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将军楼的第二天，一向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就向管理秘书黄文华提起子女的问题："我来时，汪东兴同志和我谈过，可以同自己的亲属通信……娃娃们在外地，我们很想他们。"坐在一旁的卓琳也提出能否让在陕西插队的邓榕先来南昌和家人会面，因为她还不知道三位老人已迁来南昌。黄文华听后表示理解，答应马上向上级反映，争取尽快解决。

　　可是，一等就到了1969年12月初，邓榕还是没有来。邓小平、卓琳又向黄文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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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让大女儿邓林先来？邓小平还解释：邓林所在学校只有100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是个目标。卓琳接过话头说："听邓林讲，每次学校去新的军代表，都要找她谈一次话，让她写一次交代材料，真是交代得没个完。"言谈之中，两位老人想尽微薄之力保护子女之情之意无不浸透其中。

　　12月末，姗姗来迟的答复传到了将军楼：子女可以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很清楚，这是一种不赞成。卓琳听了，格外难过，她哽咽着说："孩子们受我们影响，在运动中受了很大的刺激和打击，没有证明联系，孩子们可怎么来呀？"邓小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默默无言。

　　有一次，邓小平和黄文华交谈时，不无惆怅地说："我这里的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就算了，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

　　看着对方的年轻的脸庞，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大口烟，面带苦涩地微笑说："你年纪还轻，还没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也会有这种感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0年春节前夕，邓榕由陕西来到南昌，这真是喜从天降！邓榕排行老四，长得漂亮，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喜爱唱歌。来那天，一走近将军楼，老远就跑着叫爹爹、妈妈，当她一下子扑到邓小平怀抱里时，一向不善于感情流露的邓小平双眼迸放着慈爱、喜悦的光芒，父女久别重逢的这番情景，真是感人至深。

　　此后，孤零零、冷清清的将军楼里，不时响起清脆响亮的歌声。有时，邓榕在楼下房间里唱歌，唱后还要高声询问在楼上看书的邓小平："爹爹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她又问："唱得好不好听？""好听，好听。"于是，歌声更加动听地响起来。如果听不见邓小平的答复，她就一定要再高声追问，直到父亲有了明确的答复为止。每当邓小平劳动归来，未进家门，先闻歌声。女儿听到父亲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便连蹦带跳地从屋里跑出来迎接。看到父亲一脸倦容，就甜甜地亲亲父亲的额头，邓小平满身劳累，顿时消退，脸上露出快慰的微笑。

　　邓小平夫妇更高兴的是二女儿邓楠和男朋友张宏的到来。张宏身材魁梧，一表人材，邓小平、卓琳见了十分喜欢。在那样动乱的岁月，有人敢爱"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这是对两位老人多大的宽慰啊！

　　1971年冬天，邓小平夫妇为邓楠、张宏举办了十分简朴的婚礼。那一天，将军楼内外笑声不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看着子女们在困境中得到锻炼，如此豁达、乐观，而且长大成人了，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

　　邓楠怀孕临产时，她准备在父母身边生养，并希望张宏母亲同往。老婆婆心想，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亲家毕竟是当过"大官"的，去那能合适吗？经邓楠再三动员，才前往南昌市。

　　没想到，刚一见到邓小平时，张宏母亲的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邓小平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有一天，邓小平坐在将军楼门前，怀抱着小外孙女合影。小家伙的眼睛怎么也不看前方。邓小平一边用手逗着，一边嘴里叨念着。无奈，小外孙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声，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照片：邓小平身着棉衣，头戴圆帽，怀抱小孙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里涌起难得的快慰。

　　邓质方，小名飞飞，是邓小平夫妇的二儿子，也是5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读中学时，他就爱好搞无线电，头脑很聪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山西插队。1970年，他也前来南昌探望年迈的父母。小儿子的到来，使邓小平夫妇心里感到十分喜悦。当天晚上，父子俩畅谈到深夜。从社会讲到家庭，从学习讲到生活，飞飞带来的许多外界新闻，邓小平听了感到很是忧虑。他已经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连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驭了。

　　最令邓小平夫妇惦念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他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太行山区，由老战友刘伯承起名"朴方"的儿子，从小学业就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第二号走资派"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出党，受迫害致残。更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的是：邓朴方住院治疗期间，身边却没任何家人护理。后来从亲属来信中得知，邓朴方已被撵出医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当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儿子的不幸遭遇，令两位老人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这时中办和江西省革委会在商量怎样护理邓朴方的问题。邓小平及时致信党中央，表明要把大儿子接来自己照顾的愿望，获准后，邓朴方得以前来南昌。和妹妹跳跃着扑到父母怀中所不同的是，邓朴方是坐着手摇车来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邓小平夫妇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手拿热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还仔细地询问着病情。儿子双手张扬着，一边比划一边告诉父母："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听到这些话，两位老人难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江西南昌被称为"三大火炉"之一，邓朴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这些沉重的护理工作，便由邓小平主动承担下来。他先把澡水烧好，再组织全家人帮忙，把很胖的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气中，他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擦胸搓背，还得耐心地听从儿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指挥。

　　邓朴方平稳地坐着，面对父母及家人平静地讲述着自己欲见亲人的痛苦往事："一天清晨，我起床后吃力地挪动着瘫痪的身躯，坐进手摇车里，没跟任何人讲，就一个人悄悄地摇出了救济院。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还想到中南海去找你们。我用力地摇着手摇车，和太阳比赛，沿着柏油马路，直向北京城。凭着双手力量，我摇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中南海西门。坐在车里，我在西门外的马路旁，静静地向中南海望着，一望就是几个小时。我想，也许能望见父母，或者望见那些从小就熟悉的伯伯、叔叔们，总之，我是多么想见到亲人啊！"

　　邓朴方的话，深深地打动着邓小平夫妇的心。为了不使邓朴方在家中寂寞，邓小平经常考虑怎样给他找点事做，丰富他的生活内容，在精神上给他以安慰。

　　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里主动问车间主任陶端："厂里有没有修理电动机方面的工作？"回答说没有。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或者收音机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事可做。邓小平告诉陶端：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能给他找点这方面的活儿干就好了。他得知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活儿，仍抱着一线希望，第三次开口询问陶端："你家里有没有收音机呀？让孩子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整天躺在床上闷得慌。"看到对方因生活拮据，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无法拿来修理时，邓小平理解地点了点头，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为儿子的一点小事接连开口相求，对邓小平来说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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