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观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定位

　　刘　杰

　　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观是中国构想21世纪战略蓝图的宏观指导思路。在本文的分析层面上，它不仅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协凋发展的战略构想，更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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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发展衍变的基本脉络、系统阐释了世界框架中的中国准确定位和长期国际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在中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强、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进而导致中国的未来走向被视为下个世纪国际体系结构中重大变数的今天，深入理解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观及其国际定位思想，既关系到今后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国际环境的好坏和开放政策的成败，也对国际关系发展的态势取向、结构调整和力量组合产生着不容低估的重大影响。

　　一、辩证认识国际环境的动态变化

　　国际环境是影响和制约国家战略定位选择的外部变量条件的有机整合，任何一种科学的战略观和准确的国际定位的确立，都典立在对国际环境动态现实的辩证把握和系统认识基础之上。尤其是载人类日益走向全球化，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今天，国际环境更是一国走向世界的首要认识前提之一。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的对外开放观、和平与发展主题观、国际新秩序观、市场经济观等国际发展战略思想都源于他对国际环境动态变化的实质和内在规律性的敏锐把握，从而为中国近20年来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战略保障。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结构的重组，中国面临一个全新的兼具机遇和挑战的国际环境。在新的国际现实下，邓小平从跨世纪的战略观念出发，及时把握住了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的内在实质和发展线索，从而为中国找准自己今后的战略定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首先，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最显著特征是其动态性。邓小平提出，尽管冷战及与之适应的两极格局随苏联东欧形势的巨变而不复存在，但国际环境并没有随之稳定下来，而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持续时间还可能相当长，其中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走向十分复杂，需要长期的观察和认识才能准确地把握。他多次表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①，“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②。基于环境的动态性，邓小平还主张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在基本立场不变的前提下，也必须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处理和应对，按他的话说，“就是三句活，第一句，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③。换言之，在邓小平那里，国际环境的动态性决定了其发展衍化是一个自为的过程，不由一国的主观战略愿望所控制，相反，一国的战略只有根据国际环境动态现实的客观要求及时调整，其选择的国际定位才是准确的，才能有助于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其次，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的跨世纪发展带来了诸多新的障碍，但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消除障碍、抓住机遇是中国国际战略中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早在1989年苏东局势逆转期间就洞察到中国的国际处境将面临一些困难，因为“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④，它们“决定制裁中国”，“确实希望中国动乱”⑤，但同时，他决不同意当时国内某些人的悲观看法，坚信“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⑥。他主张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认为困境同时也是机遇，关键在于树立战略信心，“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⑦。这种对同际环境的辩证认识观，对中国的国际定位的确立有着重大的指导价值。

　　再次，多极化是国际格局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多极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两极向多极转换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其间充满着曲折和复杂的矛盾。1990年3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的淡话中明确阐述了这一价值判断，他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⑧。这一认识投射到对外战略方面，就是不能过多地强调多极化时代、认为多极时代已经来临，而应该充分认识到格局变化中许多要素的不变性，在为迎接多极化而进行必要战略调整和准备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⑨，应该长期得到坚持。

　　最后，在多极化尚未充分实现的现实下，今后一段时期内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中将占据领先优势，由此，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仍将是人类社会的长期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和平与发展仍然构成不变的时代主题。90年代前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世界上现在行两件事情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⑩。但显然，他并不是认为当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是因为西方凭借其优势的实力地位推行强权政治，“想垄断世界”，结果造成“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1)。这一观点，也是下个世纪中国国际定位选择中必须遵循的指导前提。

　　二、跨世纪战略的基础是增强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基本衡量指标。尽管就目前看，不同的国家对综合同力的确切内涵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见解，但在其国家实力的系统性和整合性视角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中，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要素并不仅限于单纯的军事实力抑或经济实力，而是所有实力要素的有机总和，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实力。邓小平在构想中国发展的跨世纪战略时，对增强综合国力这一战略基础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曾明确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12)。江泽民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概括为：“从世界范围看，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13)。

　　发展经济，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是邓小平始终不变的战略信念，也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一贯坚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4)。“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一步步改善”(15)。在与国际战略定位相关的层面上，邓小平主要从两个方面认识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一是主动方面，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必须抓住这一机遇，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因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利的”(16)；二是压力方面，从历史的经验看，落后就要挨打，不发展经济则“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17)；从国际经验看，周边国家都在加快发展步伐，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就会失去世界市场，“我们面临着这么—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8)；从国际敌对势力看，西方一些人始终对中国持敌视态度，想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发展经济，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内稳定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政治保障，也是邓小平跨世纪战略的政治基础。在邓小平那里，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发展是根本，政治稳定是条件，经济发展决定政治稳定，反过来，政治隐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对政治稳定给予高度的视和强调，他一再表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而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20)。当然，要切实实现稳定，坚持社会主义是基本的制度保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逻辑即在于此，邓小平在论述发展和稳定时，都是从坚持社会主义这一不变前提出发的，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中国要实现跨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

　　科学技术作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基本指标之—，在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构想中也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邓小平从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日起，就将科学技术视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早在]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他就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命题，认为科学技术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和经济的增长。到90年代，他进一步明确将科学技术视为人类发展的“第—生产力”，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21)。从这一认识出发，邓小平还提出科学技术实力的发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国际竞争地位。中国今天的大国地位建筑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在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高科技领域发展一日千里的新形势下，中国更“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22)，因此，“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23)，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客观和必然要求。

　　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构想中，军事现代化和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增强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邓小平最富胆略的思想之一，是在80年代中期毅然改变传统的战争观，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的著名论断，从而为彻底转变工作重心提供了有利依据，由此指导下的百万大裁军，更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中国的和平形象。但是，邓小平的和平与裁军主张并不说明他不重视中国的国防建设，他始终坚持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24)。只不过，他将军事建设的重心放在质的增强上，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强调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南方谈话中，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25)。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和平与安全思想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两者之间并无矛盾。树立和平形象以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为前提，国家安全有助于促进和平。邓小平的所有思想都是建筑在这种现实的辩证观基础之上的。

　　三、跨世纪战略的对外指导原则

　　邓小平跨世纪战略的宗旨是使中国在未来的21世纪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为此而必须的经济与社会持续增长的层面上，这是内在的国家成长战略；但在评判其对国家成长的指导价值及国家强大程度的层面上，则是外向的国际发展战略。邓小平始终是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26)；另一方面，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国家自身的富强，也在于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有利的。“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27)。展在中国发展具有的世界意义立场上，邓小平还在自己的跨世纪战略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中国走向国际发展进程中应长期遵循的战略原则。

　　第一，邓小平跨世纪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是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是新中国自建国之日起的立国之本，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即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28)。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继承了这一立场，强调在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确立国际战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29)。在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中，独立自主包含着四方面跨世纪的原则主张：(1)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与企图。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避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30)。90年代西方发起对华人权攻势以来，他又站在主权立场上尖锐地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31)，这就确立起了中国对人权斗争的基本立场；(2)“真正的不结盟”。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也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以免受制于人：(3)处理国际事务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法，不以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划线，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作出判断，主持国际正义和公道，决不拿原则作交易；(4)主张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原则，也尊重别国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

　　第二，邓小平跨世纪战略的国内原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际化步伐，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80年代末的国内动乱和90年代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并没有动摇邓小平深化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决心，相反，他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3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原则，不仅不应放松，而且必须加强和深化，将中国的经济发展融入日益紧密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否则，“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此外，90年代邓小平对自己改革开放原则的最新发展，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这一思想，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跨世纪目标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为使中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开创了新的战略前景。

　　第三，邓小平跨世纪战略的国际目标原则，是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早日形成。面临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状况的消失并没有导致霸权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因此，反对霸权主义仍然是中国长期的艰巨任务，如果霸权主义不断制造麻烦，谁也别想实现发展的目标。而要切实地反对霸权主义，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早在1988年冷战结束之前，邓小平在开始构想后霸权时代的国际关系原则时，就准确地抓住了两者的内在逻辑联系，他在会见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认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34)。1990年3月，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他又明确表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35)。

　　为实现反霸和建立新秩序，邓小平认为必须首先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贡献。虽然早在80年代他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思想，但冷战结束后，他继续坚持这一判断没有过时，因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6)。而且，反霸始终是与维护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的。而国际新秩序中，政治新秩序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经济新秩序则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共同发展。这就使反霸、和平、发展、新秩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跨世纪国际发展中四位一体的战略指导原则。

　　第四，邓小平跨世纪战略遵循的国际行为准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思想诚然不是邓小平首倡，早在列宁那里就曾明确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与印度和缅甸一起，将这一思想发展成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长期对外关系实践中，中国一贯奉之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但在邓小平那里，他又根据时代的特点做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和创新，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加适于指导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首先，邓小平在总结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数十年的运用和实践经验及与其他原则比较基础上，得出了它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明确结论，他表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7)。其次，邓小平扩大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认为它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对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一国内政和国际热点冲突等也同样适用。如他指出，“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38)，“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39)。具体而言，在内政方面，他引申出了“一国两制”原则指导我国在80年代妥善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问题；在国际争端方面，他提出了“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40)的主张，为今后中国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及确立在类似国际争端上的公正立场等问题提供了创造性的原则思路。

　　第五，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中，还着眼于长远考虑，提出了广交朋友，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原则。邓小平一方面强调中国决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以免受制于人，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出发，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主张中国要与各种类型国家打交道，以便争取到更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41)。

　　四、跨世纪战略下中国国际定位的宏观思路

　　国际定位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的长周期发展战略思路而确定的自己在国际体系中适当位置的跨世纪选择，其客观与否直接关系着该国的未来发展和国际地位。当然，作为一种预测性和构想性的战略选择，存在于其间的众多变量要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一种客观的国际定位确立十分困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迅速、崛起势头日益强劲的国家而言，这项工作更加富有挑战性。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近20年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有所增强，西方舆论界出现了一股“中国超级大国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思潮，认为按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1世纪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性超级大国”，进而言之，这将对当前的国际力量结构产生巨大的潜在威胁。显然，这是对中国跨世纪国际定位走向别有用心的误断，它建立在两个虚假的人为估计之上：其一是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在1992年就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估为中国官方公布实际数据的两倍，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德国并列居世界第3位；次年4月，美国兰德公司又首次使用“购买力平价”标准，将中国的经济规模定为世界第3位，美国《新闻周刊》则预测，到2020年时，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实力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其次，错误估计中国的发展走向，认为“中国上升为主要经济大国不仅仅给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带来深刻的经济影响，也将给思想和政治领域带来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公开提出，“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到21世纪会不会成为军事超级大国”，“中国经济将来会成为对周围地区和欧美经济产生威胁的巨龙”。

　　客观而论，一个大国或强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引起既存国际力量结构和对比的相应变化，进而导致某些在既存国际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不安。但是，“中国超级大国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形成并非建立在客观的事实根据上，它本质上是某些势力恶意夸大或扭曲中国战略意图的臆想。对此，中国必须有着充分的思想和战略准备，一方面，用自己的每一步外交行动证明自己决不会给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则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受外界影响的消极干扰，从邓小平科学的跨世纪战略观出发，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原则找准中国在未来的21世纪全球化社会中应该拥有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理清为实现这一定位而应采取的战略步骤和宏观思路。

　　根据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观，中国在选择自己21世纪的国际定位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如下几点前提的限制：第一，高度重视国际环境的动态性，机遇与障碍并存，国际社会在向多极化过渡中西方的相对优势等复杂的国际现实；第二，任何正确的定位选择都必须建立在对综合国力的客观估价之上，既不能高估也没有必要低估实力；第三，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反对霸权、和平共处、广交朋友等战略原则始终规范和指导国际定位选择的每一个步骤。

　　受上述前提的决定，中国的跨世纪国际定位选择有必要重视几种辩证的结合关系，这包括：第一，长中短期战略和定位的结合。包括三者间的层次结合和传递性与适应性；即中国不仅应有着眼于未来多极社会的长远定位，也应有适应当前动态变化的中短期定位；第二，主定位和次定位的结合。既坚定不移地追求主要目标和主要关系，同时又不忽略次要目标和次要关系，特定条件下主次关系还可换位；第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中国定位的基本原则是坚决不变的，如决不拿主权做交易，但具体问题中的策略手段则应有适当的灵活性，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可以作出某种暂时让步以争取更大的相对利益；第四，利他性和自利性的结合。中国一度过多强调利他性，近年来才开始日益重视自身利益。但适度的利他性仍有必要，往往能收到更有利于自身利益之效。这四个结合，同时也是邓小平辩证的现实主义跨世纪战略观的精髓。

　　具体说来，中国21世纪国际定位在邓小平跨世纪战略观指导下可以简单概括为：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这包括如下三重基本内涵：

　　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基本的制度定位，它规范和决定着中国的其他定位取向。近代以来中国100多年的历史早巳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走向强大的唯一选择，“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42)，必须坚持100年不动摇，因为在中国这个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3)。

　　其次，中国的经济定位是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应该看到，尽管近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平均下来人均产值还很低，因此，邓小平多次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44)。中国不应高估、当然也没必要低估自己的实力。

　　再次，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定位是永远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即使经济发展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中国在人均产值和收入水平上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永远将促进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视为自己神圣的使命。

　　最后，为了实现上述定位，中国的战略选择还必须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主张为战略思路。“韬光养晦”的要旨是中国的战略重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放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上，不要过多介入国际争端或追求过高国际目标，以防止“中国威胁论”的进一步蔓延。“有所作为”则指中国毕竟是政治经济大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45)。而且，“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46)。“韬光养晦”并不是回到自我封闭之中，而是按自己的战略原则发挥自己应有的国际作用，既不软弱可欺又不恃强凌弱，使中国树立起维护国际正义的可靠形象，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作出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国际定位才是客观的和科学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11)(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9)(30)(31) (32)(33)(2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354、321、329、325、329、354、353、353、282、353、375、327、105、29、369、284、321、377、279～280、378、304、379、202、158、3、12、348、306、373、282、353、353、96、96、49、49、359、328、357、305、353、320页。

　　(12)《人民日报》1960年2月26日。

　　(13)《人民日报》1991年8月9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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