忆，她听到李峰告诉要出电梯的人：“我是公安局的，在执行公务。”

　　殴打从下午1时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许。

　　李玉春无法承受这种折磨，当天夜里在卫生间用刀片割脉自杀，并将刀片吞入腹内只求速死。

　　记者看到，李玉春的手腕上至今还留有锐器割伤的疤痕。李玉春说，李信后来曾要求她去做消除疤痕的手术，被她拒绝了，因为她“要留下证据”。

　　这次绑架正是李信在2003年9月19日所写的《保证书》中提到的“我在2003年2月23日做了伤害李玉春的事”。

　　李信见李玉春宁死不从，便抱出一台摄像机给李玉春看，里面拍摄了其家人的住所和工作单位。李信威胁说，如果李玉春“不听话”就伤害她的亲人。

　　李玉春被迫在一份“书证”上签字，表示收到150万元的“照顾费”，并向李信保证“不再做任何危害和伤害对方的事情，否则我承诺偿还对方全部照顾费和公司利润”。

　　在这份由“对方代理人”王兵签字的书证上，还规定“原合伙公司法人代表李岩应更名为李玉春，另一合伙人应更换为李玉春指定人的名字，该公司的运作对方代理人应给予积极配合”。

　　李玉春认为，李信此举的真实用意是让她从此不再敢揭发检举李信，并将李信自己和儿子李岩“彻底与岩昆公司脱离干系”。但李玉春并没有把李昆的名字从工商注册资料上替换掉。

　　划款

　　绑架李玉春，还有一个很直接的目的，就是划走岩昆公司账户里那几百万人民币。

　　“李信多次提出要提走那笔钱，但都遭到了我的拒绝。”李玉春说。

　　绑架李玉春后，李信拿到了岩昆公司的公章、李玉春的私章及各种证件，并指派手下邱彩虎等人到上海两次提钱总计360万元。

　　在岩昆公司的汇票申请书上记者看到，岩昆公司分别于2003年2月24日和27日，在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上海市淮海中路第一支行申请开具300万元和60万元的汇票，所申请的汇票提款地点是“工商银行济宁任城支行”，收款人为“山东中亿集团有限公司”。

　　3月3日，李信指派邱彩虎等二人押送李玉春到公司开户行，继续去提账户上剩下的60万元。

　　这次李信为什么不像前面360万元一样自己动手提钱呢？李玉春告诉记者，李信是想制造李玉春本人亲自去提钱的假象，来防范风险。

　　根据当时在场的工商银行上海市淮海中路第一支行副行长王漪吉吉回忆，那是在中午12时左右，银行里已经没什么客户了，而已经办完业务的李玉春一直呆在里面似乎不愿意出去，于是上前询问。李玉春告诉她，外面两个人要绑架他。

　　顺着李玉春所指的方向，王漪吉吉确实看到两个人在外面等候。于是她出去询问，那二人告诉她，“她(李玉春)不走我们也不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方面很快报了警。

　　之后，三人都被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在那里，邱彩虎承认了之前360万提款是他在公司老总的委托下提走的。

　　但是卢湾公安分局在7月1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却给出了另外一套说法。

　　政治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得知，李玉春在此前两天一直处于自由的状态，并没有被胁迫。而且三人是约好一起过来取钱，只是因为在取钱过程出现了争执，银行方面出于谨慎报了警。

　　而此前经侦支队队长杨维屏接受其他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李玉春到了公安局后提出，她希望警方到山东那边去作了解。

　　卢湾警方介绍，他们曾向山东方面了解情况，山东省纪检部门专门来人解释，他们已经调查过此事，李信承认与李玉春相识，但两人矛盾纯属个人矛盾。

　　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李信已经把手上的款项转到了他在国外的儿子李昆名下。

　　逃亡

　　2003年3月起，李玉春被迫扔下所有工作到了北京。一年间，她先后向多个国家机关寄送举报材料。

　　“我愿意为我的无知、为我的贪心负法律责任。”李玉春泪流满面，“但我也一定要让李信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为避免被李信找到，李玉春在北京、上海等地四处躲藏，并不断地更换住处和手机号码。

　　李玉春的姐姐李玉芬告诉记者，李玉春躲在外面的日子里，他们位于山东临邑的家人经常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和骚扰，要他们交出李玉春，并恐吓他们不要让李玉春去到处告状。

　　2003年10月18日，李玉芬到母亲马胜兰与继父李可让家中，发现门上贴着大字报，上面有辱骂、威胁她母亲和妹妹李玉春的文字。门窗玻璃全都被敲碎。

　　李玉芬说：“我母亲和继父对我讲，济宁来了七八个男人，其中有一个叫简明磊的，门窗玻璃全是他们砸的，门上的大字报也是他们贴的，他们进门就砸，并到各房间找李玉春，还威胁我母亲，让我们一家人都留条后路，让我妹妹把李信磕头的照片和李信写的保证书交出来，不然的话就让我们全家‘人间蒸发’。”

　　2003年10月21日晚，李玉春的弟弟李登峰在家门口发现几个人开着一辆面包车在等待，便上前询问是否是李信派来拿东西的。双方发生冲突后，李登峰失手杀死其中一人。

　　李登峰于2003年11月3日被临邑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拘捕。

　　“咬口”的李信

　　几位济宁人对李信的评价是：咬口。“咬口”是当地俚语，用来形容一个人“厉害、难缠”。

　　一名和李信共事多年的官员也认为，从工作上来说“李信的确做了不少事情”。

　　李信1954年2月出生在济宁。据知情人士透露，李信的家庭背景不错，其父在济宁长期担任要职，给他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在出任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之前，李信在济宁市建筑设计院担任院长。了解李信的人对他在建筑设计院的工作评价颇高。而在此期间，李信先后获得优秀科技工作者、市劳模、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省劳模等荣誉。

　　1994年前后，济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由于李信在建筑设计院的出色表现，被任命为高新区副主任。

　　之后，高新区领导班子调整，李信一跃为管委会主任。“谁都知道这是个肥差。”知情者认为，这也许就是李信蜕变的开始。

　　不久，与其不和的党委书记被调离，李信兼任后独掌大权。之后很快有人发现，市委、市政府门厅里出现了李信任市长助理的公示，三个月后即出任副市长。

　　李信的胆大在济宁也是出了名的。据一位知情者称，高新区早已是李信的独立王国，开发区主要开发的是房地产，李信通过变相的圈地运动，和港商搞开发一让利就是上千万，“没问题才怪呢！”据一位参与者吹嘘，李信在香港一顿饭就要花掉5万多元。

　　7月17日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李信已经不再担任管委会主任一职，现任主任为段修龙。

　　济宁市委宣传部也证实，“李信确实在6月下旬被省纪委带走”，但具体情况不了解，“这个时候各个部门都不方便接受采访”。

　　山东省纪委负责济宁地区工作的案件三室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现在还不宜接受采访。但据省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说，有领导在开会时说起，李信被“双规”已是定论。

　　另有传闻，李信之弟、任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峰和中亿集团董事长王兵也受到牵连。

　　记者拨打李峰的手机，对方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办公室工作人员称，“有段时间没见到李局长了”。

　　中亿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王总在出差”，至于王兵的手机为什么打不通，其工作人员称“领导总是很忙的”。

　　就在6月24日李信被省纪委从济宁带走之后不到12个小时，李玉春也被山东警方从北京带走。当地警方给其家人的说法忽而是“协助李信案件的调查”，忽而又是“涉嫌包庇罪”，但其家人至今没有得到确切的书面通知，也没有再见过李玉春。(本报记者朱强、刘建平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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