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应对艾滋病：行为干预比宣传更迫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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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4日08:06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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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1000美元的注册费没有挡住华人进入此次大会的脚步。7月12日晚，曼谷蒙通他尼国际会展中心2号小厅里，许多中外记者是站着参加长达4小时的华人卫星会议的。会议主持人、中科院院士曾毅说：“我们本该申请更大的会场。”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细述了本届政府的作为和历届政府所作努力的绩效。他最后提到NGO(非政府组织)时说：“只要你说得对，就按你说的办！”这番话，鼓舞了在场的许
2003年9月是一个转折点，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作出五项承诺，其中包括向河南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在这样一个时段，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显得更乐于建言。 同时，在这样一个为华人搭建的平台上(据了解，已足足筹划了两年)，也能听到来自民间的声音。譬如来自吉林的艾滋病感染者夏淑青讲述了她积极自救并担起艾滋病关爱组织的故事，譬如自费从台湾赶来参加会议的一位男士发言说：“我是感染者，我有幸能得到治疗，我希望大陆同胞也都能。”在美国费城医药科技大学工作的王美龄副教授表达了“依赖国际是不可靠的，要靠我们自己”的观点。 行为干预比宣传更迫切 “过去的9个月里，中国取得了许多里程碑式的进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行为干预专家吴尊友博士说。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察地坛医院，同月，吴仪副总理访察河南，她随后出现在湖北，与专家讨论安全套的问题。2004年2月，国家成立了艾滋病工作委员会，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而中国最高领导人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形象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吴尊友带领大家回顾了艾滋病在中国的发现历程：1985年，中国报告了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报告了吸毒者中艾滋病的流行；1995年，因为采血浆造成艾滋病在河南的大流行，同年报告了首例云南省以外的静脉吸毒者中的艾滋病感染者；199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市、自治区报告了艾滋病的感染病例；200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报告了吸毒者中艾滋病的感染。 事实上，中国从1982年就开始了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吴尊友在12个省份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6742名受访者中，81%的人接受过艾滋病教育，50%的人看到过宣传材料，36%的人观看过公益广告《飘动的红丝带》。调查数据表明，城市的知晓率高于农村。 问题在于，中国的宣传教育基本集中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香港智行基金会干事杜聪告诉记者，2003年12月1日这天，国内有关艾滋病的报道达200多篇，是平时的百余倍。 另外，吴尊友说，宣传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大部分感染者来自农村；宣传的主题基本上是跟着国际走，比较单调，有些未必符合中国的实情。然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03年9月以后，国家出台了许多新政策，这使得宣传更加务实，找到了中国自己的主题，并从城市走向农村。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将工作的重点从大面积的宣传教育转向针对目标人群的行为干预。吴尊友说，行为干预正在走向深入，譬如今年4月，云南、河南、安徽、湖北、广西先后设立了8个美沙酮替代门诊。跟踪表明，已有600多名吸毒者接受了维持治疗。虽然美沙酮替代只对口吸者有效，但口吸者占整体吸毒人群的一半，这些门诊只要能够紧紧抓住这个群体，还是能够发挥相当的作用的。 从地方来看，云南省已经以省长令的形式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内含六大工程，其中就规定了针对高危人群的安全套推广及美沙酮替代。从整体来看，温家宝总理在7月9日发表的为15届世艾大会所作的讲话中，也在六大防治重点的第三条强调了“加强行为干预和综合防治，提高艾滋病防治的有效性”。 谁是“桥梁人群”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带来了他的一个经典性的全国性调查。在为期一年的全国分层抽样调查中，调查者引用了一些国际最先进的方法，使得抽样误差率小于0.04。譬如，通过预约，在下班后和双休日，把被调查者请到调查者住处，关起门来，同性别、一对一地进行调查；把所有的问题一一显示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让被调查者通过按键来回答；文化低的被调查者戴上耳机，从电脑里听到宣读提问的声音(备有4种方言)。 这是一项与艾滋病有关的中国人性行为调查。 3820个样本的应答显示，在20-64岁的全体中国人里，13.2%的人在多次询问中承认自己有过多性伴，16.2%的人至少承认过一次有过多性伴。这些人平均起来，有过3.49个其他性伴侣；中位数则为2个其他性伴侣。与美国1992年的全国性调查结果相比，潘教授得出两个结论：在多性伴问题上，美国人的一年就超过了中国人的一生；中国目前确实发生了一场“性革命”，但还没有出现“性自由”。 潘绥铭的另一项重要结论是：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的嫖娼率是最高的。他们的嫖娼发生比率，是城市中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他们平均有过6.41个其他性伴侣(包括“二奶”、“小蜜”、“情人”)，是工人的2倍左右，是农民的3倍左右。因此，他们同时最可能成为性传播的最主要的“桥梁人群”。 潘教授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建议，要对这些“桥梁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具体做法是：在这些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注册公司和每年纳税时，对他们进行HIV推荐检测和艾滋病防治教育，包括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当他在会上再次重申这一观点时，全场，包括中文流利的外国记者都报以大笑及热烈掌声。 美国疾控中心驻华代表叶雷博士告诉记者：一个已经知道自己被感染艾滋病的人，传染他人的几率将下降70%，这是在全世界10个国家积累的数据证明的。 人文-社会科学的五大挑战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以他话剧演员般的宏亮，发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声音。 从生物医学角度看，艾滋病的研究领域包括传染病学、免疫学、病毒学和药物学。李楯认为，长期以来，生物医学的话语成为艾滋病研究中的统治话语，在许多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对艾滋病的研究往往是相对迟钝和滞后的，其发展开拓处于劣境，而艾滋病的高度敏感性又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倍加艰难。 对艾滋病防治的病因学讨论一直围绕着个人的危险行为，而抽离了其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于是，从生物医学技术看较为容易预防的艾滋病，当其流行与政治、经济以及包括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在内的社会文化相联系时，在现实中的预防就变得特别困难。于是，艾滋病变成了“获得性收入缺乏综合征”和“获得性政治免疫系统缺乏综合征”，这正是世界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全世界每年用于艾滋病的费用约为70亿-100亿美元，而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只10亿美元。中国的卫生总支出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制度性的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只达全体国民的6%-10%。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得运用最先进的药物、设备、技术治愈疑难病症的难度，远没有使广大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人们得到适当医疗服务的难度大。社会不公正不但影响着疾病的传播，更制约着治疗的结果。使我们面临挑战的，不仅是医疗技术问题，还有社会的公正和关怀的能力问题。 李楯认为，在这样一个艾滋病防治的新时段，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首先解决五大问题： 1.怎样对艾滋病及相关问题进一步做出清晰、详尽的描述和解释，为决策和制度改进提供足够的依据。 2.怎样规划政策和法律的改进。 有人文-社会科学家指出，中国防治艾滋病的障碍首先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障碍。在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中，最根本的是私领域和公领域的划分，及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认可、尊重和保护的问题。表现最直接的是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代和洁净针具与禁娼禁毒的传统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间接的和更具一般性的则有：希望靠非政府组织去做行为干预和社区关怀与传统的限制结社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公布疫情和政务公开与内外有别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利益和主张不同的公众的参与和党政主导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等。规划法律和制度的改进，提出改进的路线图，推进社会的全面改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艾滋病防治的法律环境，李楯说，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专业学识贡献社会的分内之事。 3.怎样倡导爱心，重建道德。 一种观点认为，是“无知”导致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和歧视。但人文-社会科学家认为：加强防艾知识宣传只能增强一些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降低因艾滋病而致的恐慌，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问题。在对社会的信任和道德资源丧失过程进行解析的同时，倡导爱心，呼吁恢复信任和重建道德，则是当务之急。 4.怎样在资金投入后，使真正需要的人受益，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 当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政府，以及国外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资金投入到中国艾滋病的防治中去之后，已经有人担心艾滋病防治会不会像过去几年的“扶贫”一样成为一个“产业”？一些人会不会毫无廉耻地争吃艾滋病这碗“饭”？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家应该思考的是设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资金合理、有效的使用。 5.怎样使社区重构，怎样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限度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抵御艾滋病的最基本制度，但中国在改革之后并未适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致使在中国仍维持了城乡分治的旧体制格局，而目前的卫生医疗保险只覆盖了全体国民的6%。这是应该持续研究的重大题目，也是有效抵御艾滋病，减少艾滋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损失的制度性保障。撰稿／李宗陶(记者) 相关专题：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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