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创造科学理论的思维方式

　　陆剑杰

　　1976年十月胜利之后，邓小平于古稀耄耋之年投入了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工程。从1978年冬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经过坚韧

带您零距离走近蔡依琳 工作與生活如何大不同 中国报刊广告推介年会 新浪会员登录UC聊天

不拔的努力，这项工程终于完成，形成了一个宏大而深邃的科学体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思想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创造这个理论，有它的许多有利条件，包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有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参照，有日益深入展开的改革、开放、建设的实践作为基础；但是，这项理论创造工作也有着特殊的艰巨性。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来没有回答好的时代性课题；建国以后，我们党对此作了艰难的探索，虽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但后来陷入“左”倾错误而没有成功。在国际范围内，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丧失了它的现实意义，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模式究竟怎样，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以邓小平为代表，在不到16年的短暂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自己的科学理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出了他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和卓越智慧，研究新的情况和解决新的问题的杰出才能。而其间 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他创造性地阐发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实践论为理论核心、以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精神为基本精神的哲学。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的伟大建树，是他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主要成果，是他看待世界的根本观点和对待世界的根本态度，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总体特质和展开方向。用科学的实践观点来认识我们的现实世界，来解释人、人类、人的历史的本质，来说明社会历史的规律、趋势和未来；用革命的实践方法，来改造我们的现实世界，来制订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来达到人所要求的并为客观条件所许可的价值目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思维方式的要求。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伟大转变关头，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创造性地论述和应用了这一思维方式，从而创造出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灯塔的邓小平理论。因此，要真正掌握它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我们就必须对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开展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这是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层本质和内蕴奥秘的一项基础工作。

　　一、从批判开始：在对“左”倾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的批判中把握思想武器

　　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用实践标准来批判地分析一切既得的前提。邓小平是承命于危难之际的：“文革”结束，但灾难性后果摆在他面前；毛泽东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代伟人，但他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科学真理，但长年以来形成的一些不正确的解释却掩盖了它的光辉；全党全民渴望拨乱反正，但究竟应当怎样又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这里的“批判”，一是说思想者保持思想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勇于和善于独立思考；二是说对一切既有的实践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结论持置疑和研究的态度，决不盲从不论来自何方的断语；三是说对问题用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肯定中发现否定，也从否定中发现肯定，绝不搞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这就为他的理论创造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邓小平是在批判地研究旧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中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

　　邓小平在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一系列论述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真正做到“独立思考”；就是要“打破思想僵化”，真正做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②邓小平自己是解放思想的先锋和模范，他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风格是极其鲜明的。他不但反对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而且不对一切先贤时哲搞“两个凡是”。对马克思不这样搞，对西方现代学者也不搞。用他的话说：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③

　　邓小平在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办的第一件最大的事是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这件事上，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科学的批判精神和对问题作全面分析的态度。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特点是自己背离了自己所创立的科学思想体系。邓小平看准了这一点，做到了在批评毛泽东错误的同时保护、阐扬他的一切正确方面。从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到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再到党的十二大开幕词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合乎逻辑、顺理成章地走进了新的理论天地，开拓了新的思想境界。

　　邓小平在创建他的理论体系的整个过程中，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这比评价毛泽东的任务更深刻，也更基本。在这里，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精神表现出了一种彻底性。到了1984年、1985年，他尖锐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④“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⑤邓小平从不拘泥于马列著作中的具体结论，而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领会和掌握它的基本观点。第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面临的各种矛盾；第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由此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四是重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由此奠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第五是把握关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基本观点，解决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问题。在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邓小平逐渐盖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辉煌大厦。

　　二、从实际出发：在当今世界的时代实际和中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国情实际的双重约束中寻找前进道路

　　“从实际出发”，是众所周知的原则，但真正做到十分不易。这里首先有一个哲学阐释的问题。按照一般唯物主义，“实际”就是作为意识或精神的对象的“物质”。这样解释不能说错，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按照实践论的唯物主义，“实际”则是人从事实践活动所遇到的既成条件系统。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⑥“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⑦这样地理解的“实际”，就是具体的，全面的，并且是被人所能动地认识与对待的。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的重要一环是他面向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全面把握作为实践的既成条件系统的客观实际。

　　邓小平在创造他的理论体系时，深入地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严格地从这样的具体的、全面的实际出发，能动地从这实际所提供的制约条件中寻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此中的关键是既要从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出发，又要从中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国情特征出发，并且把二者统一起来。

　　世界与时代，这是邓小平所注重的。正确地把握这个“大”实际，不仅是制定我国对外政策的需要，更是为制定我国国内政策找到宏观依据的需要。我们党在国内实行这样的政策而不实行那样的政策，重大的根据在于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⑧现今的时代是“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为主要问题的时代。⑨在这样的世界和时代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造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牢固基础；必须在经济、科技、综合国力诸方面实现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投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寻求发展，舍此没有出路。在世界与时代的诸多问题中，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把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点尤其重要。他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⑩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而我们中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就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他们比我们处在更高的阶段与水平上。这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他从而提出了“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11)第二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但二者之间也有共通的方面。这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他从而提出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任务。(12)第三点，依据上述认识，邓小平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经济范畴区分开来，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不等式”(“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把经济范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性的，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中属于对立的一方面而斥于对立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称为“极性范畴”；另一类是非制度性的，在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中，它们是共存的，也可以称为“中性范畴”。(14)这种划分，不论在经济学上，在哲学上，都是创造性的，极为重要的。

　　中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国情，更是邓小平所精心研究的。其基本结论是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不可超越，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既成结果。从社会制度的演变来说，近代以来中国走过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过程，中国走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合规律的发展结果和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邓小平针对某些外国势力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说：这些人“对中国认识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15)这里所表现的高度的自信来源于他对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从封建社会经过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个中介态和过渡态的社会而超越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将来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已经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16)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的演变来说，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因为当时的社会制度腐朽而受阻，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只能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展开。社会制度的急剧演变与生产方式的相对持存使中国既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又保留着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并存的二元结构的格局；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来解决发达国家早巳解决了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问题。这就确切地证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

　　邓小平在分别认识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中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国情的基础上，自觉地从这两个实际出发，接受这两个实际的共同约束，在这两个实际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找到中国前进的道路。为什么邓小平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世界成为开放世界的经济基础，我们不可能超越市场经济；又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趋势；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才是中国所需要的经济体制。为什么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革命，这才有可能把经济建设提到中心地位；因为我们要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因为我们必须尊重中国历史，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创造改革开放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此得出结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根本上在于他尊重全面的实际。我们党之所以拒绝“左”的和右的理论，因为他们都是脱离实际的。“左”，主要是脱离当今时代的实际，把社会主义看成僵死的东西；右，主要是脱离中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实际，让中国走回头路，这只能有一个结果：在中国造成无法收拾的社会动乱。

　　三、以社会进步尺度为导向：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两项宏伟目标来引导实践活动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邓小平具有强烈的客观效用的观念。他认为：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目的——手段”系统。而“目的”又是同衡量社会进步的正确尺度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的又一特点是重视社会进步尺度的把握与坚持，为谋得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效用而规划实践，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所追求的效用、目的、价值是具有客观意义的。作为中国人民的光荣儿子，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的重要统帅，为民族、为国家、为党高度负责的杰出领导人，深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资深政治家，他反复强调中国当代实践的两大尺度：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二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17)要让中国老百姓尽快地共同富裕起来。前者是历史尺度，后者是价值尺度，二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统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规律；在当代中国经济文化仍然落后的条件下，又是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这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既是合规律的，又是合目的的。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属于人民，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表现。在这里，人民共同富裕是合目的的，又是合规律的。这两个尺度也有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又必须鼓励竞争，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这种一时的有限的扩大，既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蒂有利于全体人民。邓小平用从先富到共富的战略设计，使他同时追求的两个尺度统一起来。

　　邓小平从他的社会进步尺度的观念中以及对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研究中引伸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概括自己多年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这个本质论，历史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异质性其一，前者更加适合现代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能以比后者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益发展经济；其二，前者更加适合社会运动的人道方向，能克服后者所克服不了的剥削、两极分化的局限性，造福于最广大的人民。这个本质论，有力地反对了各种“社会主义”名义下的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真正本质的制度、体制选择，也反对了试图改变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方向，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主张。前一种人说，只要社会公平，即使大 家穷到一起也是社会主义；后一种人说，只要生产力得到发展，管它什么社会主义；二者都是片面的，极其有害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来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总结,它一经产生，就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起到了根本性的导向作用。它的机制是：通过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目的的设定和手段的选择，形成科学的决策；再由决策的实施、反馈取得实践的成功；在成功实践的展开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四、在选择中创新：把社会基本制度的选择与社会经济体制的选择结合起来进行，大胆建构社会主义新模式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邓小平科学地对待社会实践中的选择问题。一般地说来，只要赞成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就一定会赞成它对于选择问题所作的科学论断。因为实践必须决策，而决策就是选择；特殊地说来，凡属创造性的实践，在其开始阶段，必须经过探索，这时进行的决策具有更加强烈的选择性。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没有先例、前无古人的事业。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19)这个试验和探索的过程，也就是不断选择直到真正成功、真正定型的过程。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品格在于从主体价值要求和客观条件的可行性质的统一中对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作出选择与建构。

　　邓小平在解决选择问题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总是以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选择的出发点；同时，以人民群众为选择主体，把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同他们的意愿统一起来理解和对待。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0)到了七八十年代，他又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21)这里的观点同上引的观点是一致的，仍然是谈选择问题。

　　但是后一次选择意义更加重大。在这里，他把改革开放中对社会基本制度的选择和对经济体制的选择结合起来考虑。对于前者，我们党面对着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外压力，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究竟走什么道路作了反复的比较，多次论证：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后者，邓小平对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也作了反复的比较，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二者得兼，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定下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断。这实际上是一次创造性的矛盾建构。在历史上，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同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现在要把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共生的市场经济体制移植过来，又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同与其共生的计划经济体制切割开来，再使之构成新的组合，这就不能不是一次新矛盾统—体的组合或建构。与此同时，还有另—组矛盾建构，这就是在新体制中把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搞市场经济就不要计划了。相反，他反复地说：“计划和市场都得要。”(22)实现这两个矛盾建构是—种创举，但又是有根据的、可实行的创举。通观邓小平的选择、论证、决策的过程，他把握住了三个要点。其—，价值性。什么体制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最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二，可行性。能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他作了肯定的问答。“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3)他的论据可以称为“手段论”和“中性范畴论”。其三，实践性。究竟行通行不通?那要交付实践去检验。这就要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单元将逐渐改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找到自己的实现范围和实现形式；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形成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的具体机制；起宏观调控作用的计划方式将获得适当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起来，“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4)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建构，具有深厚的哲学教益。它告诉我们：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不仅是描述客观世界的既有矛盾的反映的方法论，而且是创造新事物、建构新矛盾的规范的方法论；而这两个方法论的同时存在，又证明矛盾学说是建立在实践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根本上说来是实践辩证法。

　　五、在实践中走出新路：发挥实践的创造功能和自律功能，推进历史的合规律的发展

　　“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语)一个社会过程在它开始的时候，还谈不到它的特有规律，人在创造这一段历史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这才显示出其中的规律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方向是既定的，但是，这一条新路也只能在实践中逐步走出来。相应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只能在这样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展开。邓小平正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看待“路”、看待实践、看待理论的。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的终极要求是要在实践的创造功能和检验功能的发挥中走出并走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在其文选的终结篇章中，邓小平坦陈了这种思维方式：“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样，“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实践、理论、政策、制度就成熟并定型了。(25)

　　这极为通俗的语言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哲理。

　　其一，把握人的实践的创造功能和自律功能的统一。人的实践活动是由于“世界不会满足人”而展开的，(26)它是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人自身的活动。就改造客观世界而言，实践不断地创造着新事物；就改造主观世界而言，人在实践中不断地超越着自己。因此，实践在本质上是创造性活动，人在本质上是创造者主体。邓小平特别重视的正是人民群众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伟力。他是以这个观点或方式来看人、看实践、看世界的。

　　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又有检验主体认识、精神、意志是否?正确合理的功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在克服“两个凡是”、开辟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时候，经过理论的大讨论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肯定，闪耀着特别的光彩。邓小平的实践观念包含着人通过实践检验能够自律的观念。

　　实践在创造着，实践又在检验着，这就保证了实践在本质上的前进上升性，保证人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付出较小代价而不断取得成功，从而展现实践自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的主观表现就是科学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实践论的思维方式的指引下创造出来的。

　　其二,把握实践指导规律和客观物质运动规律的统一。

　　实践论的规律观认为：规律有几种基本形态。第一种称“实践指导规律”，这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当时讲的是“战争指导规律。”(27)规律是普遍的必然的联系；战争指导规律之所以称得上规律，是因为它揭示了军事家的主观指导与战争的客观条件的必然联系，以及这一主观指导中目的与手段的必然联系。其余的实践指导规律同样如此。第二种称“实践行动规律”，它是实践指导规律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是人们在行动中的客观必然性。第三种称“客观物质运动规律”或“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实践已经形成并展现了自己的普遍规律。对这些普遍规律的认识成为科学的历史观，它对于各民族、各阶段的具体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具体实践中，首先是形成该具体实践的实践指导规律，然后对象化为实践行动规律，在实践行动规律展开之后，形成相对独立于人的意识及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质的客观规律。我们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它成了我们的实践指导规律；现正在创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项创构活动日益取得成功，成为实践行动规律；而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确立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确定地说，它是中国社会的一项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意志和行动必须顺从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理论是以反映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作指导的。它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导规律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慎言客观规律如何如何的；但是，他的决断中包含了对于中国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深刻分析和预见，他深信，只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就一定能够证明，他的基本主张是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的。

　　六、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邓小平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以批判地审视既得理论与实践前提为起始环节，以从全面的客观实际出发、从实践的约束条件系统中寻找前进道路为立论基点，以民族现代化、人民富裕幸福为社会进步尺度与价值目标，以可达到目标的诸种可能方案的优化选择和新模式建构为决策理念，以在实践创造功能与自律功能的双向作用中走出一条新路为行为归宿，来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引导人民创造出中华民族新历史的光辉篇章，同时形成和发展反映这一历史的合规律合目的过程的理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观察世界和中国、历史和现实、当前和未来的思维方式，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大胆创造、谨慎自律，走出一条适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思维方式，一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和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基本结论是并行地展开的。邓小平理论的这些结论是邓小平运用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在观察和解决中国当代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得到的；这些结论的逻辑基线正是邓小平的思维方式的展开。

　　——在批判地审视既得理论与实践前提的起始环节上，邓小平论述与阐发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用一系列新的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从全面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实践的既成约束条件下寻找出路的基点上，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新主题和“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

　　——在为新时期实践确立民族现代化与人民富裕幸福的社会进步尺度和价值准则时，邓小平概括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

　　——在进行社会基本制度与社会经济体制的选择的过程中，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同时以“目的——手段”论，“极性范畴——中性范畴”论等新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在引导人民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而制定决策，又通过实践而检验真理、检验决策，而发展真理、完善决策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地解决实际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改革开放和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两手抓，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两手抓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

　　从邓小平的思维方式的运用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结论的展开中，我们发现，这也是矛盾辩证法的运用和展开过程。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批判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的客观出发点是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的实践目标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的选择活动是制度选择与体制选择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的实践道路是实践创造功能与实践检验功能的发挥的辩证统一。这就证明，在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实践论与矛盾论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笔者认为：有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才有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而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本身正是这个理论的基本精神之所在。把握住了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住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离开邓小平的思维方式，那就必定不能正确理解和坚持邓小平理论。用“本本主义”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要求它先验地提供回答一切问题的现成结论，自己好去照搬照套，这样能把握和贯彻邓小平理论吗?显然是不能的。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以为这个理论就是不讲“主义”、专讲“实惠”的理论，因而你抓他的这句话，他抓他的那句话，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或者用自己的主张来代替邓小平理论，这样能引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吗?显然是不行的。用“先定主义”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似乎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刚开始干，就有一套改革开放建设的客观规律预先存在，不是像邓小平那样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在勇敢实践、总结经验的反复推进中走出新路，而是断言什么书上或者什么权威已经都知道了此后的每一段路，我们只要崇拜他们，照着干就行了，这样能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真正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客观规律吗?显然是无从谈起的。

　　我们要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学习他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亦即学习他的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的一整套立场、观点、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②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③④⑧⑨(12)(13)(15)(16)(17)(18)(19)(21)(22)(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63、64、105—106、373、373、329、255、373、174、148、364、203、372、372页。

　　⑤⑩(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351、35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2页。

　　(14)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16)参看拙作《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22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

　　(26)《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第2卷第478页。

　　(作者单位：南京市委党校)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3月版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