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性贡献

　　张贺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事业发展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重要标志而载人当代中国的史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形成，邓小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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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后期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于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当时“左”倾思想还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复出后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气魄和远见卓识，以对时代发展脉搏的深切把握，果断领导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为确立标志着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一、抓住千头万绪中的决定性环节，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入手，领导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要使中国走出困境，首先必须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科学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的关系。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却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试图以此来维护毛泽东思想。显然科学地认识什么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是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推进拨乱反正工作，进而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的当务之急。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消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2卷，38—39页)

　　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的所有领导职务。这为他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条件。就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问题，指出：“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第2卷，42页)针对当时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到处都是禁区等不正常现象，他明确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这些重要论断直接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令全党同志感到耳目一新，拉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序幕。也为进一步在全党范围内廓清思想上的迷雾，提供了直接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复出后，邓小平立即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把遇到重重阻力的拨乱反正引向深入，把我们的思想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一历史性课题。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凭着果敢的革命胆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特有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在领导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迈出了异乎寻常的步伐。

　　在1977年8月8日举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建国17年中的教育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第2卷，49页)这个后来被他称之为“大胆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压在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的思想包袱。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第2卷，67、71页)不难看出，在复出后不久，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成为邓小平极其强烈的政治意识，成为他思考问题、发表讲话、作出指示的主导思想。

　　1978年5月，一场由思想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邓小平坚决支持这场讨论，并以此为契机，对阻挠这场大讨论、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从而使这场大讨论成为一场政治性极强的全民族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伟大运动。

　　在6月2日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系统地阐发了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提出：“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第2卷，119页)这次谈话实际上直接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树起了一面旗帜。

　　9月，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的途中，先后在东北三省的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河北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沿途放火”，旨在从舆论上广泛发动群众，使尽可能多的人清醒过来。这几次谈话的核心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现代迷信，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后，着重强调了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极端重要性。他大声疾呼：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上，“要来一次革命。”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第2卷，127、128页)

　　这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邓小平的推动和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使全党的思想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性重要讲话。他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科学地揭示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这篇重要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全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反复强调要注重发展生产力，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与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路线相伴随，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一点，应该说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其实践被后来的“左”倾错误淹没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期间发起的全面整顿，试图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索。尽管全面整顿夭折了，但邓小平看到了它在短时间内带来的巨大成效以及民心所向。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一方面领导和推动思想路线的端正，另一方面着力提出并推动全党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的转移。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第2卷，47页)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提法。复出后，他自告奋勇地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而且率先领导在这两个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他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观点，指出：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实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所在。依据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他还极富战略眼光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第2卷，88页)的重大命题。所有这些论述，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为我们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同年9月的东北之行中，他更加深刻地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他把发展生产力上升到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理性高度来认识，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说中国人贫穷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反映了邓小平强烈要求发展生产力的愿望和作为一位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在10月11日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指出：“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第2卷，135页)这表明，邓小平力主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观点，此时已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结束全国范围内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奠定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正式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他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注意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这个重要讲话，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

　　三、在领导并推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期发展生产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必然要与深刻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相伴随。在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坚定了他复出后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决心与信心。

　　拨乱反正既然从科学和教育战线开始，改革的思想也就由此发端。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郑重提出了要调整科研体制的问题。9月，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从发现人才的角度，明确指出；“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第2卷，70页)在后来的体制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这一问题。1978年3月28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实际上是对一段时间内盛行的平均主义的否定，表明了我们在分配领域也要进行改革。

　　同样是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角度，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初步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强调，“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第2卷，91页)5月7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进一步延伸了关于学习外国的内容，指出，“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第2卷，11l页)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访问欧洲五国，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作了全面的考察。谷牧一行对发达国家情况的搜集，坚定了邓小平推动对外开放的决心。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了解了更多的关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加上他了解的关于美国的情况，引起了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10月10日会见外宾时，他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指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第2卷，132页)由此可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已经就改革开放的决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思考并作了舆论上的广泛发动。

　　邓小平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因而对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关于改革的性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也作了一定的思考和明确的阐发，认为改革将是一场革命。1978年9月18日，他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时就指出，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同时，为了激励人们的创造性，要对过去的制度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第2卷，130、131页)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也“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第2卷，135、136页)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改革的思想。他要求全党同志都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改革的路途上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经形成了全面改革的思想。尽管关于改革体制的设想只是初步的，但邓小平毕竟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我们国家体制存在的弊端，意识到了改革这些弊端的艰难，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要全面进行等等，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没有相当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革命胆略，没有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是不可想像的。

　　四、为确保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领导并推动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确立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才能够得以贯彻执行。这是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关于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一方面和党内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大力推进冤假错案的平反，恢复一大批老同志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对干部的调整、交流以及接班人的培养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1977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军队要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交流干部着手进行整顿。同年底，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四人帮”对组织路线造成的破坏，他不仅提出了一定要调整领导班子的问题，而且对哪些人不能进领导班子、哪些人不能留在军队中、今后配领导班子时选用什么样的人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强调“一定要在斗争中观察、识别干部，选择得当。”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要坚决“贯彻任人唯贤的于部路线”，“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第2卷，75、83页)

　　在1978年6月2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大局，“非解决不可，”“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他意味深长地强调：“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第2卷，122—123页)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关于组织路线问题的论述大都是在军队会议上、针对军队情况而阐发的，但贯穿在其中的精神，对于我们党整个组织路线的端正，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会后所作的组织调整，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有力地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原则和要求，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同时，“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第2卷，147—148页)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党的组织路线，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培养年轻接班人的问题，并大力推动这个被他称之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建设”的历史进程。1979年7月28日他在听取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时指出：“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拔、培养接班人。”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选择接班人。不能等，从现在开始。”(《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邓小平接连用了4个“问题”，足见组织路线问题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足见这一问题对我们党的事业的意义之重大。次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再次重点强调了恢复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今后选干部的两条主要标准：“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第2卷，192页)按照这一要求，清理“三种人”、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有力地推动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针对当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以及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亟待提高和改善等状况，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强调这一方针，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不仅更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也使整个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有了一个可以遵循的科学原则和奋斗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以及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有着充分的内在历史必然性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对于关系着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那样精辟、那样全面、那样深刻、那样切中要害，是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反复比较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都可以从邓小平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性思考中找到基本的思想脉络。

　　《党建研究》(京)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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