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邓小平长女邓林-我们怀念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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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8日10:58 瞭望东方周刊 | |||||||||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林楚方、于津涛/北京报道 “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对子女也是这么要求的 邓林,邓小平长女。8月3日,《瞭望东方周刊》约好在北京某宾馆大堂对她进行专访。上午9时,邓林一个人准时到达,记者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进来后,也四顾找记者,并拿出
邓林在接受采访时,态度平和、坦诚,对细节的记忆很清晰,谈起邓小平时,好像她父亲还活着。 我们怀念他 《瞭望东方周刊》:8月22日,是很不平常的日子,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很多人都在纪念他,你们全家怎么纪念? 邓林:每一年,我们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节日,那就是我父亲的生日,全家人都会凑在一起,搞个大团聚,一般不请客人,这一天往往是一年中最高兴的一天。 父亲去世以后,每到他的诞辰纪念日,全家还保持聚会的习惯。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年,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春天和希望。老百姓纪念他,同时,他也是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怀念他,也纪念他。 今年8月22日,全家还会搞一个聚会,当天晚上,中国爱乐乐团的秋季音乐会开始,音乐会是专门为纪念我父亲诞辰提前举行的。曲目都是我们家里人选的,由于要听音乐会,全家聚会的时间会短一点。此外,国家也会有一些活动,我们也会参加。 他特别能忍 《瞭望东方周刊》:我看了你在央视的节目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您说,邓小平“从来就没有走上神坛,也就不需要走下神坛”。 邓林:确实,这句话反响很大。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没有准备,脱口而出。 其实,我们全家都有这个概念:邓小平是人,不是神,他对我们来说是普通的父亲,又不是普通的父亲,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站在自己的高度,做了在这个高度上应当做的事,做了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瞭望东方周刊》:他确实是一个很豁达的人。 邓林:他出来工作时说,我是共产党员就要出来工作。其实,他很实在,他经常说,“我也犯过错误”,主席犯的错误,也有我的一份,他不是高姿态,他真的从内心中就是那么想。他承认自己有错误,就接近真理了,他不回避这些东西,他对自己的理想是非常坚定的,该斗争的时候斗争,该韬光养晦的时候韬光养晦。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他特别能忍,也就是那种韧劲儿。 邓林:他特别能忍,绝对忍得住,该说的话,他一定要说,不该说的,绝对不会说,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他在家不议政,不谈工作,从不谈,如果我们说什么,他就听着,听得不对处,就说“你们不懂”。 父母的爱情是伟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看邓小平的资料,感觉他是一个领导者,又是一个父亲和丈夫,他享受了一个父亲和丈夫所应有的快乐,尤其是非常危难的时候。 邓林:这个家庭对他最大的支持,是他不用担心后院起火,“文革”时期,我们几个子女两次被从父母身边强行拉开,当时的感觉是生离死别!但是全家一个心眼儿地想团聚,想办法也要团聚。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我们用亲情帮助他度过困难。晚年时期,孙子辈的人和他在一起,他看到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爷爷一样开心,可以说,他的晚年也是快乐的。 《瞭望东方周刊》:提起家庭,感觉你父母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应该是伟大的爱情。 邓林:他们的爱情确实很伟大,是非常完美和统一的结合,我妈妈对我爸爸非常信任,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母亲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离开爸爸,从来没有,更不会划清界限,尽管他们性格差异极大。 有一个民主的家庭 《瞭望东方周刊》:都说你们家庭的氛围特别好,我有时就想,他这样一个政治家好像在家里面也是很严肃的。 邓林: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家庭,遇到什么事情,大家就一起商量,即使我父亲去世以后也是这样,我们给中央写信,也是家里人商量的结果,大家意见非常统一,我妈妈说,给中央提建议只能低于中央,不能高于中央。 别人到我们家都会觉得氛围特别好,家里非常民主,子女该入党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婚姻、学习等问题都是自己拿主意,父亲从来不强加于人。 全家人都爱围在饭桌旁聊天,饭桌简直是信息交流中心,天南海北,天文、地理、社会、民生,正确的可以说,错误的也可以说,也说国家大事,如果他不满意了,他还会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你们不懂。” 包括骨灰怎么处理,也可以在饭桌上谈,我们家不在乎,我爸爸自己说了,骨灰怎么办?扔到马桶里,冲了算了,我们说,那太不尊重,最后,按照他的心愿,他生前喜欢在海里游泳,去世后,他的骨灰就撒入大海了。 《瞭望东方周刊》:他就没有打过你们,骂过你们? 邓林:没有,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如果我们淘气、打架了,他最多就是说,“你们出去打。” 小事上他不管,大事上他很重视,比如学习机会的问题,他重视我们家的孩子的教育,“文革”中,我们家5个孩子,3个大的读了大学,但是两个小的都是中学毕业。那时候,父亲已被打倒,但他还是尽一切可能帮助孩子,他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子女能上学,主席后来批了,才读了大学。 他爱他的孩子,关心他们的教育,哪怕是在身陷囹圄的时候! 《瞭望东方周刊》: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对你们邓家人教育下一代是不是有影响? 邓林:有影响,我对我的孩子的要求也是这样,我们并不是那种望子成龙,一定要他们怎么样,是从心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我要的是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必须学一门学问,我们还要求孩子要有良好的品质,我们不祈望他们发多少财,做多大的官。 我们家庭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个年纪也充分地认识到,一个人,他的钱可以减少,他的职位可以降低,但是他的知识,他的品质,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被打倒,不会被拿走,谁也打不倒,谁也拿不走。 “要夹着尾巴做人”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邓家的子女,压力是不是特别大,而且社会上有一些传言,你们是不是也很反感? 邓林: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有些传言,包括对邓小平的子女,说他们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了,父亲就说,我们还是要自律,事先还是要打招呼。我父亲对孩子很民主,但绝对不是放任,他非常严肃地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真的是非常严肃,很少有这么严肃过。 他说,我们家的孩子还是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要守法,要谨慎,名不要出得太大,要夹着尾巴做人。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他的原话? 邓林:对,原话,他有一个16个字的著名讲话,“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其实他对我们子女也是这么要求的,他说孙子辈的,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小出息,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名人之后嘛,人家都看着你们,你们有一点点问题,都会被放大,甚至被曲解。 邓林:名人之后,确实有压力,社会上也不了解,也好奇,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老百姓对我们有天然的兴趣,当然也会伴随着误解。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的成功,包括你绘画的成功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你父亲的影响,你们毕竟是邓小平的子女,他的高位就没有给你们的成功带来什么? 邓林:作为邓家的子女,有时也很委屈,社会上有些好的东西往你身上加,有些坏的东西也往你的身上加,其实,很可能都不是我们的。 还有,就是你说的业务问题,有的说,邓林业务出色,是因为有一个好爸爸,我也很委屈。 至于说父亲对我们的事业有没有影响,我想,肯定会有,比如,我们都会很自觉,就是绝不能给他添麻烦,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为你是邓小平的孩子呀,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的父母一生曲折,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可以让我学习他的气质和品质,比如,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家的孩子可能就会深刻些,比如对我绘画的影响,可能就会使我的画有非常的气度,这种气度是因为你生活在邓小平的家庭里,你遭受过特别的苦难,经历过特别的年代,这些影响是对气质和品质的影响,反过来又对你的业务造成影响。 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说,我愿意用自己的一双手,打造我自己的天地,我尽量这样做,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邓家孩子如果有成功的,我想,也是借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品质。 《瞭望东方周刊》:邓家的孩子从政的不多,其实,如果你们从政,以邓小平的影响,太容易了,为什么没有多少人从政呢? 邓林:我刚才说了,他教育子女就是那种方式,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他不恋权,他出来工作,他说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他还说,“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他就是这样想的。 他对子女也不是要求他们做大官,出大名,他觉得,子女只要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就很难得了。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瞭望东方周刊》:说起老人家对子女的要求,其实,现在我们真的应该重温小平的廉政思想,也就是他对腐败问题的看法。 邓林:反腐败还要严,但是这么严,还有这么多贪污腐败,有时,我都感觉有些瞠目结舌。所以,反腐败非常正确,再不反就亡党亡国了。 《瞭望东方周刊》:十几年前,你们这代人会预感到今天的情况吗? 邓林: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腐败的产生、蔓延和中央没有关系,和改革开放没有关系,全世界都在反腐败,关键是如何应对。其实,我父亲以前就提两手抓,他当时虽然没有看到今天的局面,但是他预感到了,所以他说,两手都要硬,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这是他的风格。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干部子女经商的特别多,你怎么看? 邓林:我觉得干部子女可以经商,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是经商的时候,有没有利用你父亲母亲的影响,如果你父亲是管电子的,子女经商就要避开这条线,要回避,你是一个城市的市长,你儿子就不能在这个城市经商,经商可以,到其他的省去做,不能在父母眼皮子底下经商,要回避,现在看来比较难。 我一直教育孩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有德行。 父亲的贡献 《瞭望东方周刊》:邓小平和周恩来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他们的工作方法非常不同。 邓林:是,他处理文件快极了,总理病的时候,他当副总理,攒了一大堆文件,几天就处理完了。应该由谁处理,就发给谁,效率非常高。 但一些事,他还要自己做,比如做报告,他都是自己写,从来不让秘书写,除非重要的报告,由文字编辑小组来搞个初稿。 《瞭望东方周刊》:老百姓喜欢说一句话,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你觉得对邓小平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什么? 邓林:我想,第一个是思想上的贡献,他留下了指导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理论;第二个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能够走上一条承平之路;第三,是“一国两制”。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提起“一国两制”都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邓林:确实,“一国两制”不仅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对全世界人民也是一笔财富,这个理论很伟大,香港到1997年就顺利地和平地回归祖国,这确实是父亲的创举,是顺应时事的创举。 《瞭望东方周刊》:看他的传记、他的书籍,我感觉,他还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很能包容别人,你们做子女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邓林:他的很多工作方法,待人接物的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他总是诚恳待人,总能团结人、包容人,这方面,我妈妈更有发言权,她说我父亲这个人呀,他的下级特别喜欢他,愿意在他的手下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他处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吧? 邓林: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打仗,他就定大的方针,大的方针一定,就不干涉细节了,底下的人就可以放手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很多人愿意在他的手下工作。但是下级也怕他,他非常直率,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而且切中要害。所以,作为下属,你就要小心了,他赏罚分明。 我父亲总是补台,而不是拆台,刘伯承是非常棒的军事家,我父亲非常尊重他,一二九师的团结非常不错。 邓小平姓“中”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很感动的是,他在身体已经相当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这个国家,还想着支持新领导人把国家搞好。 邓林:1994年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行走都很困难,但还是在上海参加春节团拜会,还在说,“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他不是要求围着邓小平转,而是要亲自说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帮助新领导人立住脚。 他晚年就是想当一个老百姓,他说,等退休后,可以到公园里走走,可以上街走走,我小侄女说,“爷爷,不可能,做不到了。”因为老百姓爱戴他,历史把他推到那个高度,想下来当个老百姓都难。我前面说了,他真的是不在乎当官,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老人家一直没有回广安,为什么? 邓林:他不愿意扰民,四川人还埋怨我父亲,说他不照顾家乡,说他“不姓川”,他说,“这就对了,我姓‘中’,中国的‘中’。”其实,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姓“中”,他要为广大的中国人民谋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他从来没有自己的什么嫡系,什么“山头”。 邓林:我爸爸没有“山头”,真的是没有,他和刘帅关系好,一起工作了几十年,感情非常深,但是有没有人说他们是一个“山头”,他和陈毅关系也很好,但有没有人说过他们一个派系的,他和总理也非常好,也没有人这么说过。 他就是一个纯正的共产党员! 《瞭望东方周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这条路,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但机遇还是主要的,他把中国引导到一个正常的国家。 邓林:这条路走了20多年,基本上路线已经确定了,现在的领导人有很多困难,但大方向已经定了,大家沿着这条路走就比较踏实。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