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山东济宁市不少网民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登录到国内某网站，查看有关李信的新消息。“这个网站快成为济宁自己的网站了。”一个当地人语气中带着调侃。其实，这些日子，有关李信案的新消息并不太多，但这家网站还是将“下跪副市长”的故事继续挂在主页，似乎这已成为该网站舆论监督的重大成果之一

　　两个月前，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对人下跪的故事，包括一系列照片，被该网站一股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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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公布出来，并迅速流传。一时间，“下跪市长”的故事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点。一位普通的地级市副市长，就以这样一种特殊甚至有些极端的方式而广为人知。汪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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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2日，《南方周末》以《济宁副市长缘何向市民下跪？》为题，刊登了记者对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涉嫌违法违纪行为的调查报道。

　　7月26日，新华社报道，7月26日下午，山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许可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逮捕山东省十届人大代表李信。会议审议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许可逮捕省十届人大代表李信的报告》，认为李信利用担任济宁市副市长兼济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涉嫌受贿犯罪。

　　新华社的报道中简要介绍说，李信，1954年2月生，山东济宁人。

　　一个“好学上进”的拖拉机厂工人，一个沦为阶下囚的副市长

　　立秋之后的一场雨，使空气变得潮湿和闷热。

　　上午，走进兖州市区一处僻静的居民小区，敲开一位长者的家。他年届六旬，曾被李信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点燃一支烟，长者慢慢地回忆着，他的老伴也在一旁听，不时作些补充。

　　这位长者曾是山东拖拉机厂领导，现已退居二线。据他回忆，自己当李信领导兼“老师”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1970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位于兖州的山东拖拉机厂工作，最早是在发动机分厂上班。当时，“山拖”项目是山东省重点工程会战项目，数以千计的人从各地齐聚兖州。

　　这位长者当时与李信在同一车间、同一班组，还是车间团支部书记，他还依稀记得：“当时李信好像才十五六岁，严格地说还是个童工呢！恐怕初中还没有毕业。他做钳工，这孩子给我的感觉是特别聪明，而且肯干，‘苗’比较正，也很要求上进。因为他表现突出，大约在1972年前后由我介绍入了团。当时入团很难的，要求也很高。”

　　在“山拖”工作了两三年，李信就调往济宁。

　　“如果没有后来的发展，我对他的印象也就这些了。”

　　其后十多年间，两人再无联系。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位长者在“山拖”有了一定职务，经常去济宁市区开会，与李信又有一些接触，也经常在报上看到有关李信的长篇报道。此时，李信已是济宁市机械设计院院长了。报道主要是讲他如何锐意改革，对靠财政勉强度日的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改革，承包了一个车间加工油脂机械设备，效益可观，设计院实现自负盈亏，职工收入也逐年增加。

　　“他确实很能干，好像还获得过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十佳青年’等荣誉。”长者的老伴插话。

　　长者感叹：“确实不容易，他很能干，脑子也好用。他是从工人开始做起的，我怎么着也是大学毕业呢。后来，他不也是正教授级的研究员吗？还比我早一年评上哩。”当时报道是说李信如何自己跑技术、跑资金、跑销售，吃了很多苦，很有创业精神，“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了”。

　　其后很多场合，李信都谦虚地称长者为“俺老师”。长者最近见到李信是2002年，那时他已是济宁市副市长。那次李信到“山拖”视察，对企业如何摆脱困境谈了一些想法，“感觉谈得还比较到位”。

　　今年5月，老者听到李信出事的传闻，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他几乎是看着李信长大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所以他被提拔重用我一点也不奇怪”。接下来就是惋惜：本来可以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刚听说这件事情时，我甚至想打电话提醒他。”

　　一个“勇于开拓”的机械设计院院长，也曾经拖人家钱不还

　　对于李信在机械设计院的表现，一位曾在当地媒体工作的朋友也有相似评价。他第一次采访李信是1987年，当时李信还是机械研究所的副所长。那时，李信向所里借了1万元，承包研究所后面的一个车间，通过各种途径搞来设备的图纸，自己花了不少时间修改，然后就开始做。当时做的是一种油脂设备。李信先跑市场，以销定产，从产品到生产再到市场，全是一个人在管。他曾经一个多星期跑了六七个省的30多个点，最远曾跑到越南。他总是赶晚上的火车，白天跑点、谈生意，出差时带上整箱方便面，办公室也堆着方便面，“确实吃过很多苦”。

　　这种油脂设备利润十分可观，市场需求量很大。这是李信“心眼活”的一大证据。据这位朋友介绍，当时生产一台设备的成本是30多万元，而卖给别人的价格是90多万元。李信拿到订单后，自己生产一部分，同时在外面组织协作生产一部分。工人大部分不是正式职工，而是外聘的兼职人员，到李信这边是赚外快。这样，成本就比较低，这也是李信的精明之处。那几年，机械设计院效益十分可观，“最多的一年有上千万元”。现在设计院大楼也是那几年盖起来的，一个原本吃财政的事业单位，后来就不再向财政伸手了，单位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当地媒体的朋友说，“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情，那几年我没少给他写稿”。

　　李信在机械设计院的成绩似乎“可圈可点”。有人说，如果干得不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提拔。但是，记者采访到的另一个人，却并不以为然。此人1997年前后为李信加工一些化工机械设备，但李信拖着很大一笔设备款不还，他隔三岔五去找李信要。“有一次我又去要钱，他说没有。我说你们机械设计院有的是钱，他说，对，我们有的是钱，有五六千万流动资金呢，但没有给你们的钱。吵到后来，他说了些很难听的话。我当时感觉是，这个人怎么这么骄横，不讲道理。还有一次，我说如果你们再拖着不还，我们就要起诉你了。他一拍桌子说，告诉你吧，法院是咱开的！”后来，这个人通过李信的朋友找他，才陆陆续续把钱要回来，但已经拖了四五年时间。

　　“说李信能干，这得承认。从这个角度说，他有些可惜。但缺乏约束，目空一切，惟我独尊，身为领导干部还要玩赖。他的下属看到他，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种性格可能就是在当机械设计院院长的时候形成的。所以他今天的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的。”这位先生总结道。

　　一个“立下汗马功劳”的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法规和程序意识不强”

　　在一部分人眼中，李信在济宁高新区也很有建树。

　　记者有位朋友与李信交往多年。据他介绍，李信是1998年调高新区当副主任，当时高新区情况并不乐观，投入资金上亿元，闲置厂房却多达4.7万平方米。“巢”筑好了，却没有引来几只“凤”。

　　李信去了之后，“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然把闲置厂房都填满了”。李信较早实行了工资与效益挂钩，不管什么部门，大家都有招商引资指标，并直接与收入挂钩。现在来看，这种做法值得分析。“但当时确实起了作用”。据这位朋友介绍，李信到高新区后，连续好几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都在50%以上。翻开当时李信在高新区工作的一些报道能看到，他自己就引来不少外资项目，在招商引资工作上也颇有想法，比如他说：“100个没有市场前景的项目，不如1个有市场前景的项目；100个没有科技含量的项目，不如1个高科技项目；100个低效益项目，不如1个高附加值的项目。”

　　一位曾经与李信在高新区共事的干部说，应该把李信的错误与高新区工作区分开来，他作为副市长兼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为高新区发展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另一位高新区干部也说，李信最大的特点是，为了工作不怕事，敢说敢做，“可以说，没有李信就没有高新区今天”。他还用当地的话不无惋惜地说：“瞎了一个好伙计，瞎了一个好干部。”他甚至用“高新区的李信时代结束了”来表达心情。他认为，“李信的下跪，虽然不犯什么法，他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但这样做太没有‘政治人格’了，这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他透露，高新区已有数十人接受调查。还听说，在李信位于济宁和北京的家中，搜出了数十万元的现金，“如果这是真的，他就太笨了”。

　　也许，胆大、脑子活，这种性格特点本身就具有两面性。

　　一位在高新区投资的客商，现在用矛盾的心情回忆与李信的交往。他说，对工作，李信确实很拼命，他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李信喝酒很厉害，“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吸引投资的需要”。但是，为了吸引外资，他们的法规意识和程序观念不强。比如他们公司，李信当时什么手续都是口头答应，其实一样手续也没办好，就拉他们过来投资。现在已经投进去1000多万元，手续还没有办好。“我们是希望所有手续办好再来投资的，他们却硬要我们先上车后买票。到现在进退不能，实在不行也只好走人，否则损失更大。”

　　“能官”更容易“犯事儿”？

　　在济宁的采访，一如想象中的那么艰难。接受采访的人，与李信有过交往，有或深或浅的了解。即便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受访者，他们的说法也大都表现出可以理解的谨慎，甚至连姓名也不愿公布。他们对李信的回忆总体上是比较零星的，并不一定能够得出“此人肯定要犯事儿”的结论。不过，这些细节和片段凑到一起，从一个侧面勾画出李信的大致轮廓。对李信的评价，无论是贬是褒，是称快是惋惜，其成长和败落的轨迹无疑发人深省。

　　在很多人眼中，李信是一个“能官”，胆子大，脑子活，有开拓精神，有工作业绩。他的一路被提拔，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位当地干部的话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智商和能力肯定没问题，否则不会到这一步。”

　　但是，胆子大，脑子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问题。正如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所言：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别人得不到的他想办法得到。“比如清朝的清流派和洋务派，前者无所事事，坐而论道，但也比较清廉；后者比较腐败，但也比较出活。”在他看来，这位副市长下跪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很有前途，很被看好，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一切，就可以不择手段。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一手搞发展，一手搞腐败”的“两搞干部”，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社会学家邓伟志以“挑担”为例，说明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不是天生就可以挑100斤的担子，而是20斤、40斤、60斤、80斤这样慢慢提高的。作为领导干部，在小的诱惑面前、在一两次诱惑面前可以抵抗，在大的诱惑面前、在一次次诱惑面前呢？“‘免疫力’和‘抵抗力’不是天生的，也有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

　　而山东大学一位教授反问：说李信能干，什么叫能干？标准是什么？“在一些人看来，那些循规蹈矩的，按程序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干，有时候甚至还行不通。比如，闯红灯的人，或许被认为能干，老老实实等绿灯的人，或许被认为不能干。有些人可能不那么‘能干’，但也不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我们宁可要这样的‘老实人’，也不要那些‘能干’却不地道的人。”

　　学者的分析各有道理。问题是，如果一些落马官员确实曾是不折不扣的能人，那么我们需要健全监督机制并使其发挥效率，使“恨事”和惋惜少一些；而如果这些人曾是“不地道”的“能人”，我们则需要及早发现，不让他们得逞，这样就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汪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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