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会南昌市西南方向，有一片丘陵，因为地势较高，可远南昌城区，故被称作"望城岗"。附近有所绿树环抱的某军区步兵学校("文革"开始不久步兵学校调离，校址由某炮团驻守)。在校园内，有一所二层小楼，人称"将军楼"。

　　将军楼的住户，迎来了在这里生活的第一天。邓小平起得很早，这也许是多年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吧。只见他披着上衣走下楼梯，然后穿过一楼客厅向楼外走去。在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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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伸开双臂，活动活动筋骨，就迈开脚步，快步地顺着院内的竹篱笆墙散起步来。大概是觉得在小院落里环绕散步，不如到院外去好，所以想到外边看看。突然，他往外走的脚步一下子停住，锐利的双眼落在院门口站岗的两名解放军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两双警惕的眼睛正望着自己。转过身来一看，戎装整齐的黄文华正站在楼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注视着自己。

　　此时此刻，邓小平明白，居住环境虽然幽静宜人，但他们仍然是"囚徒"，是住在将军楼里的"囚徒"。想到这里，邓小平转过身来，继续在院内散起步来，把所有注视他的目光远远地甩在身后。

　　邓小平有经常散步的习惯，但是，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历史的见证人黄文华曾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来回走过千百次，他留下的足迹将使这里的人们永远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

　　每天早晨起来，邓小平总是径直走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特别是睡完午觉醒来，则必须围绕着院子走上几十圈，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夏，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他散步的姿势也很特别：头略低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作前后摆动，胸膛挺直，完全像一个斗士，决不是像一般人双手背后，悠然踱步。他迈动的步幅也很大，而且走得十分急促、敏捷，相当于行军的速度，决不是像常人散步时的四方步或八字步。

　　后来到邓小平身边生活的女儿毛毛，在回忆父亲散步的情形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蓄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作为邓小平夫妇的"管理秘书"，实际上的监护人黄文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将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黄文华是一个连级干部，曾在江西省某军分区宣传科任干事，当过"文革"初期"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教员。他是在回家探亲时被急电招到省军区报到的。受领监护和监管任务后，他确实感到过为难。不过，作为军人，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天晚上，黄文华听说邓小平找自己有话谈，就来到二楼邓小平房间里，等他在客厅沙发里坐好，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讲："你就叫我老邓，不要叫别的，这样还自然。"黄文华答应了。这样就解决了当时他怎样称呼邓小平的问题。

　　邓小平夫妇又忙碌了几天，待生活用品准备大体就绪，就提出要去附近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黄文华来到修造厂，又详细地了解了工厂准备情况。

　　其实，在邓小平来江西以前，就有了邓小平夫妇到这家工厂"劳动改造"的安排，当时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保卫部长陈昌奉就曾专程到该厂交代了三项具体任务，通过"长期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

　　该厂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是广东人，曾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工作过，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后来随军南下，全国解放后，担任过海南岛公安局局长，1956年上调公安部任某局副局长，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降职下放到江西省，"文革"初期，又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任职。很显然，由罗朋这样的"老公安"、"老部下"来安排邓小平夫妇"劳动改造"的具体事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也许是为确保邓小平夫妇人身安全，也许是让罗朋"戴罪立功"，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受领任务后，罗朋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布置迎接邓小平夫妇来厂劳动的各项准备工作。除了了解工厂职工思想情况，规定保密制度，整理厂容，撕去"打倒刘邓陶"标语、大字报以外，还决定把邓小平夫妇劳动地点定在老工人多、人员素质好的修理车间。车间主任陶端是厂党支部委员、老工人，执行任务很坚决、可靠。

　　了解完上述准备情况，黄文华又专程到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去请示邓小平夫妇现在能否去工厂劳动，获准后，他又赶回步校将军楼，面见邓小平。

　　邓小平又催促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汪东兴找我谈过，让我来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现在来了几天了，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当黄文华讲明天不下雨就可以去时，他连声说行。

　　1969年11月9日上午，邓小平夫妇穿好了新做的劳动服，由黄文华陪着，走出步校大门，下了坡岗，沿着一条沙土大路，向拖拉机修造厂走去。

　　途经长途汽车站时，引起了等候汽车和过往行人的注意。他们虽然不敢走近观看，但却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确，一对老年夫妇身着劳动服，身后跟着名年轻军人，自然是引人注意。

　　这情景使监护人黄文华格外不安，因为他对邓小平夫妇的安全负有绝对责任。在当时动荡的年代里，如果邓小平来江西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的消息传开，不要说"造反派"前来揪斗，兴师问"罪"，就是在途中被群众围观也是很危险的事情。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朋。

　　罗朋做过公安工作，对安全问题十分敏感。从见到邓小平夫妇第一天起，更增强了他的这种责任感。作为老部下，看到老首长消瘦憔悴的面容，感到十分辛酸。但在当时，他也只能以默默的行动表示对邓小平夫妇的照顾。

　　邓小平夫妇来工厂的那一天，听完罗朋关于工厂情况的简明叙述，邓小平没有言语，不过，他对安排给他们的休息室表示满意，说了声"好"。

　　当他看到厂房周围和各车间里不仅没有大字报、标语，而且打扫得很干净时，用惊奇语气询问："这里没有红卫兵？"

　　罗朋答道："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这个工厂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农村来的，是很本分的工人。"听完回答，邓小平点点头，表示理解。而邓小平的问话，却引起了罗朋的深思。他想：邓小平、卓琳每天往来于步校和工厂之间，如果走大路，要绕个大弯，多走一里多路，特别是要经过长途汽车站。邓小平年已65岁，"文革"初期遭受巨大冲击，心情极不愉快。如果在大路上再遭到些无理取闹的人胡搅蛮缠，势必给他以更大刺激。所以，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随后，罗朋、陶端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准备把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黄文华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铲除荆棘，移开乱石，加宽田垄，遇到坑坎就填满铲平。几天后，小道修好了。

　　从此，邓小平夫妇去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7点45分、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黄文华"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小路变得平整、坚实。

　　不幸的是，一天中午从工厂回来时，走在小路上的邓小平脚下绊了一下，跌了一跤。对他这样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跤很重了。但是，邓小平没等别人上来搀扶，就马上自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沾的土，顽强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去。第二天，他没能到工厂劳动。

　　当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很不安。罗朋等又带领工人们把小路又修了一遍。他们实在不愿意这位不幸的老人再遭遇到什么不幸。

　　这条由工人们修整的，印满邓小平夫妇足迹的小路被称为又一条"邓小平小道"。它是邓小平夫妇含辛茹苦的记录，是工人们关心爱戴邓小平的历史见证。

　　这位将军楼里的"囚徒"，在"邓小平小道"上急速行走着。跌倒了，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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