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79年

　　1月1日 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讲话。指出：一九七九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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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下去、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下去、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邓小平是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的。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1月2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军队最根本的、核心的问题，说到底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要创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军队不是搞什么新的章程，一九七五年关于军队要整顿的两个讲话 注【指一九七五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的《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和叶剑英作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讲话。】，现在看还是正确的。那两个讲话提出的整顿任务还没有完成，有些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复杂、更加重了。一九七七年底军委会议和一九七八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今天看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问题是都还没有真正扎扎实实地做。主要是抓教育，抓作风，还要认真抓训练。训练内容，要包括干部转业以后，能参加经济建设。这方面的训练要抓紧，确实有大批人要转到地方去。同时要认真抓紧部队实战训练。现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我们军队怎么转移？没有新的章程，就是好好做。

　　同日 在同国家旅游局负责人谈话时说：旅游这个行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六日，在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经济建设方针时又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要狠抓一下旅游和城市建设。发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考虑，开始国家要给城市建设投些资，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钱来搞城市建设。

　　同日 在会见由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表示，欢迎包括不赞成中美建交在内的美国朋友都来中国看看，通过访问、接触了解中国，或许有助于他们观点的改变。他说：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

　　1月5日 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同日 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1月17日 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又不要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他们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个谈话的摘要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1月18日 在听取三机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和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如何，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不仅是航空工业。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还可以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减少一些现在生产的飞机产量，把剩余的钱用来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

　　1月24日 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在谈到美苏战略核武器协定时说：我们不反对签订协定。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人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谋求世界和平，签订这些协定，不如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在回答国外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说：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毛主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合情合理。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起来。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

　　1月29日-2月5日 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二十九日，在出席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说：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三十日，在华盛顿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三十一日，同美国广播电视界谈话。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正确政策的持续不是由个人因素可以保证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既然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可以肯定，这些政策会继续下去。

　　2月6日-8日 在访美归国途中访问日本。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美国和日本，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正式出国访问。

　　3月21日 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我们的方针是大量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甚至资金，这样做可能快一些。而且，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学会。

　　3月21日-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七九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二十三日，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近两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指出：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他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3月27日 为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会议对“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上的讲话稿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民主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这样讲可能比较有力量，针对性较强。空泛的语言多了，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作斗争。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要把少数坏人和群众分开来。受蒙蔽的群众大多是青年人，他们不懂我们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没有经过艰苦岁月的锻炼，加上“四人帮”的毒害、腐蚀，很多事情不明了，觉悟不高。要教育他们在处理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困难、个人的利益时，应该从大局着眼。他们的困难，国家一下子解决不了，应该给国家时间和力量，先把经济调整好，这样才有希望。不然国家就要延缓建设速度。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只要这种领导是正确的，我们的调整会快，建设速度会快。不统一，一事无成。列宁非常强调集中统一，强调纪律。我们的革命战争，也是在高度集中、高度纪律下打胜的。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能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吗？他还指出：思想理论界应有一个主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账。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为什么不多宣传党的好的传统？如守纪律，艰苦奋斗等。为什么我们的电影不搞这些题材，加以艺术概括？传统教育包括守纪律、勤劳、顾大局的教育。理论要为政治服务。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使群众做好准备。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去研究，去回答，现在缺少这样的理论家。

　　3月29日 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在会见中，他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建议。他说：如果现在肯定香港将来的地位不变，这对我们在国际上的斗争不利。他明确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并进一步解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到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麦理浩的这次来访，传达了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接触，了解中国政府对确定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地位的态度的信息。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3月30日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他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邓小平这篇讲话发表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载人了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4月19日 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 注【《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5月10日 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谈到中国的经济调整问题时说：经济调整本身是为了发展得更快，更好地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外国资金。还有一个要利用好的，就是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这方面也是我们的缺口。这些都属于调整范围，否则引进没有用。调整不影响我们大量的而不是少量的吸收国际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各行各业都伸手，这就要权衡一下，分轻、重、缓、急，看哪些先哪些后。每个具体引进项目都要考虑支付能力。

　　5月16日 在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时说：国际上很关心我们提出的经济调整问题。人们提出疑问，这个调整是不是改变了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开放政策？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可以明确地说，这个调整方针是为了更加稳妥和更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好地执行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政策。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中国的经济必须要照顾到农业。我们中国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是在农村，农业不前进，一定要拖工业的后腿。工业内部有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重工业内部也要有适当的比例才能发展。比如我们现在的电力、燃料、动力工业不发展，其他工业就遇到困难，交通不放在优先的地位，也是不行的。所谓调整主要是调整我们中国内部的关系，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得好些，相互比例关系更恰当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比较快地前进。我们国内经济有个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哪些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的调整问题。他说：至于“自由化”，我们从来不提“自由化”。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过去民主缺乏，民主不够，以后要着重发扬民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但不能够搞无政府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不矛盾。“四人帮”搞无政府主义，搞得一切都没有秩序，乱七八糟，那是灾难。现在有些闹事的，实际上是“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照他们的搞法，又要搞乱的。我们现在需要安定团结，把大家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制，中国吃了十一二年动乱的苦头。反对少数人的胡作非为，是得人心的，人民是很拥护的。世界上所谓人权问题，各有各的解释。

　　6月15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个开幕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6月25日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党内负责人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无论国内国际，人们十分关切中国是不是真正安定团结。而我们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国际上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他们也要看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中国人民，吃够了十多年来动乱的苦头。动乱一下，就耽误好多年，不是三年五年能恢复起来的，动不得、乱不得啊！我们搞四个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在人民当中，我们要树立一个很好的形象，表明我们是安定团结的。我们制定法律的步伐要加快。确实要搞法制，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遵守法制。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就要坚决按法律办事。我们这次大会要认真立法，大会以后还要立一系列的法。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国际上认为中国有个新的开端，不但指四个现代化，还有加强民主和法制。总之，我们这次会议不要纠缠过去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另外一面，放松了我们集中解决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一个是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一个是民主和法制的问题。要集中解决这些问题，顺利地把这次代表大会开好。

　　6月26日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讲话。指出：这次大会把阶级斗争问题讲清楚了。概括起来，就是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但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像过去那样干预一切。民主与法制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讲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要看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要物质极大丰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有余。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是比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比打砸抢。

　　6月28日 在会见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说：我们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部署，并不是离开四个现代化来搞八字方针。按照八字方针，大约需要三年时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有所改进，完全消除还不行。八字方针是为加快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并不影响我们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既定方针。国际上议论说我们要收缩。这是误解，他们不了解情况。为了明确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既定方针，我们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个法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以后会再搞一些具体的执行条例、规定来加以补充。所以说，三年调整并不影响我们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但是在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项目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轻重缓急。至于吸收外资的方式，有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甚至于外国在中国设厂，我们都欢迎。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要制定一系列法律，这是建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7月11日-8月10日 在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

　　7月15日 在黄山接见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时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工作人员要实行按劳分配，年终利润多还可以发奖金。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7月21日 在上海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7月28日 在青岛接见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时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要从上到下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真正坚持我们现在政治路线的人、正派的人、党性强的人。现在有人才，被盖住了，没有发现。人才要放到领导位置上，不然锻炼不出来。现在思想要解放，把庙腾出来，选年轻的。这是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保证我们路线贯彻执行的中心问题。组织路线有个干部构成问题。现在全国一千七百多万干部，“万金油”干部多，专职干部少。还有建立新机构，一开始就要搞得非常精干，不要搞庞然大物，不要搞个大体制。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比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阻力更大。他说：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有的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西方好，如果那样，你这个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展，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还可以增加外援。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

　　7月29日 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其中最大的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8月9日 在天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要讲的还是那些，还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中央各部门需要解放思想，地方也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能量可大了。发展生产力，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否则讲过来讲过去，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是在《光明日报》登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越争论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组织路线包括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干部合理组成问题，现在是专业人员少，懂行的少，需要的方面没有人干。这是组织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培养干部、培养专业人员，还要注意组织建设中的一些制度的规定。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问题是谁接班的问题。现在选接班人，要从四十岁左右、五十岁左右的人中选。标准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一是搞党性不搞派性。新的政治机构一定要精干，不搞荣誉职务，可以搞顾问，但要能顶着干八小时。要真正把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成长，选不准还可以换嘛！这是百年大计，是基本建设。我一路上讲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带根本性的问题。总之，不要太天真了，认为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天下太平了，没那回事，要注意一下思潮。一是组织上选好接班人，一是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要继续进行教育。对一些人要做好转化工作，有些人还是老框框。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阶级斗争问题不是不提，《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是讲了吗？但政治运动要慎重，一个运动搞下来，几年恢复不起来，成灾呀！为什么说安定团结呢？团结大家理解，没有安定的条件不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要提到自觉的高度。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说：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建立公司的目的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天津的市场要面向全国，而不只是面向全市。

　　9月1日 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他说：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就是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在谈到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子女有无继承权问题时，他说：对遗产要允许有继承权。继承的财产很有限，但如果广东允许，对港澳就会有影响。港澳到内地投资的资本家就提出子女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不允许遗产继承权，即使老子赞成，儿子也反对。我们应该在法律上作出规定，解决继承权问题。在谈到加强统战工作的问题时，他说：加强统战工作是必要的，好多年没有开会，抓一下，对。现在你们提出的更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宗教问题还没有议，这些方面有很多问题。民族问题确有很多问题要引起注意。

　　9月4日 对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意见。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两方面的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指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9月12日 就修改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九月十日稿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我们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使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现在的情况是，既缺民主和自由也缺集中和纪律，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集中和纪律；既缺个人心情舒畅又缺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统一意志。林彪、“四人帮”毒害了一代人。对于这一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各级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个再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现在讲话稿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要加进去。要讲加强纪律性、组织性，强调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现在有的从“左”的方面，也有的从右的方面，来助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批评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要讲究方式。对多数人的教育工作做好了，就要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批评“长官意志”，是说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的，而不是凭某个人或某个“长官”的意志，就可以改变和决定的。因此，我们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尤其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办法，就会是不正确的，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但这并不是说，管理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可以不要意志，搞成“长官”无意志，政府无主意。现在一批评“长官意志”，有些干部就不愿管事，不敢负责，这样不行。对“长官意志”，要进行分析。

　　10月4日 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对经济工作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上千美元？等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我们需要培养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当前的经济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抓质量是调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调整还要包括一些准备工作。现在不着手，到时候就形不成新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经济工作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要有比较相应的速度，从现在起就要考虑，包括具体的项目。这就要求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要照顾到三年以后。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银行拨款的制度必须改革。财政体制，现在是集中不够，分散也不够。总的方针是，使地方财政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但是中央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现在一提就是中央集中过多下放太少，没有考虑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的问题。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10月15日 会见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并接受电视采访。他说：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在谈到中国的前途问题时，他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如果说一百年，不说一千年吧，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要搞霸权主义，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即使我们比较富的时候，还是属于第三世界。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国民的收入，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但是，绝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新的剥削制度。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在谈到个人自由问题时，他说：如果说个人对社会主义有充分的理想，有充分地发展他的才能的权利和条件，这些自由是同共产主义毫无矛盾的。但是，如果说个人自由与国家的自由和大多数人民的自由相矛盾，这种自由就不能提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也还要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这与自由是不矛盾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在我们的青年中有一种误解，实际上把这些变成无政府主义，甚至于是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10月19日 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的宴会上讲话。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们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优点和特点。这个讲话的节录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10月30日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批驳林彪、“四人帮”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战线说成是所谓“黑线专政”的诬蔑，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还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个祝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11月1日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世界科学发展史说明，在科学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往往是中年人和青年人。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做出了贡献，只要他们合乎研究员、教授的标准，哪怕只有三十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给他们应有的学位和技术职称。要把学位制度和技术职称赶快建立起来，这有助于发现人才。

　　11月2日 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题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针对干部中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他强调：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高级干部应自觉遵守《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在整顿党风、搞好社会风气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还提出：老同志和高级干部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要特别注意选拔中年干部。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报告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

　　11月26日 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指出：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说：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2月6日 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这个谈话的节录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2月29日 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说：你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条件不同，问题也不一样。中国的问题太麻烦，人太多。每个人增加一元钱的收入，就要十亿元。最近大平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向我提了个问题：你们的目标究竟有多大？我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也许估计放低一点好，目标放低一点可以超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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