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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纪念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9日16:34 人民网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李君如

  明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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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新的实践为基础,深化对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我们都知道,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总是在再实践中获得再认识。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揭示的认识规律。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这一科学理论在再实践中,也会获得新认识。这种新认识,有的是邓小平同志没有讲过的,有的是邓小平同志虽然讲过,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现在学习和运用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十四大和十五大所作出的科学概括。从十四大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从十五大至今也已有五年多时间,而这十年、五年多时间里,新的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认识开展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里,我想对邓小平理论创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以及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邓小平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有没有历史必然性?

  我们以往的研究,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邓小平关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由来已久,但是作为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现在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会成为这一历史转折和理论创立的标志。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决定的。自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客观的历史和经济政治特点决定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历史进入了当代史,决定了中国进入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众所周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在一个时期里,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为自己的工作方针,主观与客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以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种外部对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意味着党不面对客观的矛盾现实就会发生政治危机。粉碎“四人帮”,符合党心民心,其意义就在于它是客观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表现。但是,由于“两个凡是”观点的出现并在党内被作为一种方针确立起来,应该深入解决的矛盾不仅没有能够给予重视和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反而更加突出起来。于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这次出面冲破主观束缚,以顺应客观社会矛盾要求的主体,已经不是“四五”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群众,而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套用一句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形势”成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的。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顺应社会矛盾发展的历史要求产生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第二,当代中国客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哪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要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其中,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要回答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我们以往的研究强调,邓小平注意到并且提出了第一个理论问题,而第二个理论问题是在十五大才写进党的文件并给予研究的。确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期间,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问题时已经开始提出了,以后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多的强调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多年来忽略了邓小平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还提出要回答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而在这同时,即在这之前的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要求十二大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由于他具体地讲是要十二大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一问题看作是一个带有全局指导意义的根本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包括在编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时也没有引用这一论述,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认识到这两个根本问题是由客观的社会矛盾提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肯定这两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都是邓小平同志注意到并提出的。

  第三,邓小平同志是怎样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的?

  首先,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独立的问题。因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不仅包括党的建设问题,而且包括党如何执政即如何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执政党的问题。因此,他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获得的正确认识,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执政党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强调我们党要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其次,邓小平同志认为,搞清楚和回答好这两个根本问题在党的事业和理论中各有各的地位和承担的使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事业和理论的主题;而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探索党怎样执政、怎样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则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这两点可以说是我们在以往研究中已经认识到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下面这一点。

  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前,重点回答和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问题。准确地说,他是通过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以,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强调,对于我们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同志在政治交代中,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到“两个取信于民”,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请大家注意这里用的是“聚精会神”这四个字!这意味着他从新的情况出发,把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作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一方面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决不能动摇,另一方面提出“将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第四,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什么关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两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的统一中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科学理论;同时,他又把进一步解决好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留给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就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注和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探索执政党建设,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讲”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这两个问题是中央最为关注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以“三个代表”来要求自己,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在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都是为了搞清楚和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在这三个基本方面,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地指明中国发展的根本走向的同时,为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待和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通过研究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样的根本要求,解决执政党的性质、纲领、基础和执政方式、执政能力等问题,来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坚持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过程中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因此,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努力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党的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

  《邓小平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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