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轰鸣的飞机、呼啸的炸弹、冲天的火光、奔涌的鲜血、成山的尸骨，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或许已随历史的烟尘飘向九天。然而，日本侵略者在重庆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永远也洗刷不掉的。
李朝荣，重庆印制公司三厂退休工人，祖居重庆十八梯。作为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老人满腔悲愤地诉说：“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希望能把那段惨烈的历史真实地
告诉后人，以慰藉大轰炸惨死者在天冤魂。”下面是他的讲述：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我家住在重庆十八梯双桅子巷的一大间木瓦平房里。当时，十八梯一带没有自来水，大户人家在小院里挖井，一般的贫民百姓都吃长江水。我家就靠父亲给别人挑水换钱养家糊口，母亲常年在十八梯当铺里给别人缝衣服挣点钱补贴家里。那个时候生活虽然很穷，但毕竟有一家人，忙活完后，也还有说有笑的。
1938年5月3日下午一点半，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街上的人都开始四处躲藏。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着一担水走在十八梯的街上，母亲在当铺缝衣裳。我在家煮好饭，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来吃。飞机临头时，父亲搁下水桶高喊着母亲往家里跑，我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弟弟的名字。父母冲进屋里，像往常躲飞机一样，把吃饭用的大木桌抬到里屋，把家里所有的棉絮铺在桌子上，以供家人躲避飞机。
我迈出门坎想去找弟弟，忽听得身后一声巨响，只觉得地皮颤抖，两耳一聋，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热浪从后面推来，便什么都不晓得了……
两天后，当我醒来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发觉自己的脖子上缠着纱布，后颈一阵阵发痛。护士告诉我，我的后颈被炸了酒杯大小的一个洞，流了好多血，多亏有个小防护团员把我背来，不然早没命了。
医院每间屋子、每个过道上都是伤员，有的缺腿有的断胳膊，到处都是血迹，哭叫声从早到晚 不停息。有些受伤的人，抬到医院不久就死了。医院停尸房里面的尸体从墙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顶。看到那情景真是惨啊！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大约只有两三岁，防护团送来时，她满肚子都是血，也不知伤在哪儿。一名护士给她救治时，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不一会就闭上了眼睛。死前，她的小手向上晃了晃，最后伸进了自己的嘴里。
5月5日下午我偷偷地跑回去找爸妈和弟弟。从医院到十八梯，十多分钟就可以跑到。可我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家。哪还有什么家？留在那儿的是一个小堰塘一样大的坑，双桅子巷的房子几乎全成了焦土，整个十八梯一片废墟，西南的房子全没了，东头的房子也垮了不少，没有垮的还在燃烧冒烟。
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看到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右边的观音岩防空洞口，不少穿着灰制服的防护团员在搬尸体。走近一看，天啊，那尸体堆起了两座山！后来才晓得，那防空洞口被炸塌封死了，里面闷死、挤死、踩死了很多人。
正走着，我突然看到了玩伴傅二娃，他正拖个死人往上走。我喊了他，他看着我，半天没回过神，突然丢下死人，跑过来紧紧抱着我嚎啕大哭：“我的爸妈都死了，我们家只剩我一个了！”我陪着他哭。我急切地问他：“我的爸妈和弟弟呢？”他告诉我，我们那条街的人几乎死光了，有的是被弹片炸死的，有的是被气浪高高掀起摔死的，有的是被垮塌的房屋压死的，还有的是被火烧死的。
他还告诉我，是他救了我，原来炸弹爆炸时，我被巨大的气浪掀到了十几米远，落在了十八梯东面临街的一个铺面的软布棚上。从那时起，我晓得再也见不到我那苦命的爸妈和可怜的弟弟了。不久，曾经救过我的傅二娃也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5·３”“5·４”的大轰炸，整个重庆城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能见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都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60多年过去了，我的心依然没有平静。我不晓得，那些埋在地下的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的冤魂，是否和我一样，依然没有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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