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有一份特殊的藏品———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由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亲手创造的。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小岗村的村民们感慨万千地说起当年小平对小岗的关心。
小岗村在“大跃进”中饿死60人，死绝6户。到1977年底，小岗村不论户大户小，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全队近20户人家有11户的门是用高粱秸扎
成的。
“队里的集体经济只剩下3间草屋、1头耕牛、1张耙、1架犁了。”如今已70多岁的严俊昌痛苦地抖动着双手对记者说。当时的严俊昌是全村商品经济意识最强的。他全家7口人，1975年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了两分多地的生姜、一分多地的辣椒、大葱和十几棵柿子树，喂了两头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得了这点钱买点粮食，养家糊口，不再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地到江浙一带“数门头”（要饭）。这种辛勤劳动竟然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暴发户”。其实他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当时在那种“富则修，穷光荣”、“一切共同”理论的指导下，严俊昌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皖东通讯》还作了报道。
1978年初，凤阳县乃至安徽省尝试“包干到组”，小岗人也满怀兴趣的把20户人家分成4个组。没干多久，组里就产生了矛盾，于是每个组又分“叉”，全队分成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至3户，差不多都是父子组、兄弟组。但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一天夜晚，生产队召开社员会议。穷疯了的社员提议：这样干不好，干脆包干到户。大家最终拟订3条意见：1、夏秋两季打的头场粮食要先把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2、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3、如果队长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活由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到会的18户户主赌咒发誓按下红手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大包干”。
小岗人用18个鲜红的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蔚为壮观的一页。“大包干”诞生伊始，就有人责难说，这违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是资本主义；也有人说，“大包干”是机会主义。
就在有人对“大包干”提出质疑、改革处于关键时刻时，1980年5月31日，小平同志在同其他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开后，一些适应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大包干’始终得到邓小平、万里等领导同志的热情呵护和坚定支持，否则我的命可能在26年前就没了！”26年后的今天，当时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对伟人的钦佩与感激之情仍溢于言表。“对全国农民来说，真是幸亏有了邓小平。”现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年近40岁的严德友说：“我为父辈们逢上这样伟大杰出的领导人感到庆幸。是小平爷爷挽救了社会主义命运，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中挽救了中国。小平爷爷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民心、顺应民意，正确解决了时代提出的问题。”
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最终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具有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在当年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家的堂前，如今端正地摆放着用镜框装着的一张剪报，那是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记者采访他时，严宏昌眼含泪花：“小平同志肯定‘大包干’，就是给农民生路与活路，我们永远缅怀他！”1979年，即“大包干”的第二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2元猛增到400多元，全队粮食产量达13．2万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自1956年起23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还年年吃返销粮的小岗人，一下子向国家交售粮食2．5万斤。一时间凤阳花鼓填了新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如今大变样。三中全会路线好，爱民传统大发扬。政策顺心干劲足，五谷丰登粮满仓。”
从1992年起，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在农村传达贯彻，进入市场成为农民的当务之急。小岗人积极探讨“一步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的症结所在，寻找再次发展之路、富裕之路。于是小岗人致力于创办企业，并先后招聘3名有文化、懂技术的能人进村办厂，引来了几家外资企业。还向外转移劳力，有50名年轻人走出小岗。
2003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已由1978年的3万斤增加到120万斤，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22元增加到2100元，分别增长40倍和96倍。全村100余户建起了新房，人均住房20平方米以上。村民文化素质大幅提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97人，与过去多数人是文盲的小岗村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特约记者 靳生 本报记者 黄勇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