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创新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刘泽雨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进取的和创新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20年，也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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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大声疾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和发扬光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一条创新的路线。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回顾走过的风雨历程，展望充满希望的21世纪，学习、研究和弘扬邓小平的创新精神，对于迎接未来的竞争和挑战，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业绩，意义重大。

　　一、邓小平创新精神产生的契机

　　创造心理学揭示，人的创新精神的焕发。需要内外部许多条件，而社会环境、责任意识和个人的素质，则是产生创新精神最重要的因素。邓小平的创新精神也正是在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的特殊大环境下和人民领袖的使命和责任意识，再加个人丰富的理论素养和治国安邦的经验基础上产生、形成的。

　　(1)寻找建设新路是邓小平创新精神的环境驱力。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所面临的是一个问题成堆、百废待兴的环境。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正常的工作、建设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党内外一大批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人们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从当时看，急需解决的全局性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审慎地处理“文革”中大量遗留的问题，搞好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既必须坚决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又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和凝聚到正确的轨道。二是如何及早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因“文革”破坏而拉大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三是如何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审时度势地调整我国对外政策，走出单纯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划分敌我的局限，打破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僵局；创造一个有利我国四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另外，中国共产党具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光荣传统，从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道路到建国初期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上，总是以创新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别国的经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解决中国社会特有问题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种严峻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光荣传统，要求和激励我们党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新方略，拿出新举措，作出新决策，尽快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把伟大的祖国引上通往胜利的新航道。所有这一切，成为邓小平创新精神的环境驱力。

　　(2)领导核心的地位是邓小平创新精神的责任动力，尽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他是党内一致公认的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邓小平，有着很强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崇高的党性原则。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了一段十分感人的话。他说，“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是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①这番不长的“自白”式的话语，真实反映出邓小平作为领袖人物的个性风采和精神境界。历经磨难和坎坷的他，以70多岁的高龄再次出山，当个太平官，安逸官，做好自己分管的那一份工作，也是问心无愧和无可指责的。但是，邓小平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决不当“太平官”，而是以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和名利得失，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邓小平曾讲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②正是这种对祖国和人民深情热爱的宽广胸怀和革命领袖的使命责任意识，激励邓小平在十年动乱后不久的中国，以及后来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一系列政治风波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革命的创新精神、毅力和勇气，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3)独特的个人素质是邓小平创新精神的巨大潜力。创新精神的萌发是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客观外界的需要，没有个体的创新智慧和才能，创新精神也不可能被激发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讲，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能否具有创新勇气和创新作为，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具体素质。邓小平独特的个人素质，决定了他具有创新精神的巨大潜能。首先是深厚的理论功底。邓小平很早参加革命工作，曾留学国外，长期从事党和军队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具备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文革”中流放江西，又带着思想上的问题，以总结和思考的态度，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内容相当熟悉。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从不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从本本和个别词句出发；而是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于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这为他创造性地以革命理论为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其次是传 奇的斗争经历。邓小平有着非常丰富的革命经历。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白色恐怖的都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过广西百色武装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独挡一面的指挥员，建国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一生之中“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经验、磨难都是财富。这些富于传奇的个人经历和十分全面的工作经验，不但使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具备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统揽全局、驾驭各方、审时度势、处事果断的非凡才能。这些是创新精神产生的重要条件。再次是非凡的个性品质。邓小平的个性品质是具有创新的心理和品格素质。坚定坚韧，不屈不挠；大胆果断，善抓时机；勇于探索，敢破陈规；高屋建瓴，敏行纳言……不迷信古人、洋人和“圣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深厚的理论功底、传奇的斗争经历，再加上这些非凡的个性特点，使邓小平的一生保持着不断进取的活力和旺盛的创造力，而且，这种活力和创造力，愈到晚年，愈放射出奇异光彩。

　　二、邓小平创新精神的主要特征

　　邓小平的创新精神，主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他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

　　(1)从否定错误中开辟新道路的勇气。某种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对旧有的错误的东西进行否定，没有对被实践证明是错误事物的抛弃，就谈不上创新。同时，否定旧事物和错误的东西，还要有善于创造新事物的智慧和魄力。“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③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对这一创新精神的生动揭示和概括。否定、破坏旧有的、错误的东西，需要敏锐的鉴别力和巨大的政治理论勇气，开辟新道路，创造新事物，同样需要巨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勇气。在这方面，邓小平堪称表率。粉碎“四人帮”，第三次复出后不久，面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还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旗帜鲜明、满腔热情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④邓小平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⑤邓小平的这些至今还震聋发聩的话语，在20年前讲出，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需要担负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在当时，相当多的人还未从“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的阴影中走出来，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是“砍旗”，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主张“两个凡是”，处处设置障碍，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邓小平不仅坚决否定“两个凡是”和支持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他还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和勇气，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后来，邓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复告诫人们，马列主义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一丢就要出大乱子。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又是一次结束过去，开创未来。邓小平的创新精神的高明和伟大之处在于：把“否旧”和“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对旧的事物，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抛”、“扬”结合。

　　(2)从经典结论中发展新认识的睿智。对已有的正确结论或认识，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观察和分析，拓展、延伸和概括出新的认识，把过去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或深化、或升华到一个新境界。这是邓小平创新精神的一大特点。根据形势的发展拓展已有的结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列主义所做出的一个至今讲来依然正确的结论。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而做出的判断。战后半个世纪来，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等八大高科技的发展，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达60%一80%，因此，邓小平及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判断，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结论更符合当代的实际情况。根据现实情况界定过去的提法。社会主义分阶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结论，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有过不同的论述，但从以前的苏联到解放后的中国，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什么阶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及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⑥这似乎与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些“倒退”，但实际这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更准确地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做出了科学的界定。根据实际情况重诠已有概念。对已有的概念通过扩大外延，做出新的诠释，也是一种创新智慧。邓小平非常善于通过这种方法来发展新认识。过去讲社会主义的本质，虽然也讲生产力标准和共同富裕，但实际上总是把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些外在的东西，当成本质。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以思想家的睿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观点，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种种误区，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薪的水平。但这又是从原有基础上发展、升华来的，既对过去的结论有一定的继承，又有对过去认识的全新解释。这就是邓小平创造智慧的过人之处。

　　(3)从总结实践中作出新判断的敏感。对革命和建设中日益涌现、层出不穷的大量新事物，保持求知的欲望和敏锐的感悟，是激发创新精神的一种重要因素。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总是热情关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首创精神，善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敏感，创造性地把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用以指导群众实践。中国的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在中国改革的发展史上，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曾经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当时争论的焦点是这种做法合乎不合乎中央的政策?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以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敏感，满腔热情地站出来支持这一新事物。1980年5月31日，他就农村问题同中央负责人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风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⑧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推动整个农村的改革蓬勃发展。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样，冲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误区，主张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也是得益于邓小平从建设实践中作出新判断的敏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指令性的计划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市场调节的比例却大大增加。正是这一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这一国内经济发展实践，给既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对实践中发展着的事物保持强烈敏感的邓小平以极深刻的印象和启示。1987年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⑨从1982—1992年的10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新论断，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把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论断，既是总结实践的一个创造，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4)从纵横比较中提炼新思想的胆识。从比较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思想，是又一种创新。邓小平的创新精神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胆略和卓识。在纵向比较中提出新观念。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一大政治优势，但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上来后，有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轻视思想工作、否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保证和促进作用的倾向。以至80年代末，出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风波”，邓小平通过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考察，反复强调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观念，保证四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横向比较中思考新对策。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世界一时呈现复杂多变、难以做出确切结论的新情况。面对这一新情况，我们对外政策重点放在哪里，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影响到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家经济建设。邓小平分析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极有远见、深谋远虑地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正确方针。他的这个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分析比较中提出的新对策，为我国今后发展与各国友好往来，更好地扩大对外交往，争取为祖国四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留下了余地，赢得了主动。在综合比较中提出新构想。“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提出的新构想。这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构想，也是在综合分析历史现实、国内国外的客观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这一重大而棘手的问题，邓小平通过分析比较和思考，权衡各种利弊得失，提出了正确解决的思路和对策，妥善地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充分显示了邓小平非凡的创新胆识。古今中外，世界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实行过“一国两制”，它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一般是单一制政体的理论，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或邦联制，它是举世公认的独创性新思想。如今，“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成功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的回归也指日可待，相信最终也能圆满地解决台湾问题。

　　三、邓小平创新精神的现实启示

　　江泽民同志1998年2月14日在接见两院院士时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仅大大改变着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知识视野和行为与生活方式。在21世纪，没有创新就无法生存和竞争，更谈不上发展。为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21世纪再创辉煌，我们必须坚持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学习邓小平的创新精神，从更高层次上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创新是国家和民族前进和发展的“灵魂”和“动力”。

　　(1)“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创新精神。20年经济翻两番，到下个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邓小平为我们制订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重申了邓小平制订的这个发展战略。“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之所以需要我们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是因为：发展目标的宏伟性。“三步走”战略是一个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尽管从目前情况来看，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比1980年翻两番任务的完成已胜利在握。但是，第三步的发展与原来低水平基础上的发展相比，是高起点上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都会比过去艰巨许多、困难许多。十五大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这些都需要我们用艰辛的努力和创新精神去寻找新的经济发展途径，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创性。21世纪初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建设，就是要通过改革，把公平和效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最佳的改革方案，也是一个最难的建设模式，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的知识、智慧和才能去探索、去创造。这还因为：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总体上讲，我们是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它们特别不愿看到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它们总会以各种“理由”破坏、干扰和遏制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如何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制定灵活的政策和策略，最大限度地创造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保证“三步走”战略在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没有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思路对策，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满腔热情 的创新精神，来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

　　(2)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呼唤创新精神。21世纪，知识经济将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和利用为核心，以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为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支柱，以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体系为后盾的一种经济形态。这种知识密集型、智慧型的新经济形态，使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对人类历史进程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知识经济呼唤创新人才。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创新经济，它需要的人才也是一种新型的创新人才，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而人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同时，人才对知识经济的作用远远超过人才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人才对工业经济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未来智力经济的制高点，是这场新的国际竞争的焦点，谁在这场竞争中拥有大批创新精神的人才，谁就会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独领风骚。为推进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大力在全社会大兴创新的风气。大力倡导敢想敢做、标新立异和勇为人先的精神，要善于冲破旧有模式，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敢于做别人没有做的事。这种创新风气，对于我们这个传统习俗浓厚、论资排辈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尤为重要。知识经济呼唤创新才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智力经济，不仅需要呼唤创新的勇气，而且更需要创新才智。这种创新才智并不是个体简单知识的积累，把人变成个小书库，而是使人应具有扎实的科学基础，广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与人交往的合作和团队精神，有社会责任感，具有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独立的思维能力和综合、灵活 运用知识和信息的创造能力。这里，邓小平的创新精神的诸多方面，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

　　(3)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昭示创新精神。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开放的、发展的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进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包含着可贵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列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更是对上述革命导师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都是平坦的。建设的征途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生活中的。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逐步深化。就像不可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回答他们逝世100多年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碰到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够要求邓小平回答和解决他逝世后世界和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如邓小平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新阶段一样，我们在未来国家经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也应像邓小平对待革命导师的经典理论一样，不拘泥个别词句，不固守个别具体结论，而以创新精神，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这既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庄严号召，也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历史使命，更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必然要求。

　　注 释

　　①②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125页、封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④⑤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143、315页。

　　⑥⑦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Z52、373、203页。

　　(作者单位：上海海运学院)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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