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新浪人物访谈：彭真之子傅洋(实录)

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之子、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傅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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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洋在访谈当中

傅洋(右一)与《人物》杂志工作人员

　　访谈时间：2004年7月28日下午3时

　　访谈人物：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之子、傅洋现任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傅洋

　　访谈主题：谈父亲彭真和中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

　　傅洋是彭真(原名傅懋恭)同志的四子。彭真在1979年恢复工作以后，殚精竭虑于中国的法制重建工作，曾经做出了三个月时间主持制定七部基本法的骄人业绩。在他的几个子女中，只有傅洋自1979年以来一直从事着法律工作，他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现在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和全国知名的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父亲的精神血脉。以下是本访谈的现场实录：

　　 第1页:彭真与中国法制 第2页:彭真在文革期间被监禁的日子 第3页:傅洋继承彭真的衣钵：从事法制事业 第4页:轶事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开启《人物》杂志与新浪联合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栏目。该栏目第一位邀请的人物就是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之子、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傅洋。今天他来到现场跟广大网友进行在线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将涉及到傅洋的父亲彭真同志的生平轶事，以及对我国法制的现状、建设以及发展进行一个阐述。欢迎傅洋老师，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傅洋：我现在是一个律师，当然也兼着律师协会的一些工作。最近《人物》杂志采访我妈妈一些事情，也谈起来是《人物》杂志要和新浪网一起组织一次和网友见面。我感到很兴奋，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广大网友聊聊天。

　　主持人：我们也非常高兴傅洋老师来到网络上与网友进行在线对话。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人物》杂志记者张伟涛先生，作为我们特邀嘉宾主持。欢迎张伟涛。

　　张伟涛：我先和傅老师谈一些网友感兴趣的话题。这次访谈是以彭真同志为主，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彭真同志功绩以及他的伟大成就。您能不能从儿子的角度谈一谈，彭真同志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父亲，让广大网友有比较直观、亲切的了解。

　　傅洋：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父亲，他是非常仁慈的，对我自己一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我心中永远怀念的父亲。

　　但是其实跟他的教导有关系，从现在我对他的怀念来讲，更多是从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所做的一些贡献，或者说他的一些法制思想的角度，更是常常让我怀念的。在他逝世的时候，党和人民对他的一个评价，叫做新中国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在新浪进行交流的时候，又让我想起他的一辈子，他活了95岁，很多事情都是让我反复思索、怀念，包括他一生坎坷的经历。

　　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一辈子90多岁，差不多如果平均一下，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度过的，在国民党的监狱坐了6年半，新中国后来发生了文化革命，新中国法制遭到一个彻底破坏的时期，他又坐了9年的监狱。

　　这样一个人，他的一辈子，我们设想一下，每周有一天在监狱里面呆着，我自己是想象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也许恰恰是他的前前后后坎坷的经历，决定了他在新中国法制建设中间能够发挥某些特有的作用。他跟我们讲过，他对于法律的基本了解其实是在国民党监狱里面，那个时候和国民党作斗争，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第一个是没有书看；第二个和国民党做斗争都要运用敌人的法律和敌人进行斗争。他那个时候据他讲彻底研究了国民党的法律，《六法全书》，那个时候应该说也打下了他对后来法制理解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从监狱出来以后，抗日战争，他和聂荣臻这些同志一起，都是老同志，创建了抗战期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期间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在那个时期起他主要负责那个地方的工作，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也是为新中国法制建设打下了一个基础。当时晋察冀的建设也是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解放以后他一直负责这个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制被彻底破坏，他又被抓起来。在监狱中间一般精神压力很大，但据他自己出来讲：我那个时候我只想大的事情，国家该怎么样，为什么发生文化革命这样的事情，文化革命大家都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也被抓起来，很多开国元勋都被抓起来，甚至迫害致死，为什么发生这样情况？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在78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所以我父亲一(从监狱中)出来工作，马上就到这个岗位上进行工作。

　　所以在新中国法制遭到破坏之后，(法制)重建的时候，我父亲从事律师工作，当然这也是我们党全体人民的共识。前一些日子，记者采访我说那时候听你父亲讲一个词，就是人心司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见文化革命过了二十多年了，有的事情大家记得不太清楚。在一个法制遭到彻底破坏、整个中国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够在一种平静、有序的环境下生活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个时候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对法律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在还要强烈一些。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过程，对法制所做出的贡献和建设，都是长期的。所以对他的怀念大量是这个方面。

　　张伟涛：彭真同志他在文革后恢复工作以后，立刻投入到社会主义法制重新建设当中去，当然好像破记录，很艰难的在三个月期间创立七部比较重要的法律，为以后法制建设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您能就那段时间您父亲的工作做一个简要的回忆吗？

　　傅洋：79年的3月法制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现在叫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我记得是7月份，五届人大的几次会议我记不清了，大概是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七部非常重要的法律。整个这七部法律应当说是在彭真同志，我这么说比较习惯，不一定说父亲了（笑），在他直接主持下做出来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么短时间集中做出这么多东西？一个原因是刚才讲的，在文化革命他坐牢期间，后来到75年虽然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到78年还在陕西那个地方被软禁。这个期间他并没有多想自己的遭遇怎么样，他想的是整个国家，包括法制，也包括整个党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一点儿也不生疏。

　　我们刚才讲文化革命前他也长期在中央主持法律的工作。比如《刑法》，因为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刑法》，《刑法》的制定工作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经开始，那个时候我父亲主持工作，所以他对整个《刑法》概念是有的。

　　到79年中央正式确实要制定《刑法》的时候，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加上彭真同志对法律--也就是在文化革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反思，他就在文化革命前法案的基础上，加进了文化革命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给我们人民带来这样一些灾难，对这些犯罪处理的条款，增加一些新罪名。比如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诬陷等。诬陷就是你明明是好人，我非说你偷东西。比如打、砸、抢这样一些文化革命给人民带来非常大的灾难，给我们国家、党带来很多灾难的这样一些犯罪。文化革命前没有充分的经验，通过文化革命反面的教训，彭真同志当时主持制定《刑法》的时候把这些加进去，形成基本上比较完备的一部刑法。当然这个刑法这些年又随着我们改革开放，我们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等，甚至包括网络、计算机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今年有些补充。但是我觉得整个《刑法》核心、基础的东西，在79年彭真同志能够组织、制定出来是这样一种结果。

　　同时这七部法律的内容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是特别急迫、特别紧要的情况下制定。我把这七部法律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文化革命期间，我们整个国家可以说政府遭到根本的破坏，整个法制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要恢复起来，我们叫做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没有法制做基础，我们不能按照人民的要求，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重建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那个时候七部法律有些是重新制订的，有些是修订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人民法院的法，这些法律不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起来，经过文化革命浩荡之后整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刑法》的制定是从根本上要保障我们整个政权，保障我们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展，保障我们人民群众一个基本安全、基本安定环境的这样一部法律，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就仍然可能像文化革命那样混乱，《刑法》在当时非常急迫。

　　第三部分，法律的制定在当时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党的三中全会正式明确，过去搞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的根本任务转到经济建设上了。在当时已经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改革国内部分，我们可以去研究，但是要开放，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和世界经济融合起来，没有现成法律保障外资进不来。外国人他不会看到你这没有任何法律环境的保障他就跑来。

　　当时这七部法律里面有独特意义应该叫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就这个法律而言，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立法的基础，如果说有一点经济合作，那都是在过去的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原来的苏联、东欧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少量的国际贸易，至于中外合资，我现在印象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中波的轮船公司，别的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立法，这个很难办的。当时彭真同志请外交部协助，让我们各个驻外使馆搜集大量的国外资料，结合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制定我们国家第一部涉外经济，可以说是空前的一部法律。

　　　　当时制定出七部法律，时间很短，意义非常重大，原因一方面是我父亲过去的工作基础，另一方面我想讲到的，我父亲这一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工作的刻苦精神，没有空闲的时间，我很不会形容，我总结的是人怎么还能工作成这样。

　　主持人：您觉得您父亲三个月的时间对您这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傅洋：这三个月很难割裂开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笑），但是那个时期是我刚刚加入到法律工作里面来，所以应当说是工作印象很深刻，那个期间文化革命，我父亲流放到了陕西以后，我和我姐姐过去照顾他，再往后也算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组织给我们安排工作，正好法工委新组建，我就到那里工作。法工委组建初期那种工作的状况，直到现在还让我非常怀念，包括我出去做信访工作，大量的人民群众关心法制方面的来信，一个月要看几百封信。

　　主持人：您当时是协助您父亲吗？

　　傅洋：我跟他层次差得很远，但是机构刚刚组建起来，工作大家不分你我，甚至工作不分高低，我是小兵，领导大家都在那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法制工作，还包括买桌椅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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