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曾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探索救国真理，从此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程。《环球》杂志记者在法国常驻期间曾专程对小平同志在法国的生活轨迹进行过寻踪采访。今天，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记者整理出这份采访记录，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缅怀之情。

　　穿尖皮鞋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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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8月27日，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83名学生离开故乡，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这些川东子弟中有一位刚满16岁的少年，他就是邓小平。当时小平的名字叫做先圣，学名希贤。

　　9月11日，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安德烈·勒蓬”号邮轮，开始了万里远航。比这批年轻人晚两个月前往法国的周恩来同志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经过39个昼夜的海上颠簸，这批中国学生终于在10月19日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马赛市政府档案馆馆存1920年10月20日的《小马赛人报》这样写道：“一百多名中国人，他们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身穿西式服装，头戴宽边帽，足登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静静地站在‘安德烈·勒蓬’号的甲板上。……”

　　这些年轻人在马赛稍做停留后便又开始了近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的下一站是地处诺曼底地区的北部小城巴耶。在那里，他们进入历史悠久的巴耶中学就学，接受法语培训。巴耶中学的前身曾是拿破仑钦点的皇家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所寄宿制学校。如今，这所学校已更名为沙巴梯耶中学，是20世纪60年代扩建而成的。

　　每月支出不足19法郎

　　《环球》杂志记者在采访沙巴梯耶中学时受到了校长卡瓦罗兹的热情接待。在校长办公室里，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中国档案”，为记者展示了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在巴耶中学度过的那段青春岁月。

　　小平和其他23名中国学生是于1920年10月22日在巴耶中学正式注册的，学校为这批中国学生专门开设了补习法语的课程。同年12月18日，这批中国学生在巴耶市政府进行了居住登记。邓小平的登记号是“140”。

　　卡瓦罗兹校长从档案中取出了一份据说是证实小平在巴耶中学就读的“唯一一份最有说服力的史料”——一张中国学生交费清单的影印件。

　　清单从上到下排列着19个中国学生的名字，右边是工整的繁体汉字、左边是外文拼音，其中第18位是“邓希贤”，在他名字的前面是叔叔邓绍圣的名字。

　　这张清单记录了1921年3月每名学生交纳生活费用情况，其中包括洗衣费7法郎、铺盖租金7法郎、房租和公共管理费12法郎以及寄宿费200法郎，以上诸项均为每月的固定费用。此外还另有一项零用开支，开支高的达到50法郎，少的仅有十几法郎。“邓希贤”名下的零用开支是18.65法郎，他当月的交费总额是244.65法郎。卡瓦罗兹感叹地说，邓先生一个月的零用开支只有18.65法郎，这位中国的杰出领袖年轻时是一位相当节俭的学生。

　　真正的学习生活仅5个月

　　沙巴梯耶中学的校园十分宽敞，校园东侧一幢三层楼的陈旧建筑便是保留下来的巴耶中学校舍。同附近现代化的教学楼相比，这幢小楼显得格外古老。小楼楼门上端泥土剥落的墙壁上隐约可见用拉丁文书写的校名“巴耶中学”——原来这是当年学校的正门，校址是：“圣·帕特里斯大街69号”。

　　在昏暗的过道内，依稀能够看到墙壁上整齐地镌刻着许多人名。据介绍，这些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教师和学生。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梯上楼，卡瓦罗兹校长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当年这幢楼按照功能分为教室和学生生活用房两部分，虽然如今没有任何遗迹被保留下来，但邓先生当年就在这些房间里学习和生活过。

　　当地的外国移民问题研究专家马克·波梯耶对小平当年在巴耶的生活还做了这样一番考证：1918年，诺曼底冶金公司在巴耶附近的科隆贝勒成立，由于缺少本国劳动力，公司招聘了大量外籍工人，其中包括近500名中国人，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至今还有一个叫做“华人城”的地方。波梯耶推断，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肯定同这里的华工有过接触和来往，体验过工人生活的艰辛。这也许是邓小平对法国底层民众生活的最初认识，对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不能说没有影响。

　　然而，在巴耶的宁静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由于财政拮据，中国使馆中断了对这批留学生的资助，这些年轻人于是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档案显示，1921年4月7日，法国教育部曾就减免这批中国学生费用的问题同巴耶中学的校长进行过交涉。但在此之前，中国学生便已离开了巴耶。邓小平在法国真正的学习生活仅仅持续了5个月便匆匆结束了，此后便开始了艰辛的勤工俭学生涯。

　　蒙塔日的牛角面包

　　离开巴耶后，邓小平随同学们一道辗转来到勃艮第地区的小城克勒佐，并在施奈德工厂的轧钢车间当了一名轧钢工，工作繁重但报酬很低。据说，小平的日工资只有6.6法郎，这样的收入不要说是继续求学，就是解决吃饭问题都很不易。于是，他很快便辞去工作，前往经济状况较好的城市蒙塔日寻求新的出路。

　　当年邓小平在蒙塔日就读的学校如今已不复存在，学校建筑已被改建为蒙塔日市政厅。市政厅二楼据说就是当年中国学生居住过的宿舍，市政厅大院内矗立着两棵苍劲挺拔的法国梧桐。据为市政厅看门的一位老妇人介绍，当年中国学生还曾在这两棵梧桐下合影留念。

　　蒙塔日市市长尼布拉给《环球》杂志记者讲述了他所听到的一段“趣闻”：197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出访法国，当别人问他需要些什么，小平回答说：“我想吃蒙塔日的牛角面包。”显然，少年时代的小平吃惯了蒙塔日的面包。

　　在蒙塔日生活期间，小平结识了王若飞、郑超麟等革命青年，并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18名革命青年在布洛涅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邓小平加入到这个组织，开始了他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掏空腰包看世界杯球赛

　　邓小平离开蒙塔日后便来到巴黎，进入布洛涅-比昂古的雷诺汽车厂务工。布洛涅-比昂古是雷诺汽车厂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厂区四周居住着很多雷诺汽车厂的职工，而蜗居在狭窄街道两旁的小旅馆则是外籍工人暂时栖身的地方。

　　据档案记载，邓小平曾在布洛涅-比昂古的塔韦谢赫街27号居住，《环球》杂志记者曾到这个地方参观和调查。塔韦谢赫街直通雷诺汽车厂，从居住地到厂区大概只有3～5分钟的路程。工厂如今安在，而小旅馆却荡然无存，小平当年在那里居住的情况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在雷诺汽车厂保存的档案中，《环球》杂志记者依然看到了小平的个人登记卡，他的卡号是82409A，在钳工车间工作。

　　有记载说，小平喜欢足球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巴黎人喜欢足球，各类赛事接连不断。于是，年轻的邓小平对足球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观看足球比赛成为他工余时间的娱乐消遣。据说当年巴黎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生活窘迫的小平还是咬着牙，掏出仅有的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看球。

　　“油印博士”上了黑名单

　　在巴黎，邓小平同周恩来同志相遇，开始了共同的革命活动生涯。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小街街口有一间小咖啡馆，楼上就是旅欧党团组织活动的地点，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革命同志经常在这里聚会和组织活动。

　　1923年夏天，邓小平进入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机关，担任《赤光》杂志的编辑，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邓小平负责刊物的刻版油印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大家夸奖他是位“油印博士”。次年7月，周恩来调回国内，20岁的邓小平在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事革命活动的邓小平和他的同伴们很快便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从1925年6月起，警察局的档案中便开始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他在布洛涅-比昂古活动的地点和住过的旅馆成为警察重点监视的地方，也正是警察局的档案资料为后人提供了邓小平当年住过的旅馆的地址。

　　1926年1月8日，警方终于发出了搜捕邓小平等人的命令，不过执行命令的人扑了空，邓小平等革命同志在得到风声后已于7日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在巴黎警察局的档案里，有关邓小平的记载到1926年1月8日这一天就结束了。在法国呆了5年零2个月的邓小平结束了这段不平凡的勤工俭学生活，又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新的征程。《环球》杂志记者/沈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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