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中国青年》专题部

　　从1904年到2004年，沧桑变化100年。

　　邓小平的名字，与伟大的、跌宕的历史叙事紧紧相连，也与幽微的、个体化的中国青年的命运，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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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出生于60年代、刚跨进二字头的门槛，就直接感受到他新锐的改革思想； 70年代的年轻人，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迎接了香港、澳门的回归；而在许多出生于80年代的孩子看来，这位老人的慈祥笑容，依然代表着历史画卷里不老的青春。

　　是的，这是一位青春的老人，很少有人会像他如此完美地诠释青春的本质，活力四射，思维敏锐，与时俱进。

　　在小平诞辰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中国青年》杂志怀着一份特别的深情，思考着，用什么样的方式，代表全体中国青年表达出大家的怀念。

　　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电脑娃娃”李劲，“棋圣”聂卫平，邓小平的扮演者卢奇，大企业家刘永好，他们都曾经历过邓小平时代，是得到过小平关怀的青年人的代表。此后，不管人生道路如何跌宕起伏，这种温暖的关怀犹如一种强大的动力，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小平改变了几代中国青年的命运，今日的中国是几代中国青年回报给小平同志的奇迹。

　　吕思清说，他很荣幸，他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其实，何止是吕思清的故事有邓小平的名字？我们所有曾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人，谁的故事里不直接间接地有邓小平的名字呢？

　　我们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这是小平不朽的丰功，更是我们永远荣耀的记忆。

　　国际著名小提琴家 吕思清

　　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口述/吕思清 采访/本刊记者 韩春丽

　　时常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过程中，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自豪地说：“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大的小提琴曲。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

　　现在，许多人都已知道，这个当年的“8岁的娃娃”指的就是我。

　　父亲第一次提到邓小平

　　实际上，作为当事人，我到1996年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那时，我已经到美国七年，第一次回国举办个人“音乐周”。因为是第一个举办大型音乐周的音乐家，所以北京主办方把宣传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他们请我的父亲谈谈我的音乐经历，我小时候的故事。于是，父亲打开话匣子，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

　　我的父亲吕超青(2000年去世)早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文体系，曾弹过钢琴，是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因为家境贫寒，而买小提琴比买钢琴价格要便宜得多，所以，我们弟兄三个，从小就都被父亲带上了小提琴之路。在我4岁半的时候，父亲就郑重地将一把小提琴交到我手上，父亲与叔父(一位资深级小提琴迷)开始正式教我拉琴。

　　从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我父亲一直都醉心于用钢板刻制乐谱。在那个非常年代里，许多正常的书籍都不能正常发行，当时全国各地一些作曲家没有办法印刷作品，他们就都寄给父亲，由父亲把它们刻成蜡板，印刷出来，然后再寄给全国各地的小提琴老师。当时陈钢(《梁祝》的作者之一)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印制出来的。随着刻制蜡板数量的增加，父亲“蜡板友”的数量也在增加，也就是说，父亲由此结识了许多音乐家。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学小提琴之后不久，父亲便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带我到上海、北京去拜访一些小提琴界的前辈老师，老师们异常热情地接待我们父子俩，并给予了无私指导。

　　在父亲努力创造的环境里，我的音乐天赋得以很好展现，7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完整地拉一些“大部头”的高难曲目。这是其他同龄孩子所难以企及的。我的突出表现，令许多前辈激动。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听完我的演奏，感慨万千，但是他们无法录取我，因为历史上还没录取过这么小的学生。他们建议我到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看看中央音乐学院会不会给我个特别的机会。

　　这样，小小的我坐在父亲腿上，又来到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听过我的演奏，也是满座皆惊，纷纷赞誉我为“天才琴童”。但北京也面临着与上海同样的问题：历史上从没有录取过年龄这么小的学生。

　　可是，不久，就出现了邓小平接见外宾的那一幕。这样，我在8岁的时候，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至今仍无人打破这个纪录。

　　我父亲只知道这个结果，但并不十分了解其间的过程。

　　结识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后，我觉出了自己的特别，因为我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以往中央音乐学院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录取学生，而我才是一年级学生，我被安排在北京实验二小学文化课。这样，我每天早上和中午，15分钟来，15分钟去，都是一个人步行上下学。有时候碰上一大早骑车去买菜的食堂师傅，看我一个小人儿，就会捎上我。

　　比起同龄孩子，显然我感到了特殊，感到了孤独。但我不知就里。

　　我的小提琴老师王振山，曾经是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他对我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有意思的是，好像王老师跟我父亲商量好了似的，从1978年到1989年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十多年里，他俩都不曾对我讲起我进音乐学院的特殊过程。我为此曾经询问过他们，得到了差不多的回答：不想让我从小感到特殊，感到与众不同。

　　所以，虽然我很小就受人恩惠，但我全然不知内情。我专心致志于小提琴艺术，11岁时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选到他在英国为天才儿童创办的音乐学校，学习三年；1987年，17岁时，夺得第34届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成为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的东方第一人；1989年，我转赴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学业。追寻艺术的路途漫长而艰辛，与我前后赴美留学的一些同学，因难以忍受从事小提琴专业的清贫与孤独，几年里都改了方向，另谋他途，但我坚持了下来，直到1996年于北京成功举办音乐周。

　　在音乐周上，我第一次听说了“我的故事”，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至于我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当然是因为我的琴拉得好。我从来没想到，我的这些经历会跟一位政治领袖有关系，因为从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首次听说此事的最突出感受是奇怪、新奇。当我冷静下来，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觉出自己是多么幸运，而这些都是因为这位老人——邓小平。

　　也是在这次音乐周上，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被邀请来听过我的一场音乐会，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以后，我们偶尔通通电话，见过几次面。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毛毛谈谈我的事情，谈谈我对她父亲邓小平的深深感激，但谁也没想到，我认识毛毛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2月，邓老就去世了。记得当时我在美国，从电视新闻中获知这个消息，我很震惊，连忙给毛毛发了一个唁电，表达了我无尽的悲伤和永远的感谢。

　　我再次把毛毛送给我的她写的书《我的父亲邓小平》仔细翻阅，在中国乃至世界，还没有谁像邓小平一生历经磨难，三起三落，却始终铁骨铮铮。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他所从事伟业的无限热爱，给了他强大的支撑和极大的鼓励，让他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再读邓小平，让我明白了：惟有事业，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强力的支持。

　　从李凌那里我知道了最原始的读本

　　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古典音乐的传播。迄今，我已经在国内举办了三次“名家名琴名曲”展演会，先后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演出。我知道，我不能停止，因为我的身上寄托着许多老前辈的关切和期望。

　　2003年9月，我回国演出时，听说音乐界的老前辈李凌(现已去世)身体欠佳，于是我前去探望了他。其时，李老已经90岁高龄，但看到我，仍然很兴奋很清晰地谈起了往事。从他那里，我才揭开了当年我被破格录取的谜底。

　　原来，当我8岁时，父亲带我来京找到了时任中国歌剧院书记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央乐团的创建人之一，是音乐界的元老。他在听过我的演奏后，非常喜爱，立即让女儿妲娜把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赵 、吕骥还有几个教授叫来，一起听我拉琴。我当时拉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常好，说将来可以到音乐学院学习。可是李凌认为，现在就不能让孩子走，该直接留在北京学习。那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附小，大学、中学的招生工作也是刚刚开始恢复，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都没有，接收入学困难很大。

　　没有别的办法，李凌只好给邓老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后来妲娜打电话给邓老的女儿毛毛，知道邓老见到了信，正在与有关单位联系。后来据说邓老三次委托秘书和办公室给音乐学院来电话，询问寻求如何解决我学习和生活的问题。邓老的秘书在电话里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老希望音乐学院能培养这个孩子，有一次甚至说，邓老讲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来照顾，这个保姆费由他来出。就是在邓老的亲切关怀下，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单独录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华社的“内参”上，曾详细刊登了邓老对美籍华人、著名记者王浩先生的谈话，邓老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还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个老院长发现了一个音乐人才，孩子刚刚8岁，就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很好，要让各方面重视，应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

　　当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亟需人才，邓小平的谈话，无疑表明了他重视人才珍惜人才的态度。新华社就此事发了“内参”，音乐界的人士都十分清楚：音乐人才的春天真的来到了。我成了最早沐浴这温煦春光的幸运儿。

　　万幸的是，在他钦点的事业上我坚持住了

　　到今天我仍有遗憾，那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当面对邓老道声“谢谢”了。多年来，我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多次演出，我相信邓老一定听过我的现场演奏。也许他已不记得当年他曾提到过的这个“8岁娃娃”，因为受到邓老关注和提携的何止一个“8岁娃娃”，一个吕思清！他是怀着对国家对人才的极度关切而钦点了我们。万幸的是，我成功了，在他钦点的事业上我坚持住了，这也算是我对他老人家百年诞辰的一份告慰。

　　常常有美国朋友从中国旅游返回，大都会露出同样的表情——惊讶于中国发展之神速。自然而然，大家会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谈到伟人邓小平，美国朋友异常佩服邓小平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在中国，是邓小平把大家指引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和繁荣——这是我和所有旅居海外华人的共同骄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 李劲

　　这是一种迂回的报答

　　口述/李劲 采访/本刊记者 李纯

　　李劲，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 1984年，邓小平同志摸着他的脑袋，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任凭时空交错，我总记得一位老人慈祥的笑容以及那句激励我一生的话语

　　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瞬，无论是在上海、在北京或在美国的雷德蒙，任凭时空交错，我总记得一位老人慈祥的笑容以及那句激励我一生的话语。

　　1982年，上海市教育局从每个区挑选了八个小学生和八个中学生，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有关计算机的最基本的培训，从而试验一下儿童对计算机教育的适应程度。在一些边学边教的教师的指导下，这些儿童开始接受中国最早期的计算机教育，而我，作为徐汇区挑选的学生参加了这次培训。三个月后，上海市进行了一次计算机编程竞赛，我获得第一名。电脑带给我许多快乐，我利用它编写了很多好玩的游戏。

　　1984年2月16日的清晨，在朦朦胧胧的等待中，我兴奋又紧张。这一年上海市举办了一个科技成果展，集中展示上海电子技术近十年的发展，两个展台中有一个是少年儿童的计算机程序展示，而两个做程序表演的儿童，我又是其中的一个，那年我只有13岁。

　　直到当天上午，我才知道是邓小平爷爷来看展览。

　　我为邓爷爷演示的是计算机动画的小程序和一个下棋的游戏。邓爷爷看了以后很兴奋，当时就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有没有“摸脑袋”这个细节我已经不大记得了，但老人的喜悦、期待，伴随他慈祥的笑容一起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当时，中国的计算机领域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也只是作一些实验性的尝试。但也就是在这一阶段，邓爷爷提出了他的教育思想，倡导大力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并重点扶持高精尖技术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些，我有幸成为国内最早接受计算机教育的受益人。

　　计算机是我矢志不渝的方向，这一点，在13岁时，在邓小平亲切的目光下，我已经明了……

　　初三时，我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获得了一等奖的第一名。这引起了清华的关注。在中学的指导教师李毓隽和清华大学电子系教授刘润生的帮助下，我在高一结束时被清华破格录取。

　　我初入清华时，学校对我采取最稳妥的教学方法，一切按常规进行，而且特别担心我的英文水平跟不上。我最早上一级班，一个月后转入三级，并以最快的速度成为六级班中最好的学生。

　　1988年9月，刘润生教授向校长张孝文提交一份报告，基于“清华大学特招的学生李劲”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个“让他三年读完普通学生五年的功课，从而完成大学学业”的计划，其目的是快出人才，早出人才。经过讨论，这一报告通过了，我被“特许”为 “可以从学校任选指导教师、进任何系、选任何课、进任何实验室、进任何阅览室的超级学生”。求才心切的老师们，早就在制订计划，培养专门人才，让学生成为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像那些发明电子计算机、做出第一台PC、研制出高清晰度电视那样的超级工程师，而我，幸运地成为老师心目中的人选。

　　清华有着良好的学习氛围、丰厚的学术资源，我基本上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八年的课程，获得硕士学位。旁人常用“聪明绝顶”形容我，如果他们知道我的时间安排后就不会简单地下结论了，我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分为九个时段，这意味着一天都处于工作状况。之所以不知疲倦，是因为我隐隐觉得远方有一双期待的眼睛，他凝视着我，正如凝视着中国成千上万个“电脑娃娃”。背负“神奇小子”的名声长大的我，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去跟那双期待的眼睛说，我没有辜负您。

　　进入博士阶段，“研究方向”成为困扰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其一是工程型，其二是理论型，但我希望能直接面向国际前沿从事研究工作，而不是满足于单纯地积累知识。不过有一点我是特别明确的，计算机是我矢志不渝的方向，这一点，在13岁时，在邓小平亲切的目光下，我已经明了。

　　最早我尝试了一下人工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但后来发现它并不怎么适合自己，后来我选择了图形编码这个研究方向，这一方向得到了博士生导师林行刚教授的肯定。1993年，林行刚教授有一个去美国参加国际光学工程师学会图像通讯处理研讨会的机会，考虑到人才培养的需要，他推荐我去美国参加这个国际学术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正是在这个学术会议上，我开始与世界图像处理研究方面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对话，开始了我的职业研究生涯。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张亚勤，一个在“图像处理研究”领域已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

　　我在美利坚的星空下会思念祖国，想起邓小平的期待，政治家的理想和科学家的理想，在 “振兴中华”这一点上水乳交融……

　　1994年，我来到美国南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两年后，我去了夏普美国实验室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体会到，清华在中国是一流大学，但与世界名校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国外的名校在帮助学生如何选择课题、如何切入一个研究项目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尽可能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实际上研究工作最好的情况是能逐步看到一些进展，每一次都能感觉上了一个台阶，这样你才有动力向更高的台阶攀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报效祖国，为国家尽快地强大起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是一句空话。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面临人生的转折，我在美利坚的星空下会思念我的祖国，想起邓小平的期待，政治家的理想和科学家的理想在“振兴中华”这一点上水乳交融……

　　即使身在美国，我依然与清华的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将我所在领域的国际研究动态及时与老师进行交流。老师和学校都希望我能经常回去，作一些报告，甚至带一些研究生，为清华的人才培养多作一些贡献。那时我已注意到微软。微软公司运行得很好，微软研究院的成长性也很好，有很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在微软工作，使我下决心去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是缘于张亚勤博士。

　　张亚勤博士是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1999年1月，张亚勤回中国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的消息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特大新闻，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张亚勤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使我相信微软中国研究院是真正想致力于研究工作的。有著名学者加入的新机构会让你充满信心，同时李开复院长在语音识别方面也是世界著名的学者。在与张亚勤见面，了解了具体情况后，我决定到微软中国研究院申请工作，这样我既可以在中国工作，又可以为母校多作一些贡献。

　　当然也有人问我，既然你回到中国工作，是为了与清华大学多一些交流和合作，报答母校的培养之恩，那么你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清华工作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很多考虑。首先，我在国外工作了几年以后明白，国内的研究机构在目前看来，在很多方面还无法与国外的研究机构相比较，如果我直接回到国内的研究机构，我无法预料这对我今后的成长有怎样的影响。其次，因为我很了解清华，所以对清华的弱点我也很清楚。我的博士论文在清华是优秀论文，但同世界名校的博士论文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你第一次做出来的东西是创新，但在国内第一次做出来是复制。光跟踪世界技术潮流是不够的，你必须创造，必须超越。另外，我在微软的研究，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可以注视和接触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动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清华提供一些帮助，实现我的愿望。如果我回到清华工作，我想我的视野不会是世界性的，这样我对清华的贡献反而不会很大。

　　如果邓老泉下有知，知道了我的故事与选择，我想，视野开阔的他，会理解、会赞同，这是一种迂回的却有价值的对祖国、对他老人家的报答。

　　通过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主席的高瞻远瞩。他的思想对过去和未来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他的那句话所表现的含义，充分体现了他在那个时期就及时抓住了发展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命脉，从而逐步使中国从一个计算机产业落后的国家，迈进了国际化的行列。

　　而我——一名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而且是邓小平教育思想贯彻的直接受益者——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千秋基业——邓小平与中国教育》，看到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老人时，那令我终生难忘的瞬间画面就一遍遍在心头播放，直至永远……

　　“棋圣”聂卫平

　　邓小平教我做“哀兵”

　　口述/聂卫平 采访/本刊记者 韩春丽

　　从1983年到1993年，曾有十年时光，我因为经常陪邓小平同志打桥牌，而跟这位旷世伟人熟稔有加。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每每回忆起来，许多情节都像过电影一样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最初我是胡耀邦的搭档

　　记得那一天，是国家体委主任与胡耀邦、邓小平两位领导人的秘书一起跟我谈的话，原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工作紧张又辛劳，邓小平希望他的这种生活能有所调剂，出于这种关怀，邓小平亲自点将，决定由我来陪胡耀邦打桥牌。所以，最初桥牌桌上我是胡耀邦的搭档，后来才成为邓小平的搭档。

　　同时跟两位领袖级人物接触，一般人都难免紧张，还好，我在此前因为在围棋方面的成就，经常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跟许多领导都不陌生，说远点儿小时候朱老总还抱过我呢，胡耀邦总书记我以前也见过。但说真心话，初次见到邓小平，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平时他很少讲话，假如你畏惧他，就会感觉他有种不怒自威的震慑力；不过，随着接触越来越多，这种感觉也就渐渐消失了。其实，他是一位很和蔼的老人。

　　那时候，好像比现在空闲，我们每星期都要打好几次桥牌，至少星期三的晚上和星期天的下午，这是固定的，星期天通常还要吃晚饭，吃过之后接着打，一般打三个小时。邓小平的时间观念非常严格，准点来，到点走，非常军事化，绝不会因为他是邓小平就可以不遵守时间，也绝不会出现输了还要翻牌这种事。

　　最深刻的两个字：“哀兵”

　　十年接触里，邓小平自然对我讲过许多话。但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只讲了两个字：哀兵。

　　那是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决赛的前一天，邓小平特意询问起我们比赛的情况，我当时如实汇报了面临的情形：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赢了。第二届擂台赛日本志在必胜，请出了成为九段以后尚未和中国棋手交过锋的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大竹英雄作为双保险。日本队来势凶猛，开赛不久，中国队赛得只剩下我—个人，而日本队参赛的人数损失还未过半，主力阵容根本就没出场。我面临着一个人对日本五名棋手的严峻局面，也就是说，日本棋手有五次夺取最后胜利的机会，而我每一盘都是决赛。

　　听过我的描述，邓小平只对我说了两个字：哀兵。

　　我们以前常讲哀兵必胜，通常“哀兵”后面还应有“必胜”两字，而他不讲“必胜”，只讲“哀兵”两个字。他是希望我能赢，但是又怕我赢不了，所以，他就没说“必胜”，是不想给我更大压力。

　　我没有辜负老人的一片善意和期望，在接下来的实战中，抖擞精神，以一当十，全部拿下了日本五名棋手，我赢了。果真是哀兵必胜！再回头琢磨他这两个字，觉得很有趣味，伟人的感情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哀兵”两个字不只是简练而明确，更贯通着他超人的眼光和不凡的气魄。

　　那一次，“哀兵”两个字让我化险为夷，对我是个极大的教育，我永远铭刻；同样又表明，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对我们中国围棋，是多么关心和支持。

　　将桥牌列入全运会

　　记得当初中办的负责同志跟我谈话时曾经提醒我，不要向首长提出私人的事情，不要多谈工作方面的事情。我保证我能做到这些。

　　但是，后来我还是提出了“私事”。大家都知道邓小平非常喜欢桥牌，只是全运会里没有这个项目。搞桥牌的同志就来找我，希望我在跟邓小平一起打牌的时候，得空提一下是不是把桥牌列入全运会。因为我曾经有过保证，所以我还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考虑到这是事关许多人的大事，所以不久我找了个机会还是把这事提了出来。邓小平当即就表态，说这是好事情好办，并立刻叫人把荣高棠请来了，表达了他的意思——这种办事方式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的效率。荣高棠当时并不是国家体委主任，已经退休在国家顾问委员会担任秘书长，在国家体委里担任顾问，我想也许在体委的负责人里，邓小平只认识荣高棠，所以就把他叫来了。

　　结果，就在当年，也就是1987年全运会里，就增设了桥牌这个项目。

　　邓小平是中国桥牌运动的创建人。不仅支持也亲自参加全国性的一些桥牌活动。自1984年开始，“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共办了十届，老爷子参加了九届。1988年底他在第六届比赛中再次获得了冠军，这是他连续三届获得该比赛的冠军。为此，组委会向他颁发了三连冠奖杯。同年7月，他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

　　他还获得过许多国际荣誉：1981年12月，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他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9年2月26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1993年6月，在国际桥坛久负盛名的美国桥牌名家鲍比·沃尔夫以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向他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对于桥牌，邓小平有着非常独到的理解，他曾说：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他鼓励实事求是讲真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进入了邓家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夏天我们一起到北戴河度假，经常在他家里，跟他们全家人一起吃饭。他还请我教他的几个外孙子外孙女围棋，大家在一起关系很融洽。

　　有一次，在他家的晚宴上，他女儿毛毛当着邓小平的面问我：人家都说我父亲桥牌打得不错，可是问你，你表示不以为然，是否真是这样？

　　的确有过这事，曾有人对我说邓小平桥牌打得好，我说了一句：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他桥牌打得好。这话不知道怎么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了，当着邓小平，他女儿问我这话什么意思。因为毛毛问得很认真，所以我当时有些紧张，但我看到邓小平在旁边笑，心情便放松了，我还是表达了我真实的思想，我说：到现在我还得这么说，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他桥牌打得好。这句话我以前的意思是：因为他是邓小平，打牌时人家都让着他；现在我的意思是，因为他是邓小平，他实在是人物杰出，他不但是改革的总设计师，桥牌打得也确实不错。这样说，可能会有人认为我有点吹捧邓小平，完全不是，他确实比其他的领导人打得好得多得多。

　　在他老人家面带微笑的鼓励下，我勇敢地讲了真话，其实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我想，这也是多年来跟随他打桥牌，他老人家言传身教的结果。

　　著名特型演员 卢奇

　　人家叫我“小平同志”

　　口述 /卢奇 采访/本刊记者 刘新平

　　饰演小平，对我来说纯属偶然

　　1988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准备拍《百色起义》，导演是长影厂的陈家林。陈导认为，前期对演员的选择非常关键，演员选得好，片子也就成功了一半。所以，陈导派出了两个副导演，全国各地选演员。临走前，陈导还特别交代了两点：一、必须是专业演员，如果没有一定的舞台经验，没有语言和形体上的表现能力，显然是不行的；二、最好是四川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的习性和个性上有相通之处，便于理解和塑造人物。

　　那时，我在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当演员，此前，我刚刚在上海电视台投拍的电视剧《孙中山与宋庆龄》中饰演过孙中山；两个副导演看了我的艺术档案，觉得我的脸型与小平很像，就约我见面。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为一部战争题材的影片选演员。我对自己的条件一向不自信，身材一点儿都不高大，在战争片里最多也就是演个通讯员或班长、排长什么的，到头了也就是个连长；至于主角，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但他们说是准备让我演小平。我有点怀疑，我说我像吗？他们说比较像；我又问：“是不是戏分特别少，也就出场后亮个相挥挥手？”

　　“不，是主角，男一号！”他们说。然后就给我拍照。拍照片的时候我心里依然没底。我知道他们已经去过成都市话剧团，那里有一个演员曾在《巍巍昆仑》里饰演过小平这个角色，据说，各方面反映都挺好，我跟人家相比，显然毫无优势可言。

　　其实，不仅仅我自己感觉不好，化妆的时候，连化妆师都说“哎哟，这位也太像孙中山了”——为了演孙中山，我当时留着小胡子，头发也比较长，确实没有一点小平的感觉。一个副导演不死心，让我刮了胡子又剃了个平头，大家看看，都说有那么点儿意思。但感到眼睛太大了，化妆师拿胶皮用胶水一粘，粘上后化妆师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又开始研究我的眉毛。我的眉毛太浓，化妆师先是想用肥皂盖一盖，让眉毛显得淡一些；又把颧骨画高。边上还有另外一个剧组的化妆师，说“这个像，但要是把眉毛拔掉一些就更好了”。于是，就用镊子给我拔眉毛，拔得我眉弓都肿了。最后，化好妆，红军服装一穿，所有的人，包括副导演、化妆师、服装师，都连声叫好。我对着镜子一看，自己都惊讶：这还是我吗？

　　有一个先来试装的演员，是长影厂的，我看过他的录像和造型照片，觉得挺像的，但他现场看了我之后，说：“我不跟你竞争了；你不止是像，我感觉你就是了！”

　　王震副主席当时是《百色起义》的总顾问，他看了很多候选演员的录像，一看到我这儿，就问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工作人员说叫卢奇。等把其他的全部看过一遍后，王震副主席又说：“我再看看那个叫卢奇的。”最后说了句：“我看还是卢奇像。”

　　我就这样走进了《百色起义》剧组。

　　《百色起义》是我平生第一次饰演小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我居然成了饰演小平的演员专业户，先后在《山城雪》《开国大典》《大决战》《邓小平》《远征》《百团大战》《解放云南》《大进攻序曲》《中国命运的决战》等30余部影视剧中饰演小平这个角色。

　　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始终背负着一种压力……

　　所谓万事开头难。

　　接拍《百色起义》之前，我虽然知道小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对他的经历、性格、形体和声音的特征，都不甚了了，要在银幕上塑造好小平的形象，自然就是一个大难题。我就拼命看书，读剧本查资料，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并且反反复复看关于小平的记录片、图片和录像。我知道，我只有在充分理解和熟悉了小平独特的革命生涯和性情与个性的基础上，才能在银幕上挥洒自如地塑造好小平这个人物形象。

　　指挥百色起义时，小平仅仅25岁，血气方刚，充满热情，富有一个职业革命者的朝气、才干和胆识——我是按照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去理解和塑造那时的小平形象的。如果仅仅把他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领袖去表现，显然，在表演上就容易僵硬。

　　有一场戏是小平准备动身去百色，周恩来为他送行，准备了几个菜，说是“以茶代酒”。我想想不对，小平性情豪爽，终生好酒，即使在他80高龄的时候，每天还要喝上三杯酒。家人考虑到他的身体，每次都只倒半杯，小平不干：“倒满倒满，你们不要克扣我的军粮！”——我就向导演建议：“以茶代酒”固然显得很革命，但却不符合小平独特的个性，也缺少一种人性化色彩。再说对小平而言，周总理是他的老大哥，老大哥亲自壮行，连杯酒都没有，说不过去。导演听了，认为有道理，后来戏改了，台词也变成“我专门去打了半斤白干，今天我们俩好好喝两杯！”

　　当然，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始终背负着一种压力，“如果影片因为我表现不好演砸了，我真要成整个剧组的罪人了！”现在想想，这种压力对我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它会让我总是以十二分的勤奋和努力，去完成每一场戏的拍摄。

　　小平抽烟，而我在那之前，根本不会抽烟。为了拍片，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抽烟。我买了一包烟，扯掉过滤嘴，用火柴点上一枝。抽第一口烟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又苦又辣又冲，被呛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我强忍着，继续抽。一个星期后，我学会了抽烟。看了我划火柴的动作和抽烟时的姿势，导演说：“像那么回事！”又拍拍我的肩：“不容易，辛苦了！”

　　终于等到了影片封镜的时刻。看完样片后，导演特别激动。最后电影局长也来了，也连连说好，导演自然高兴，那天的宴会上，喝了不少的酒。

　　2000年，我因为在《百色起义》中扮演小平，获得第十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自从扮演了小平，许多人都叫我“小平同志”……

　　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拍片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一边喊着“小平同志”，一边走过来抱着我，又亲又吻的。我知道这是因为小平同志对国家、对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人民的生活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人民从心底里感谢小平，对他怀有很深的感情。

　　作为一个演员，我当然知道我是沾了“小平同志”的光。我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出名了，就高高在上，远离观众，比如观众希望签名或合影都爱搭不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在这方面，小平同志显然是我们永远的楷模。小平同志为什么如此地受到人民的爱戴？我觉得除了他为国家和民族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直都深深地爱着人民，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对人民群众，他始终怀着一份崇高的情感。

　　而在此后的每一部影视剧中，我也都告诫自己，要努力塑造好自己所饰演的小平的形象。为此，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记得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为了表现小平雨中行军、雨中给指战员作政治动员的场景，剧组的人用抽水机抽取附近小河沟里的水制造雨幕。小河沟很脏，水很浑浊，夹杂着泥沙和牛粪，一股脑儿地落在头上、脸上和身上。我既不能躲闪，还得神情自若地继续表演、说台词。那时，衣服每天都是潮湿的，即使第二天晾个半干，为了拍戏，还得重新浇湿，让早春的凉风一吹，冷得直哆嗦。炎热的夏季到了，可这个时候开始拍冬天的戏。当时，“刘邓”的临时指挥部设在一个榨油坊里。按照剧情要求，我身穿棉袄、棉裤，头上戴着棉帽，脚上蹬着棉鞋，如在蒸笼里一样。为了适应场景，油坊里还得架起一个大火炉，再加上大灯在头顶照着，刚在凳子上坐下，立刻浑身汗湿。如果身体不怎么好的人，估计要不了10分钟就会中暑晕倒。可我的表演决不能受到丁点儿影响：坐在火炉前，我一边烤着火，还得做出很冷的样子，往手上吹着哈气……

　　几个月后，为了取雪景，剧组移师东北的镜泊湖。同样是那身衣服，在大别山时是热得要命，这下是冻得跳脚……

　　2002年，我遇到了艺术生涯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接拍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大片”的传记故事片《邓小平》。这部戏是我演小平形象中最高龄的，在化妆的难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戏。老年时期的小平，大家最熟悉，因而在造型上必须达到大家的认可。为了改变皮肤结构，脸上经常要刷大量的酒精胶，然后贴上十几块人造皮肤，粘在脸上不透气，像是有无数的蚂蚁在脸上爬，又痒又难受，最长的时候超过25个小时。汗出不来，脸上的皮肤就发炎，只好抹一种消炎的油膏，感觉如受刑一般。那时常常通宵拍戏，别的演员暂时没戏就可以找个地方美美地睡上一觉。我不能；我脸上贴着人造皮肤，头上粘着假发，一躺下，就容易把假发弄乱、人造皮肤搞皱，妆一散，又得花好几个小时重新化。所以，我困了就只能坐着睡；那时，看着别人躺着睡的那个舒服劲儿，心里羡慕死了。

　　不过，我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化解的方法。我坐在那里，除了偶尔打个盹，就是在脑子里将小平的生平事迹串联起来，一遍遍地过“电影”。时间长了，我发觉这么做非常有益，既能消磨等戏的时间，更有助于自己对小平的理解，这样，塑造起小平形象来，会更加得心应手。

　　我当然知道，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小平同志的精神和人格境界，但我想，我完全可以把“像小平那样工作和生活”当成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目标。我想我的人生会因此更有意义一些。

　　小平同志的设计一定会成为现实

　　文/刘永好(新希望集团总裁 )

　　小平诞辰100周年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来纪念他。

　　小平是一代伟人。他作为党和国家最早的一批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打下江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高瞻远瞩，提出中国要改革开放，并为我们的国家设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已有26年了，这26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落后是要挨打的，为什么落后？因为贫穷。是小平，是党的好政策改变了我们落后挨打的局面，使国人扬眉吐气。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条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由于这句话，广东发展了，华南沿海发展了，华东沿海发展了……中国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小汽车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家庭……

　　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话，小平又说：先富要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应该完整地理解这段话的含义：先富起来的人应该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也有这样的义务，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在哪里？在于你给后富的人多少钱吗？不是，这个贡献更重要的在于你给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先富起来的这些人创办了企业，这些非公有制企业现在已成为中国投资的主体。举个例子，2003年，非公有制企业投资总额已占到全国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甚至达到60%。这部分企业，他们创造了非常大的就业机会，这些机会，数以亿计。我觉得，这就是民营企业家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是民营企业家以自己的方式履行着“先富帮后富”的讲话精神。

　　是的，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先富不应忘后富。今年的5月底，我在上海参加了“全球扶贫大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总理谈到中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举的例子就是“光彩事业”为扶贫事业作出的贡献。总理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心里觉得暖融融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得到了贫困地区农民朋友的认同，还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同(联合国要把我们的经验向第三世界国家介绍)。在这个大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我谈到了我们民营企业家是怎样在政府的支持下，发起、推动和实施扶贫的“光彩事业”的。1994年，我和其他几位民营企业家联合发起了这个扶贫事业，这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认同。如今，“光彩事业”经过十年，它已为许多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使许多人从此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可以这么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新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就没有今天的这种繁荣、昌盛和国家的强大。所以，在小平诞辰百年的时候，我们感慨万千：我们感谢他为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规程，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政府正沿着这个规程、这样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着——我相信，小平是会高兴的，因为这就是他的愿望，因为他设计的蓝图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