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三穷干部调查：领“裸体工资”的背后

萧一湘73岁时学会使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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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官员的豪宅在常宁显得“鹤立鸡群”

一个村委会，两个公章。右边的章是蒋石林私刻的

　　《小康》杂志记者 施平 颜剑 报道

　　2004年6月，湖南常宁市81岁的离休干部、中共党员萧一湘撰写的《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的底线—“三穷”》一文，摆在了《小康》记者面前。该文解析了常宁这个内地经济落后县市多年来的官场生态演变过程，提出了所谓“三穷干部”的概念。“三穷”者，即文穷、道穷、财穷。文穷，就是当地官员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多数文化程度不高；道穷，就是由于

时代和环境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官员缺乏理想和信仰，做官只为求财，或者只是当作一个“饭碗”，心目中少了“执政为民”四字；财穷，就是因为当地经济长期来停滞不前，政府财政非常拮据，基层官员的正常收入普遍很低，家庭负担较为沉重。萧老先生认为，国家正处于转轨时期，落后地区的此类“三穷干部”现象亟需引起高层重视，要设法帮助落后贫困地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萧的论断一出，随即在常宁官场掀起不同寻常的反响：一些官员强烈指责，否认“三穷干部”的说法；一些官员则表示认同萧的说法，并对未来的发展忧心忡忡；而更多的官员表现出来的心态较为复杂，他们既承认萧所描述的现状确实普遍存在，但同时又认为萧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你更应该将其放到政府运营过程中去考量，常宁官场生态演变，只是这个过程中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你或许可以发现，这个地方的政府运营，已经陷入了相当程度的困局。”一位不愿公开自己身份的常宁地方官员如是告诉记者。

　　在常宁的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由“经济困局”到“财政困局”的循环，包含着以下命题或逻辑：经济困局—就业前景考虑—选择公务员出路—机构膨胀—财政困局；由此派生的则是，选择公务员出路—官位争夺—“跑官”—“三穷干部”。如此种种，组合成一个诡异的地方政府运营怪圈，这怪圈笼罩着常宁，阴霾久而不散。

　　2004年6月的常宁，豪华的官员别墅与破败的民房同在，纠缠盘绕的政经死结与驱逐阴霾的阳光并存。

　　“裸体工资”的背后

　　回望单位大门，35岁的张亦然(化名)不禁万千愁绪涌上心头—十年了，如今的薪水依然是那么微薄：作为常宁某局的一名资深公务员，张的报酬是每月600元。

　　“这是一份‘裸体工资’。”张说。所谓“裸体工资”，指的是：只有基本的前四项，没有津贴和补助，亦没有奖金。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常宁市直机关公务员，他们都与张一样，无法为自己家里带来更多的喜悦。

　　在这些公务员的圈子里，流传着一句“民谣”：上上届政府发得出奖金，上届政府发得出工资，本届政府发不出工资。

　　类似教育系统等事业单位的情况比机关单位还要差一些，而乡镇一级公务员的工资发放就只能叫“东拼西凑”了。在常宁，有很多镇长的房产证常年压在银行里—为了给手下人发工资，镇长把自家的房产证抵押到银行贷款，可是来年又无法及时还上，结果只有把房产证长期抵押。

　　一位官员透露，常宁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每月工资支出总额为800万-900万元，全年至少是9000万元，而常宁市现在真正能使用的财政不超过9000万元，存在400万-1800万元的缺口。

　　记者获得的一份常宁“(2004年)元至5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财政方面如此列举：

　　与去年同期相比，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了9.9%，去年是4425万元，今年只“收成”了3988万元，连同上划中央的两税和企业所得税，合计财政收入则为7988万元。而同时，财政支出膨胀的速度令人心慌：较之于去年同期，常宁政府的“开销”从7976万元增加到9778万元，增幅为22.6%。

　　其中的缺口不言而喻。

　　常宁的财政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为建设320省道曾扣发机关工作人员一个月工资。在记者采访的2004年6月，常宁为把乡村公路改柏油路，扣掉机关干部每人100元的工资。

　　但实际上，造成庞大开支的“罪魁祸首”之一的机构膨胀问题并没有遏止的迹象。尽管常宁市从2001年已开始机构改革，然而越改革人越多，该合并的一个都没有合并，反而增加了5个。原设机构也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当地教育局为例，正副局长达到9人，下设14个股，有100多个工作人员；建设局机关有47人，下辖16个单位，整个系统吃财政饭的上百人。

　　理财的原则是“开源节流”，撇开“节流”的问题，再看看“开源”方面：

　　上世纪80年代，常宁主要有17家国有企业，各自尚能正常运转；但在下一个十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它们的命运迎来了股权改制的“关口”，到了今天，17家企业中有16家相继倒掉，只剩下承包给个人经营的龙王山金矿。常宁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透露，常宁地税的三分之二来自那座矿山。

　　“振兴之路”为何阻断？

　　今天已无法—考证17家企业中的16家是如何、缘何倒闭的了。尽管如此，常宁市政府振兴财政的愿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欲兴财政、先兴产业的思路也没有中断过，但正如某知名电视剧的片名一样：常宁市政府，“拿什么来拯救你” ？

　　如同众多内陆中小城市，常宁亦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县级市：湖南的东南部，距区域中心城市衡阳市六七十公里，与京广铁路亦相去甚远，再往南一点，即是最近出过大新闻的嘉禾县，地势偏僻，无铁路，无国道。

　　绝对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萧一湘描述的“三穷干部”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常宁市历届主政者振兴地方、运营政府的决心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1993年前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大契机，普通城市常宁市也曾作过种种尝试和冲刺，试图如沿海城市那样实现转型，在国内至少是省内的区域经济版图上打造自己独特的亮点。然而，在各方面条件制约下，加上准备不足，尝试失败了。

　　那是对主政者的政府运营能力的一次验证。

　　1990年前后，常宁地方政府向农村出售城市户口，获得了3000多万元的资金，一些因此进入县城的农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每个户口售价6000多元。

　　差不多同时，常宁地方政府在城市东北部的松柏地区建起了开发区，官员们南下北上，到处去引资，争取项目。结果极不理想，官员们铩羽而归。至今，只有本地商家投资了四个项目。

　　整个九十年代，争取项目、招商、引资是常宁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每个官员挥之不去的心结，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常宁制药厂项目，尽管这个项目最后夭折了，但至今仍让当地官员和平民都唏嘘不已：

　　1992年，常宁县委常委会决议成立常宁制药厂筹建领导小组，后改为指挥部，由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当时常宁尚未划为县级市)担任指挥长，县卫生局业务股股长杨柏生具体负责筹建事宜。

　　“因要建制药厂，当时常宁购买的产品专利是洛咪沙星颗粒剂专利，当时该产品市场行情很好，即使不扩大生产规模，制药厂建成后每年能为常宁增加900万元的财政收入。这还是个非常保守的估算。”时隔13年，杨柏生说起那档子事时仍激动不已。

　　由于制药厂在彼时属特殊行业，审批程序十分复杂，常宁相应部门以及杨柏生本人为此上下跑动了3年，直到1995年，制药厂才被获准立项。之后，常宁县委又专门召开常委会，决定划拨700万元进行前期投资。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批不下来。杨柏生开始忧虑起来，“没有权威就弄不到钱，行政一把手当指挥长，肯定要比副职强。”于是，杨找到时任县长，请求其出面担当筹建指挥部的指挥长，取代原来的副县长。

　　杨的心急犯了官场大忌：制药厂是副县长搞起来的，事关政绩，责任攸归，怎么可以轻易中途换马？结果投资的事情基本就没下文了，最终，在换了三个分管领导之后，杨柏生才得到政府50万元的前期投资。而这50万元，不足以启动项目。

　　筹建了13年的常宁制药厂，最后还是“一片荒地和几间破房”。现在，常宁市政府已着手对制药厂进行改制：卖掉。

　　与常宁制药厂同类性质、同时立项、又同时购买产品专利的浙江豪森制药有限公司(当时全国购得此项专利的就这两家企业)则已开花结果。豪森公司于1998年投产上市，目前一年销售额已达到了5000万元。

　　叙事者为常宁制药厂的夭折扼腕，常宁市政府一位官员更是如此评价：“制药厂是常宁发展的绝佳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项目，而它却因为行政方面的原因夭折了。”这多少验证了常宁官场在争取和实施项目中的复杂情结。

　　然而，无论常宁的项目情结、招商引资情结再浓厚，一定时期内的项目数量总是有限的，一定时期内的资金总额也是固定的—要改变或影响项目和资金的“去向”，使之流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更无法吸引多少特殊关照的常宁，这实在是一种太昂贵的努力。

　　十几年来，当常宁为政者一次又一次为项目积极奔走时，起点同样很低的沿海若干区域的政府运营者却表现得那么“无为”，但同时当地民间的活力却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几年后，当常宁面临财政困顿、民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已具备了冲向全国的张力。这抑是又一个“地理决定论”的案例？

　　16家国有企业的渐渐死去，可能的原因很多：经济转型带来的不适应；行业风向的变化；具体经营者缺乏良方；或者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微妙原因。但是，政府对民间力量缺乏及时有效的关注和扶持，使得常宁乃至类似于常宁的城市失去一条可能通向光明的阳关大道。

　　穷地方的“富户”

　　许多单独的事例、个案就是这样在一个闭塞的范围里形成诡异的怪圈：经济的不景气慢慢对本地人就业形成了压力，那么进入“吃皇粮”的公务员阶层，自然就是一条保证生活稳定的理想通道；而事实上的财政紧张匮乏，则使得手上掌握权力的公务员(即官员)不得不“寻找野食”。

　　萧一湘归纳的“三穷干部”其实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财穷”这一条已被某些个例所打破。

　　常宁市政府一名官员透露，当地某些有权的官员并不乏生财之道，其觅取“野食”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掌握单位进人的权力，以给人安排工作收取回报；二是单位基建的过程中收取施工单位的回扣。

　　单位搞一次基建并不容易，但进人却是常年的买卖。

　　“单位进人，只要是关系不太硬的，都要给领导送钱，好的行政部门进一个人在两万元以上。这些人怎么安排？工资从哪儿来？一个办法就是再增加机构，收编多出来的人；既然企业税收情况不好，人头工资保证不了，乱收费则在所不免，矛头只有落到老百姓、农民头上。”这位官员说。

　　越是穷地方，某些“反差”现象越显触目。

　　行走在常宁不大的城区，记者随时可以发现气势恢弘的“豪宅”,这些即便在沿海发达地区也属“高水准”的建筑在常宁格外显得“鹤立鸡群”。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豪宅不是老板的，因为常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老板，都是官员的。”这话在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平民中都获得了相同的验证—

　　在常宁属繁华地段的青瑶路南段，三栋连为一体的宫殿般的楼房赫然入目，住宅均为四层高。据当地人称，每栋楼房的造价约在80万以上。与之相比，旁边的财政局大楼整个矮了一大截；

　　同样是在青瑶路上，往北走一段，有一家五层的宜城宾馆，从宾馆向南，有四栋与之齐高的楼房，建筑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米，楼房一楼或二楼都作为门面房出租。据说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些官员；

　　在青瑶路后面的沙子岭上，高高的围墙圈住了1亩多的地，两层半的建筑显得格外的奢华，据说房主是某局长；

　　在常宁市郊区，顺着320省道收费站南边的小路走下去，几分钟之内，便可看到一片连为一体的别墅区，幢幢房子都很漂亮，有的已经有了主人，有的还在建。“都是当官的房子。”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每个常宁人都知道。”据称，这些房子的造价每幢不会低于40万元。

　　据记者调查，常宁市直机关的一名普通科级官员的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如果要建造一栋40万元的房子，那么这个官员不吃不喝把收入全部积攒下来，需要35年左右。加上他配偶的与之相同的收入，也就是说全家人不吃不喝，也要攒上17.5年。

　　一方面是少数政府官员、特别是某些身居要职的官员的“竞富斗奢”，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以及百姓的全面贫困—这又是一个循环的结果：

　　求职者送钱给官员，大量求职人员涌进机关吃财政饭，财政则越来越穷，财政穷则经济发展受制约，企业无法壮大以吸纳就业，求职者就更是拼命往机关里挤，财政于是愈加匮乏……

　　而进入这个怪圈的人，如入围城，利益趋同，与当地百姓不时构成情绪上的对立。

　　“不负责任”的坊间传说

　　当地官员指点记者说，仔细看这个怪圈，你会发现：某些官位显要者，处于权力中枢和权力交汇位置，颇多聚敛的便利，所以，对此类官位争夺激烈异常，而保官、跑官、争官遂成了当地官场的一个突出现象。

　　2002年底，常宁市召开人大会议，这是一次颇受常宁市民议论的会议。据说，其时适逢政府换届选举，常宁市的芙蓉王香烟曾一度脱销。选举中，市长为等额选举，而副市长则为差额，当时在内定候选人之外的几个乡镇长要参加竞选副市长，上级不同意，但有几个人还是参加了，有个别居然还被选上了。

　　某镇书记成了落选者。坊间传说，竞选期间，其亲戚为之筹了4万元，自己掏了2万元，全部买了芙蓉王烟，用车拉到宾馆，给人大代表分烟。结果因其花得本钱太少，没有拢住代表，没能当选。

　　坊间还有传说，有当选者的阔绰让人咋舌，给代表送烟送钱高达10万元。这在常宁这样的穷地方可是“天文数字”。

　　当然，尽管记者小心求证，以上这些坊间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未得到权威的证实。

　　当地市民言之凿凿的还是某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如说一届政府任期五年，官员们在任内第四年，就要开始跑官了。选举期间，搞民主测验的时候，有的干部在县里的招待所要住两个多月，守侯最后的结果，以至于市里所有像样的宾馆全部客满。

　　这些故事虽然缺乏证据，但在一个范围不大的行政区域内，舆论的焦点如此集中而又如此散乱，与“主流”的声音大相径庭，则的确应当引起地方主政者的关注和反思。“满天飞”的甚至有点“不负责任”的坊间传说，多少表明了当地市民对其“父母官”的一种评价、一种态度，某些市民甚至不惜以“恶意”和“夸张”的口吻评论主政的官员，这使得正直的官员为常宁的前途更感到心情黯然。

　　“对峙”蔓延至底层

　　常宁拮据的财政、膨胀的机构、官民之间的某种不信任，似乎正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底层的社会关系，尽管目前仍然是以局部的“点”的方式表现出来。荫田镇的爷塘村就是一例。

　　1999年，“活跃”的蒋石林高票当选爷塘村委会主任。当年，镇里下达不合理的水费附加通知，蒋以没有法律依据，属多摊多派，没有通知村民。第二年，荫田镇其他村子纷纷效仿，镇政府再也收不上这笔费用。从此，蒋与镇政府结下“梁子”。随后，蒋石林又因清理村里的财务问题，与村支部书记肖柏达矛盾激化，被上层彻底“孤立”。

　　2001年，荫田镇政府“罢免”了蒋石林的村委会主任职务。蒋石林据理力争，聘请律师，将荫田镇政府告上法庭。常宁法院最终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判决荫田镇政府败诉。

　　2003年4月，蒋石林再次当选村委会主任。

　　记者还了解到：蒋自1999年当选以来，上届村委会秘书肖某一直没有把村委会的公章交给蒋石林，村中的帐务也没有被蒋掌握。村民办理计划生育准生证、登记户口以及宅基地批用都去找肖某盖章。

　　无奈之下，蒋石林私刻了一个公章，该“公章”与原公章在刻制上有明显区别，只能应付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因为盖有“蒋制”公章的证书文件和契物，荫田镇政府不予承认。

　　一个村委会、两个公章的状况一直延续至今。蒋曾向市委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但并未引起重视。

　　2004年6月26日，爷塘村支书肖柏达在其家中告诉记者：“实际上，现在村里已经瘫痪了，工作根本没法开展。”肖指责蒋石林“与镇里工作不配合，总是来反的”。肖表示，对此他也没办法，因为“蒋石林是合法选上来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更改政策，以支部为农村工作的核心”。

　　蒋石林与镇里的对峙仍在持续。

　　蒋石林事件并非个案，去年4月，宜阳镇18个行政村中，3个村的村委委员被同时罢免，嵩塘村村委会主任张国成就是其中之一。

　　据介绍，其原因是：2002年宜阳镇嵩塘村连遭七次洪水，造成庄稼歉收。当年年终，市政府领导告诉张国成，免掉嵩塘村全年的农业税，并拨款救灾。后来，该款一直没下来。张去镇政府、村支书处追问，对方坚称不知道，张遂与之争执，双方矛盾激化。张于是被罢免，理由是不与政府保持一致。

　　张国成也曾据理力争，但最终放弃了。张说：“我没蒋石林的犟劲儿，家里还有小孩读书等钱用，没精力跟他们斗下去了。”

　　“拯救”从何入手？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常宁不乏努力奋斗竭诚为民的“脊梁”式的优秀干部，他们在相当艰难的环境条件下力图改变常宁的落后面貌，但所作的诸多努力结果收效并不高。个中缘由及正反经验都值得研究。时下，常宁亦不乏清醒的官员，这些清醒的官员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的反思和追问。

　　“如果一夕之间，萧一湘所描述的‘三穷干部’全部被替换成合乎要求的官员，是否能从此彻底改善常宁的现状？”常宁市政府一位官员反问记者：“如果经济起不来的话，财政困局依然会再现，就业人员依然会涌入机关形成膨胀，‘三穷干部’现象就始终解决不了。”

　　然而，同样有干部提出疑问：经济起来了问题就没有了吗？官员腐败并不是因为穷了的缘故。

　　一位官员经过一番沉思，认真地说：“经济要转型，政府运营模式也要转型，否则将无法跳出这个怪圈。”

　　言讫，再三推敲，说时容易做时难，这场“拯救”究竟又应该从何入手呢？

　　王芳富(男，56岁，常宁人)常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和萧一湘有过接触，我本人对他很尊敬。他以前也经常写文章。萧老反映的问题，有些观点有失偏颇。我的观点是对现实的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把所有的东西一扫而光。但萧老的观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出发点我是赞同的。

　　比如，就说机构臃肿吧，教育局现在有100多个人，确实多了，我1960年代刚参加工作时，教育局(当时叫文化教育科)只有科长和科员两个人！当然，几十年来教育事业发展壮大了，客观上需要增加人员进行管理。

　　对于常宁官员的现状，我是有些不满的，总体上讲是素质大滑坡。1978年，我在荫田区当青年干部，有一天正在田里干活，县委组织部的人来找我谈话，我当时很害怕，不会有什么问题呀？谁知，组织部是调我回县里担任团县委副书记。而现在，“跑官”现象在常宁已经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

　　尹世成(男，41岁，常宁人)常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萧一湘是我很敬佩的人，他的这个“三穷干部”概念，很有价值。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内心感到忧虑。这几年再不干点儿事，我这一生就荒废了。我非常想去镇里工作，当一个党委书记或者镇长。我是农村长大的，在镇一级政府工作了十几年，有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农民的问题。我为某些乡镇干部的素质担忧，他们能力太差，解决问题、解决矛盾一轰而上，没有方法，没有手段，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对蒋石林是有看法的。听说，蒋石林在选举时候明确地说，如果他当选，不要村民交农业税、不要搞计划生育。这样的宣传，谁不愿意选他呢？但这样的选举口号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当然，这只是听说的，没法取证！

　　如何处理爷塘村的问题？根源还是在上层建筑。《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是很宏观的，虽然推行了海选，对农村底层深层次问题没有意识到：农村里的宗族矛盾没有估计充分，在我们这里的农村，每个宗族都有一个代言人的。另外，对于当选村委会主任的人，要有一个政治标准，那就是至少要服从党的领导、乡镇的领导，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能完成，怎么解决村里的问题呢？

　　原常宁市统计局副局长(男，54岁，常宁人)

　　萧老的观点，我赞同。我仅谈我亲身的经历：

　　1992年，我担任常宁审计局副局长，局长李开丁是个很懂会计业务的人，曾在财政局工作了39年。1993初，农历年末，要给分管领导送礼。这是规矩。以往是送200元，分管领导有三个人，那么一共得送600元。但那一年我们听说其他局是每人送1000元，老李和我合计来合计去就犯愁了：按1000元的标准，就得要3000元，已大大超过局里的能力了，少了又拿不出手—我们最后决定不送。

　　过完93年的春节，老李就被调走了—到财政局当副局长。降职使用！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不清楚，老李人老实，也从来没和我说过个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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