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齐怒取存款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存款存得快，取款取得也快。就在天津民众自发救国储蓄不久，1915年11月的一天，天津的五大银行门口，挤满了手拿救国储金存单、等待取回存款的市民；商会门前，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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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进进出出的人士脸上挂着焦虑之色……

　　是什么原因使原本进行顺畅的救国储蓄遭到如此结果呢？

　　1915年的救国储蓄席卷全国，各地推行一帆风顺。但袁世凯却嫌当总统不过瘾，非要过回皇帝瘾。这一来惹得天怨人怒，原本进行顺畅的救国储金立时遭到抵制，最终在一片声讨中，国人又将存在指定银行中的救国储蓄取了回来……

　　称帝导火索 引人心发慌

　　袁世凯当政几年，财政日趋紧张，向国外的借款越积越多，1915年，袁世凯最终依仗借款开始了自己的皇帝梦。当筹安会成立的时候，袁世凯向国人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我要当皇帝。

　　对于袁世凯的皇帝梦，多数国人愤慨不已。更令国人不安的是，1915年9月的《天津日日新闻》报登载了一则消息，内称筹安会准备借用200万元救国储金作为袁世凯称帝的活动经费。

　　虽然《天津日日新闻》发行量仅有一千多份，而且多数在日租界的洋行内发行，但它的背景相当大。原来，《天津日日新闻》是由天津日本领事馆出资主办，可以说是日租界当时在津的“机关报”。由于这层关系，对于日本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交易，该报登载的内容绝对有着令人信服的出处。

　　得知此消息后，上海、北京两地的救国储金会马上开始调查，纷纷致电天津商会要求澄清，但除了向报馆提出抗议外，商会又能做什么呢？况且，袁世凯实行帝制的事实摆在眼前，商会对于皇帝的举动又能奈何。

　　干事要辞职 储金有人索

　　推翻清廷仅仅几年的光景，又有人做起皇帝梦，老百姓能不生气吗？救国储金原本为了国家强盛而进行的筹款，如果恢复帝制，这笔钱不就成了皇帝的小金库了吗？受到如此的挫折，不但储金的热情受到沉重打击，就连为此往返奔波的储金团干事也撂挑子不干了。

　　李六更，直隶救国储金团干事，曾经为号召捐款储蓄奔走呼吁。见到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举动，当场摘下干事徽章，愤然掷在地上，扭头回家。思忖良久，李六更提笔正式向直隶救国储金团提出辞职。“大局甚为之秋，而袁氏子改共和而仍实行专制，不第夺我四万万同胞之国权……惟恳请我团长先生将弟干事之名即为取消。”

　　李六更辞职刚刚过去几天，《天津日日新闻》再次刊登了一则令人惊讶的消息：有人向银行提出索还救国储金。这条消息报道的转天，天津《京津泰晤士报》与北京的《顺天时报》也对此进行了转载，原本储金团就已经紧张的气氛，一下凝集到了顶点。

　　直隶救国储金团干事长卞荫昌将自己的意见立即电函北京储金团，认为日本报纸连日来对于此事的报道，主要是想分化国民的信心，不想让救国储金成为事实。按照卞荫昌的分析，无论用救国储金开办兵工厂或者兴办实业，肯定会动摇日本在华的利益；即使没有凑齐目标中的5000万元，储金团的演说与宣传，也可以达到开启民智的作用，对日本也不利，因此，日本肯定会暗中阻挠瓦解储金团。卞荫昌向北京储金团的干事们说明，如果不是甘心媚外，国人自然不会停止储蓄，将进行到一半的事情半途而废。

　　不可否认卞荫昌的爱国热情，但身为直隶救国储金团干事长的卞荫昌忘了一点，众多国人储蓄的热情不是冲着要当皇帝的袁世凯，而是为了贫困羸弱的国家。

　　上海先还款 津人心不满

　　救国储金会从开始到结束，一共筹集到多少存款呢？上海中华救国储金团成立时，对外宣布要存储5000万元，但实际数字远没有预计的那么多。到1915年11月，各地共收到储金400万元，允诺认存储金400万元，如果把没有正式存储的数字也计算在内，全国应该存储800多万元。就在全国各救国储金团举行联合会议，准备再接再厉，冲击存款1000万元门槛时，从上海却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上海救国储金团干事长虞洽卿同意不愿继续存储的储金人，可将自己的储金从银行中取出。

　　作为此次救国储金发起地的上海，第一个喊出可以自由取回款项，不亚于给其他储金团泼了一瓢冷水。直隶储金团心底一下凉了一半。怒不可支的天津储金团立即将自己的不满转达给上海，天津储金团提出：“前开联合会时，贵团并未有提议上项事之片纸只字也。顷阅沪报，知贵团通告贵埠储金人愿索还者悉听自行收回。而敝团连日开会演说，踊跃进行。”

　　接到天津来电，上海救国储金团只好硬着头皮给天津回电解释：上海储金团此次作此决定纯属无奈。上海储金团坐落于租界，在刚刚开始此次动议时，外国人曾经前来盘问并仔细审查规章。当时虞洽卿先生做出答复，如果6个月不能凑足预计的5000万数目，储金团将随时发还存储钱款。现在时间已经过去6个月，但储金没有达到目标，如果上海不将存款发还，恐怕有人向租界方起诉。如果被控诈骗，对于国人的热情伤害更大。而且，虽说上海规定可以自由支取这笔存款，但并不妨碍各地爱国人士继续从事该项事业。此种解释，天津储金团也无可奈何。

　　取款理当然 津城乱一团

　　相比南方储金团对待时局的对策，天津储金团各位干事显得有些呆板，拳拳爱国之心如果放错了地方，恐怕就不那么可爱了。一再坚持不发还储金，使得天津储金团渐渐成了少数派，大多数地方的储金团，都开始将存款发还储金人。

　　天津各位干事的想法是，无论能否凑齐5000万的救国储金，这一活动带来的大量存款也可以投资大型实业项目，对于提倡科学工艺，推广国货能够起很大作用。即使过了存款的期限(6个月)，只要让存款人知道这是为了国家振兴，也一定会得到众人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此提议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1915年11月28日，天津《白话晚报》刊登一份紧要新闻：救国储金团发起的时候，规定6个月期限，募集捐款5000万元为足额。现界期满，所募款项不及1000万。现经该团体决议，一律退还。

　　消息一出，天津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五大银行门口挤满了手拿救国储金存单、等待取回存款的市民；商会门前，车水马龙，进进出出的人士脸上挂着焦虑之色。几位储金团干事也为难了。按照干事们的想法，用天津市民捐存的这笔款项(十几万元)，也可以筹建一所纱厂，将储蓄改为股本，不失是救国图强的一个好方法。但报纸的新闻让储金团顿时陷入被动，其似釜底抽薪，将本来已经风雨飘摇的小舟推到了风口浪尖。除了向报社去函解释，请求给予更正，储金团的干事们也别无他法。

　　蔡锷讨袁 储蓄就此打住

　　爱国行动所产生的救国储金，如果让袁世凯支配会有何种用途呢？恐怕首先是为其称帝服务。1916年1月14日，《北京日报》披露说，有人提议以救国储金作为平滇费用，将近1000万的储金全部用于讨伐蔡锷的战争支出。

　　如果没有这一动议，救国储金恐怕还要维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消息一出，各地的救国储蓄立时陷入瘫痪之中，没有一个人再向银行账户中存入一分钱。看到市民的举动，天津储金团也不再要求其他各地坚持揽存，而将目光关注到天津地区存款的用途。但众人对于如何投资各有主见，争论了数月也没有做出最后结论。

　　1916年6月，袁世凯了断了自己的皇帝梦去了另一个世界；7月12日，发起救国储金的上海储金团也向全国宣布解散，并登报声明，储金人在3个星期内持存单到银行领取存款，救国储蓄到此为止。上海的退出并没有让天津储金团感到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国内各省陆续传来储金团解散还款的消息，天津之所以苦撑，也是不想授人以柄。看到上海储金团已经解散，天津已经成为储金团的最后一个阵地，此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8月1日，天津商会内召开了储金团的全体干事会议，商讨是否发还储蓄金。

　　这一次的讨论大会没有受到多少外来干涉，反倒是内部人士的意见极不统一。一些干事们坚持用这些储金开办实业，另一些人主张即刻发还，不失信用。干事们的争论同样没有瞒过储金人士的耳目。从3日起，一些储金人士陆续提出抗议，要求返还储金。效忍堂等商号提出：帝制议起，乃知政府为自私自利之念，而无救国救民之举，已捐者方自悔恨，未捐者亦复灰心。此款既以救国为名，且有捐不足数既行发还之宣言，即宜践行前言。天津闻人刘孟扬提出：今上海及他省均已发还，人既不疑我等干事有意把持，亦必疑各银行此款业已无着，影响所及，于举办公益前途，阻碍甚大。

　　领回储金 天津捐款没底

　　天津储金团终于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从8月14日起发还本金，同时要求各储蓄银行要支付超出月份的储蓄利息。登报声明中说明，存单丢失的储蓄人，如果能够说出存款者的姓名和数目，与银行账目相符，只要觅得保人也可以领回自己的存款。由于一些市民和商家对于部分储金团干事怨气颇多，在解释之余，还特意对双方的矛盾进行劝解，毕竟在要求返还储蓄金的来信中，有些人对主张兴办实业的干事进行了恐吓和辱骂。

　　十几万元的储蓄款很快就支取了大部分，剩下的5000多大洋和2200多小洋和15000多枚铜元，成了没人认领的呆账趴在了银行账目之上。到了1925年，这些存款始终无人认领。适值军事频繁的天津动荡不安，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商会总理、原来的直隶救国储金团干事长卞荫昌致函五大银行，请求登报三天任由当年的存款者前来领取，过期将视为自动放弃，可以由商会自行处理。

　　但是，商会的提议并没有得到银行的认可。五大银行一致认为，既然是储蓄存款，必然属于个人名下财产，商会已经无权动用他人这笔资金。假如有朝一日，储户拿着存单找来，银行将如何面对呢？储蓄款，还是留在银行更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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