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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台湾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3日17:45 《mangazine·名牌》
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台湾问题

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 沈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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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君山(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

  首先感谢主办方主办这样一个活动,让我们能聚集在梁启超先生的故乡谈“国运”与“人生”这样有意义的问题,主持人安排我做“首讲”,题目是《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台湾问题》,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却并不是这个问题最合适的“议员”。中国“和平崛起”包含的内容很广,同样,台湾问题,从字面来看,除了两岸的歧异外,台湾内部也有许多问题
值得探讨,这却不是我能说的。因此,在此我只能以一个从台湾来的、长期关注两岸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谈谈两岸关系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两岸关系的重新定位,大陆方面是在1980年左右开始,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台湾方面迟延了十年,1987年蒋经国去世,两蒋时代结束,台湾开始急速的本土化、民主化和(反共意识削弱的)现实化。1990年台湾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提出“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两岸分治”的政策。1993年汪辜第一次会谈,两岸政府间互动达到了高峰,但随即从高峰下降。1995年李登辉访美是转折表象化的开始。从此一路下滑,政治方面进入一天比一天冷的“冷战期”。经济方面,虽然有它自然的运作规律,能够继续融合互动,但也受了“三通”始终不通等政治因素的掣肘;文化方面,从台湾主体意识延伸到“去中国意识”;使得文化意义上的“一个中国”也受到强烈冲击,这是令人担忧的。

  症结何在?让我们从1990年代两岸互动,而且节节上升时开始检讨。正好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个人实际参与两岸关系最积极的时候。在台湾我参与了《国家统一纲领》的制定,和“一个中国,分治各表”的阐述,而且,因为机缘凑巧,与大陆的决策人物有几次深度而坦诚得像朋友一样的对话,从中认识到了当时两岸的基本歧异之点,我们也曾试图探讨求同存异之途。

  首先探讨的是为什么台湾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持保留的态度。从北京方面看,“统一后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可以保证,政府不动,人不派一个,为什么不好?”但是“一个中国,一个主权,一个中央政府这点不能让”。但站在台北的立场,最后的一句话是关键。

  总之,很快我就认识到,当时就谈和平统一,双方基本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再次对话时,我就谈到是不是可以先有一个“统一前”(或者叫“统一中”)两岸都可以接受的过渡性架构,当时,我把它形容为“一而不统”。后来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基本上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意思。也稍稍涉及到在这个分治阶段,如何处理双边、对外以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虽然没有很具体地谈下去,但是这个观念,后来通过一些不同的管道的努力,成为促成“汪辜会谈”的所谓“九二共识”的基础。

  最后,十分关键的是:分治的过渡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讲白一点,就是要过渡到统一、独立还是甚至成为颠覆的基地?我自己对此是很有信心的,自然的趋势是大陆“和平演变”,两岸和平交流,最后和平统一(或者统合)这样一个“三和”的过程,最后的阶段,两制的落差不会那么大,一国的体制不那样集权,假如还需要两制的话,一国两制也就水到渠成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书生心目中纯理性的想法,可能只是善意的愿望。在复杂万端的国际环境中,究竟会导致怎么样的演变,看在实际领导国家的决策人眼中,这想法是不很现实的,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我一知半解地用了“和平演变”这个词,引起了一番尴尬的误会。

  那时候我不知道在大陆这边,“和平演变”是一个专用名词,1950年代由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首先引用,意思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渗透颠覆,不必战争的手段,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的国家崩溃灭亡。“和平演变”曾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认为是用意恶毒。1991年底东欧变色,苏俄解体,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和平演变”最敏感的时候。而我指的“和平演变”是“和平演进”,是指大陆逐渐变成一个民主、法制完备的现代化国家。“和平演变”也可导致富国强兵,后来我还套用了马克思的话,说世事变是常态,不变才是变态。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谈话之后不到两三天,就是邓小平先生的南巡,发表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讲话,到今天,“和平演变”的中国不但没有“和平崩溃”,反而正在“和平崛起”。

  十余年过去,两岸关系不进而退,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严峻而且紧迫的问题,牵涉到两岸关系的世界局势也有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大陆正在加速地和平崛起。“和平演变”的结果果然是崛起,而不是溃灭。总的说来,中国的经济国力已经今非昔比,成了世界上数二数三的经济体;在军事上,打人的能力当然是增强了,但在看不见敌人的后科技战争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总体军事力量,应该是打人本领和挨打本领的综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一穷二白的开国初期比较,和平崛起的结果是更需要和平。我的观察是,现在中国上下对避免战争、和平发展的期望比任何时期都强烈。

  其次是国际形势,主要是中美关系。1980年代,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俄,联中制苏是它全球战略的柱石;现在苏俄解体,中国成为它的主要竞争者。美国对台政策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地缘战略的考虑,至少在现在布什政府当权的新保守主义心目中,“以华制华”是一着重要的棋。这儿的第一个“华”字指的当然是台湾。维持现状但加强军售甚至促进军事同盟,明着抑制独立但暗中鼓励拒中,使台湾问题对北京如骨鲠在喉,不上不下,成为和平压制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个重要筹码。还有就是日本。目前,它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边缘角色,但美国正在竭力培植,自己也正跃跃欲试,一旦日本进入舞台,因为历史地缘的关系,将更增加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也许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变化:经过十余年的民主化、本土化,再加上年年选举,台湾主体、台湾优先已成为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主流意识。今年3月的“总统”选举,国亲联盟失利,民进党继续执政。在表面上,国亲还控制着“国会”,还拥有政治上制衡的力量。但今年年底的“国会”选举是一个关键,照现在形势的研判,至少我个人以为,国亲是过不了半的,国民党不崩溃就很好了。因此,岛内政治上有组织的制衡力量将大为削弱,这样会一直维持到现任“总统”任期的末期,也就是2007年到2008年。

  但这并不是说整体制衡的力量就此消失,完全不然。这些力量也许还就是四年后重生的契机。专就两岸关系而言,“统”“独”各半,甚至前者略优的态势并没有变。从维系统一的走向到保留统一的优先选择,可以说是统派光谱两端的界定,也是和独派分别的标志。但在台湾民意需要被尊重这一点上,他们是很一致的。

  但是,他们了解,两岸关系是两岸的关系,台湾的民意需要被尊重,大陆的民意又何尝不需要被尊重呢?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在民族意识的强度上,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或有差异,但是,或者为了个人利益,或者为了家园安全,对于台海和平、两岸共荣的渴望却是一致的。他们意识到,很现实的,不要说战争(虽然理性的分析,现在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却已不是不可想像。而且战争的发生,从来不是理性的),即使是长期的冷战、军备竞赛、族群撕裂等等,台湾也必将走向和平衰竭之途。因此,他们确诚心希望和大陆共觅一折衷共济、达到和平志愿统一的途径。

  持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企业界、学术界和各种专业的精英中尤其多。但是每到选举(台湾是选票出政权的!)这些人的声音总是欲振乏力,远远不如独派。以刚刚过去的“总统”选举为例,在国家认同、两岸关系的基本议题上,国亲阵营常被批评为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清晰的论述,也没有具魅力而令人振奋的领袖,总是“拿香跟着拜”(譬如公投入宪的争议)。理由当然不止一端。但关键的是,任何走向统一的构想,既要吻合台湾民意,又要符合国际现实,还要不出一国两制的框架,总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我现在想对两岸关系提出一个看法,即“两个尊重,一个保证”。一个是尊重现状,实事求是。在历史文化上,是一个中国的观念,但是现在在政治上分裂了。第二个尊重,是尊重两岸人民的意愿。台湾人民也知道中国大陆不会放弃台湾的这一现实愿望,但是如何走向统一,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走向统一,则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

  在“两个尊重”的前提下,“一个保证”很重要,——保证台湾不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障碍。当然,能成为助力更好。十余年前,台湾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大陆;台湾经济发展的模式可供大陆借鉴。十年过去,大陆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现在经济上台湾倚仗大陆的,可能比大陆倚仗台湾的还多。但是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值得大陆参考。“均富”两字,十余年来的大陆一直着重“富”,现在开始,可以逐渐着重“均”。

  国内外形势的改变,使得今天两岸关系中,国家安全的考虑愈来愈趋重要。美国不会为台湾打仗,但是为了本身战略上的利益,在支持台湾作为遏制大陆快速崛起的马前卒这一方面不会犹豫。另一方面,大多数台湾人民都希望维持现状,却被拖入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只会消竭自己,对安全的增强是非常有限的。维持现状最有力的因素,首先是保持未来和平统一有水到渠成的可能,其次是目前现状体制外的台湾,可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有利,比现在就纳入体制内更为有利——遑论改变现状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两个尊重,一个保证”,将之具体化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两岸过去的领导人都曾公开呼吁过要签署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将成为统一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规范。让台湾在体制外存在,我想对大陆的和平崛起更有帮助,当然这是以“一个中国”为前提的。和平崛起作为中华民族的最高目标,如果台湾能给予配合,当然是最有力的。

  我很仔细地读过5·17国台办的声明,把“一个保证”和“两个尊重”联系起来的看法,其实并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的经历很多,我们今天聚会的新会在唐宋之间是不属于中原王朝的,而是属于另外的“国”,这个国(其实是邦——state,它从未脱离过文化中国的版图)存在了几百年,中原都换了好几代,到宋初才回归政治版图。

  总之,我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一根支柱,这是大陆民族主义的底线;尊重地区人民的意愿也是一根支柱,这是世界潮流的趋势。我要说明的是,今天的讲演,只是指出一种新的思考角度,或者说它是对在“民族复兴”这个中长期目标中如何处理中短期的台湾问题的一条务实和平的途径,也或者它只是一个书生的梦想罢了。

  (本文是作者在2004首届华人精英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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