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崔传义。摄影/本报记者倪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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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动机

　　本报与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共同推出“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已经开展三天，目前已经有200多名农民工子女，提出助学申请。人们再次将关注的焦点投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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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来帮助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我们的政府还需要做些什么？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力求在与政府“智囊团”研究人员的对话过程中，探寻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突破的新方向

　　对话人物

　　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研究，对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发表过多篇论文。

　　不能全把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推向市场

　　新京报：虽然中央制定了大量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政令不通”、执行难，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

　　崔传义(以下简称崔)：中央对于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学校以公办学校为主。我们应该看到，外来农民工是流入地城市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和我们城市中的每一个人一样，同样要付出劳动、缴纳国家各项税收。

　　各地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是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不能因为存在大量民办学校，就把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推向市场，推给社会。

　　新京报：除了这样的自觉自律，我们的政府还应该做些什么？

　　崔：我觉得社会各界对政府部门工作的监督也很重要。但是在目前我们的教育系统内，针对外来务工子女上学问题的信息反馈渠道，应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

　　我们教育理所当然地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渠道，当农民工子女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能有诉说之门。

　　将闲置校舍免费或低价租给民办学校

　　新京报：对于目前存在的大量农民工子女学校，你觉得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对待它们？

　　崔：首先得让这些学校尽可能多地办下去，孩子们能先读上书是最要紧的。然后政府部门可以把其中一些不错的学校纳入公办学校系统，给他们和其他公办学校一样的待遇，通过引导培养和监督，提高学校的软硬件质量，最终达到国家相应的标准。

　　新京报：具体什么样的学校可以被纳入公办学校系统，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吗？

　　崔：办个民办学校投资要100万元，学校除了基本的校舍外，还要有200米的跑道。据我了解，在北京市只有十多所民办学校达到教育部门的要求，而其余的300多所学校大多不合格。所以我认为，政府部门只有降低对现有民工子弟学校的衡量标准，把符合基本教学要求的学校，如校舍基本安全，师资基本符合要求，卫生没有大问题，都纳入到我们政府的教育系统之中。

　　新京报：吸纳到政府教育系统之后，怎么来提高呢？

　　崔：一是，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补助，像上海就把原来闲置的公办学校校舍，免费或低价出租给民办学校，扶持他们发展；二是，通过对民办学校老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从而保证教学质量；三是，教育部门可以派督导员和骨干教师，对民办学校进行教育与财务上的管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协助这些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

　　贫困区义务教育资金不可能转到城市

　　新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主要是城市里的学校不愿意接收，而拒绝的理由是因为经费，因为这些孩子享受的义务教育经费，没有从他们的家乡转移到城市。这种说法合理吗？

　　崔：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不太合理的。原因在于，首先我们国家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是由县乡两级政府自己承担的，国家的投入非常少，农村义务教育是我们国家突出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可能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资金再转到城市或发达地区来。它只能够由城市里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资助。

　　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也参与了这里的经济建设，推动了当地的城市发展，服务了人们的生活，直接间接地为这个城市的财政做出了贡献，这个城市的财政就承担着为这些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提供经费支持的这样一个义务。

　　进城打工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还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不可否认，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遭受到来自城市的歧视。

　　正因为如此，城市的有关教育管理部门，更应该一视同仁，正视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教育问题，保证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不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伤害，不要让他们继续生活在城乡歧视的阴影里。

　　急需解决农民工子女学校用地问题

　　新京报：民办学校还有优势吗？

　　崔：有。北京公办的学校使用北京地区的教材，而民办学校为适应需要，用的是全国的教材。农民工的子女参加高考，必须得回到老家，按照全国用的教材考试。

　　另一点是城市里的学校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而且城市公办学校收费相对比较高，有的农民工还是愿意将孩子送去相对便宜的民办学校。

　　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基本还是专门从事教学的，有的学校还开英语课，这一点农村是缺乏的。

　　新京报：北京还需要多少农民工子女学校呢？

　　崔：现在农民工学校有三类，一是在政府扶持下办的民工学校，二是办学的许可由政府部门给办的手续，还有一类是由属地的教育部门直接来办的学校，多半属于第三种。

　　从现在公办学校的情况看，还有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潜力。小学生的生源下降很多，一些学校发生了一些变化，做了合并或调整。有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的，所以未必一定要兴办学校，通过合并扩大也是一个途径。

　　但是，公办学校的分布和居住区的人口不吻合，有很大缺口。农民工聚居地配套教育还相对落后。所以，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办学校怎么扩大，另一个是怎么将民工学校发展。

　　新京报：有政府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吗？

　　崔：有，但很少，像浙江、上海都有。难处是规模不大，有些政府还是老观念，不愿意接纳农民工子女来就学，实际上，农民工对当地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也应该来分享孩子的教育。

　　新京报：对于民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政府还应解决哪些问题？

　　崔：目前，政策方面对于兴办农民工子女学校，还没有什么特别优惠的政策。

　　但从实际情况看，有个政策是急需解决的，那就是学校校舍的用地，到底是否应该列入当地政府的规划。很多部门把民办学校看做是一个临时的现象，不愿意提供一个稳定的地方。因为大多数的学校校舍是租赁的，学校可能一年搬好几次，但是孩子们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课桌。不然对于孩子来说是很没有稳定感，教学质量也会很差。本报记者周奇陶春(除署名外)

　　最新动态：青基会收到一万元捐款

　　又有100多名孩子提出助学申请

　　本报讯 (记者王佳琳)本报推出《寻找在京失学农民工子女》报道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昨天收到第一笔针对这些孩子的捐款。

　　公益活动进行到第三天，已有217名失学农民工子女提出助学申请，比前日的101名增加了一倍多。

　　昨天，捐款方———家和家美家具商城的副总姚玉玲女士，代表公司把1万元捐款送至青基会。

　　“因为穷上不了学，因为学历低而难以就业，因为就业难就更加贫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姚玉玲女士说，在他们位于十里河的商城周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没有学上的小孩四处玩闹，一些年龄稍大的十五六岁的孩子，则开始干一些拉三轮、送货的体力活。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们就深深为这些孩子感到惋惜，也确实想帮助这些孩子重回学堂。

　　北京失学农民工子女的个案调查

　　相关专题：寻找失学民工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