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地主案”调查 黑社会罪成辩论焦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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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2日09:57 南方周末 | |||||||||
  被指控为黑社会的张执新（中）和张执文（左上）兄弟坚决否认自己是“黑社会老大”  华新浴宫被称为齐齐哈尔的“红楼” 控辩双方就“大、小地主”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发生激烈争论 抓捕过程全记录 封条，灰尘，枯死的盆景。站在齐齐哈尔市火车站西北角———华新浴宫门前，一种萧条和没落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栋只有3层的洗浴中心，曾被视为“声色犬马”最好的诠释地。有人甚至把这里称为齐齐哈尔的“红楼”。媒体报道说，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靠这里起家，逐渐发展成为黑龙江省建国以来最为典型的涉黑团伙，另有13名当地公安“保护伞”被他们在浴宫里拉下水。 2003年5月5日，一批穿着迷彩服、荷枪实弹的武警突然出现在浴宫门前，查封了浴宫和相邻的华新宾馆。“所有的服务生都被集中到一个房间里，被大客车拉到齐齐哈尔某培训中心。当天，查封者找来搬家公司，用四个大卡车拉走了仓库里的东西。”一位知情者说。 两天之内，被认定为张氏兄弟的19家经济实体———包括宇龙出租车公司、宇通出租车公司、金龙湾夜总会等———全部被封。 这一行动是黑龙江省代号为“4·28”的专案组实施的。专案组成员之一、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负责人闫子忠负责此次抓捕及查封行动。他是个语气平和的中年男子，但称没有省厅的指示，不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5月30日，“黑龙江最大涉黑案”一号嫌疑犯张执文在上海被捕。5月16日，其兄张执新——华新浴宫总经理——在黑龙江北部的城市加格达奇自首。生于1958年的张执新曾在看守所传出一份材料，描述当时的过程：“我去加格达奇找一个朋友，但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被通缉了，说我是黑社会。我恨不得马上把事情说清楚，就到加格达奇市公安局自首。市局给省公安厅打电话，省厅来了3人，给我带上脚镣，双手背扣，带着头套，坐晚上8点多的火车回到哈尔滨。他们把我送到了看守所。” 张氏兄弟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是2004年7月19日。黑龙江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一案件。经过一年多侦查，公诉方鹤岗检察院指控被告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组织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等超过20项罪名。与张氏兄弟同时接受审判的有53人，其中20多人被指控为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另有齐齐哈尔市公安局13名官员，作为“保护伞”一同受审。 涉案21项的弟弟张执文被定为本案的一号被告。 “黑帮大哥”的成长 对于张执文的“第一桶金”，坊间曾流传着不同的说法。公诉方鹤岗检察院的说法是，张执文通过关系承揽了总造价627万元的工程，之后，“在张氏兄弟指使下，干活的民工被殴打，相当一部分民工未得到报酬被迫离开工地，张执文通过拖欠、少付、不付民工劳务费而获利。” 但张在看守所向本报独家提供了一份名为《我的人生之路》的“自白书”，否认了这些传言。“我曾经到秦皇岛开发廊、在齐齐哈尔开饭馆，也开过出租车、卖过桃，”他写道，“这些阅历和经验，是我后来做生意的最大的财富和基石。” “自白书”提到，1993年张执文成功地从父亲工作的长途线务局包下一段光缆工程，开始了生意的第二个起步。 “尽管张执文只有初中文化，但大胆、豪爽、聪明成就了他。”一位了解他的人说，“经过10年发展，他成为一个拥有8家经济实体的大老板。他在1998年抗洪受到表彰，次年成为齐齐哈尔龙沙区政协常委。” 张执文的二姐张智敏向记者出示了十余张弟弟获得各种表彰的证书。 颇具意味的是，在长达15000字的自白中，张执文有一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的败落描述：“像在齐齐哈尔我最佩服的几个私营企业主———李小二、王国华、孙国梁等，最长的都没有超过10年。因为他们的那个时期，做每件生意都存在着暴力。那时国家法制不健全，价值观膨胀了，或者是参与政治，政治画线了，就一一倒下了。现在国家的法制逐步健全了，暴力的生意越来越少了。” 对于张执新的发迹，据他的家人说，父亲1980年代中期到秦皇岛包工程后，挣到了钱，回来后承包了齐齐哈尔的站前旅社。随后，张执新到了江苏南通开洗浴中心，把100万成本翻成了200万元。回到齐齐哈尔后，张执新就买下了齐齐哈尔火车站的站前浴池，将其投资打造成华新浴宫，后来形成了华新产业的规模。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在宾馆及浴宫等地，张执新等人曾组织卖淫7000多次，获利170万元。另有媒体报道，华新宾馆一共发放过10张“钻石卡”，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得到了其中之一。案发后，13名警方官员被指为张氏兄弟背后的“保护伞”。他们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私藏枪支、受贿、徇私枉法、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被司法机关一并提起公诉。 检察官称，张执新还聘用已退养的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刑二庭原副庭长王金才、已退养的齐齐哈尔市第一看守所原所长冯雷，担任华新宾馆总经理。 “大、小地主” 公审后，张执新“大地主”、张执文“小地主”的绰号几乎无人不知。因为有些媒体在报道本案时，都是把“‘大、小地主’涉黑案公审”作为标题。 对于外号的由来，当地有人认为是源于这两位“黑社会大哥”的霸道、劣迹以及民怨多多。但这种说法遭到张智学的否定，“‘地主’这个名字是从张执新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叫了。”她说，“当时只有4岁的张执新肚子大，长得胖，老师说这孩子长得像地主。哥哥叫地主，弟弟自然就叫‘小地主’了。”他的家人为此特地到老师那里取了证言。 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两人及其20多名手下涉嫌故意伤害、赌博、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聚众斗殴等罪名。尤其是三号被告王伟，被认定多次参与暴力犯罪，还涉嫌将一名16岁少女强奸。 一位曾经在华新浴宫洗浴的人对本报记者说，他一次去那里洗澡时，看到大池子里只有一个人泡在里面。他最初没有注意，突然，那个人站起来，大约1米85的个子，身材魁梧，前身文着一个乒乓球拍大小的骷髅，骷髅的下方是两根交叉的骨头；后背纹着一只巨大的老虎。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特别威猛的人”就是“大地主”张执新。 “贫寒出身导致了他们的霸气。”当地一位人士说，“张执新从小就捡煤核儿取暖用，捡煤核儿的孩子们经常打架，各个煤堆都要由打架的胜利者占领，而赢家通常属于张执新。” 据《新京报》报道，当地说法称，这哥儿俩非常“讲究”，“两劳”释放人员只要是找到他们就被接纳。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让这些人给他卖力气，二是通过这些人在社会上造些声势。这个观点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可以得到证实：同案犯中，约有一半人有过前科。但在张执文的“自白书”中，张执文则称这些过去社会上的朋友拖累了自己。 张执新嗜赌成性，他自己也承认是弱点。张执文对此特别反感，为此他们兄弟俩还发生过激烈争执。兄弟两人另外的差别是文化程度，尽管起诉书上认定两人都持有初中文凭，事实上，张执新根本不认识起诉书上的文字。 本报记者在齐齐哈尔采访期间，在民间对于“大、小地主”没有听到更多的劣迹。“如果没有这个案子，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一个生意人说。另有十几位与张执文有汽车配件经营合作关系的商家写了证明材料，“张执文从不差我们的钱，也不存在欺行霸市的行为，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2003年6月1日，警方恢复并接管了被查封的“华新牛肉面”和“宇龙出租车公司”业务。正在营业的华新牛肉面餐厅里坐满了顾客。而其他企业仍处于被封状态。金龙湾夜总会的大楼是租用银行的，现已被银行收回。坐落在繁华路段、造型新颖的宇龙汽车销售公司大楼还未完工，只有一层汽车展厅投入使用。曾有23个大学生在这个企业工作，目前他们已各奔东西。 案发原因扑朔迷离 张执新、张执文兄弟姊妹共10人，中途夭折3人，现剩5女2男，其中46岁的张执新在家中排行老三，张执文最小，现年36岁。 这个大家庭在早年经历了非常贫困的时期。父亲张焕良，曾经是齐齐哈尔长途线务局一位线务员，母亲一直没有职业，“姊妹几个到处捡煤核生火取暖”。后来，张焕良到秦皇岛包工程挣了点钱，回来后承包了齐齐哈尔火车站前的站前旅社。 在鹤岗市法院开审伊始，大量办案细节便见诸媒体。一家媒体引自警方的消息说，“大、小地主”之所以惊动及黑龙江省政法系统，缘于一起奥迪汽车经销权之争。 这家媒体称，2003年初，奥迪汽车制造公司在大庆召开代理权招标会，大庆天宇公司和张执文的宇龙公司展开激烈竞争，代理权最终被天宇公司获得，张执文遂动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和威胁天宇公司的销售人员。 但在开庭时检方提交的长达102页的公诉书上，这个“重大的”情节却没有列入其中。一汽大众公司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证实，在这场经销权之争中，最后获胜的实际上是张执文的宇龙公司，“他的评分最高，以3500万元中标。” “张执文对齐齐哈尔、海拉尔和满洲里地区的汽车保有量作了充分细致的考核，在所有的竞争者中只有他一人提交的是中、英文两版报告，德方老总听完后一连说了三个‘OK’。”张智敏说。 “满天飞”的报道 8月20日，记者分别赴案发地齐齐哈尔及哈尔滨调查此事。 但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公开审理过的案件，黑龙江省、市各级司法人员均表示沉默。鹤岗市检察院一位人士说，省政法委已经下了文件，要求他们不能接受采访，要等判决结果出台后再统一公布。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的一位人士透露，此中原因在于本案能否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司法系统内部还存在着争议，所以不能贸然接受媒体采访。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大、小地主在华新浴宫内安装微型摄像机，将一些腐败官员寻欢的镜头录下来，以便控制这些人。录像带达6盘之多，内容不堪入目。”但据被告的辩护律师称，在法庭质证阶段，公诉人没有出示这个证据。 据一位长期在华新宾馆工作的人说，华新宾馆和华新浴宫只是在大厅和吧台安有7个摄像头，因为财务曾经发现收的款与账对不上，主要是为了监督收银。 让被告家属与律师感到气恼的是，一些媒体在案件开庭期间的报道。“其中某报连发7篇稿件。”一位律师说。 本报记者检索到了某报自7月19日以来的报道，其中把“荒淫无耻人面兽心的色魔”、“明火执仗穷凶极恶的狂徒”、“攀权敛财仗势欺人的富豪”分别作为3篇文章的标题。 张执文的辩护人之一、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的胡功群认为，在法院没有定案之前，仅凭公安机关及检察院的描述，将被告如此定性，有违传媒公正、客观的守则。张氏兄弟的大姐及辩护律师对本报记者称，在《南方周末》采访之前，没有任何媒体与他们进行过接触，但关于案件的报道却是“满天飞”。 8月31日，《新京报》刊文，对“大、小地主案件”是否涉黑提出了疑问。本报记者在当天联系鹤岗市检察院及黑龙江省公安厅，希望他们对此有所表示，但对方依然婉拒了采访。另据鹤岗市法院有关人士说，本案一审判决将于一个月后作出。 激辩“黑社会” “第一涉黑案”的庞大阵容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徐 彬 实习生 苏永通 被押上黑龙江鹤岗市中级法院的法庭时，张执文下意识地甩了甩手，试图减轻铁铐的禁锢。 作为“黑龙江建国以来最大、最典型的黑社会案件”的首犯，2004年7月18日，这个36岁、身高超过1.8米的男子，开始接受近一个月的审判。 一年前的5月30日，张执文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被黑龙江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刑事拘留。他丢掉了头上的光环———此前，他曾是齐齐哈尔市宇龙出租车公司等8家经济实体的负责人，以及该市龙沙区政协常委。 但他从此全国闻名，尤其是他的绰号“小地主”。目前，至少有20家媒体报道了“大、小地主涉黑案”。 被称为“大地主”的张执新———张执文的胞兄———站在弟弟身边受审。他是本案中的二号人物，现年46岁，与弟弟同等身材，同样被指控“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以下依次是三号被告王伟，一个出生于1975年、性情凶狠的男子；四号何兵，张执文之妻，36岁，由于花钱大方被当地人形容为“女花花公子”。以上两人连同张海、王辉等7名被告，被指控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者”。 在法庭上，另有包括杨之明在内10多人被认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还有13名“黑社会保护伞”一同接受审判，其中有齐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王瑞、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队长汲忠义，他曾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侦探之一。 “这是我所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庭审。”一位黑龙江律师说。此案中，55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26项罪名，除涉黑之外，还包括组织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私藏枪支罪及赌博罪等。为此，共有约60名律师为被告辩护。 黑龙江鹤岗市检察院派出了12人组成的公诉团。开庭那一天的下午，他们花了4个小时，才将超过100页的起诉书宣读完毕。 一辩：“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存在？ “尽管此案涉及的事件众多，但矛盾的焦点在于张氏兄弟的行为是否能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号被告的辩护者———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宣东说，“而焦点中的焦点，是公诉方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存在。” 鹤岗市检察院提供的起诉书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氏兄弟为了树立在社会上的‘大哥’地位，以同学、邻居、朋友关系为基础，陆续纠集劳改释放人员王伟等30余人，形成一定规模的犯罪团伙，逐步演变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张氏兄弟处于核心地位，对该组织的事务拥有最高决定权，其手下人员对二人唯命是从。” 这份编号为“鹤检【2004】10号”的起诉书，列举了若干例子证明张氏兄弟在“组织”中的权威性。其中包括：2001年8月，张执文驾驶机动车肇事撞人致死，其“手下”张海替其承担责任；39岁的张海还为张执文承担了殴打杨某致轻微伤的责任。而在控制、约束组织成员方面，张执新在“成员”杨之明犯罪后，找到警方以1万元为代价将杨取保候审。 “张氏兄弟还通过给组织成员发工资、发红包、解决住房，供组织成员养家和挥霍。”起诉书上称。 宣东在其辩护词中反驳说：按照公诉人的说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过程包括四个事实：其一，20年前，张氏兄弟为称“老大”而组织犯罪团伙；其二，如何纠集王伟等人；其三，形成犯罪团伙的时间及证据；其四，何时、如何演变为黑社会组织的证据。但起诉书——包括在庭审中宣读的公诉词里，对此找不到更为详细的描述，而且没有出示任何证据。“何况1985年的张执新只有17岁，”这位56岁的律师说，“你能想象一个未成年人去树立自己的‘大哥’地位吗？” “按照全国人大对‘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解释，其‘组织特征’是最本质、最鲜明的特征。”张执新的辩护人、北京君泽君律师所许兰亭律师说，“一个组织的成立与存在，不仅要求有明确的领导者，有一定数量的成员且骨干成员稳定，还要有比较明确的帮规或家法。但本案中缺少这样的帮规或家法。” 许兰亭认为，张氏兄弟的“权威”是由于两人分别创办了众多的经济实体，如宇龙出租车公司及华新宾馆。作为这些经济实体的所有者和领导人，他们为员工发工资和红包是正当的。根据调查及口供，所谓的“组织成员”，事实上都是张氏兄弟公司的员工。 案发地———齐齐哈尔市工商部门的登记表明，在“这个团伙”的19个经济实体中，3个属于哥哥，而另外8个是弟弟的产业，剩下的8个分别属于王伟、何兵等人。这些实体中并没有兄弟两人共有的财产。律师们在调查后得知：在被指控为“黑帮成员”的32人中，一号嫌疑人张执文不认识的人有7个；没有往来的人有5个；另有两人死于10年前。在张执新身上也存在同样问题。 在法庭辩护阶段，13号被告韩杰的代理人、北京铭达律师事务所马舒宁律师说：“公诉方将三个人群———张执文、张执新及王伟的手下凑齐，并认定他们是一个涉黑团伙，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大多并不熟悉。比如说我的当事人，只是在张执新开办的华新宾馆中长期租房。由于涉嫌赌博罪，就被认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二辩：他们“有组织地欺压、残害群众”了吗？ 长达6万字的起诉书中，共有8页内容用来描述“张氏团伙”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行。他们被指控涉嫌2起抢劫罪、6起寻衅滋事罪、1起聚众斗殴罪、10起故意伤害罪及2起非法拘禁罪。其中，张执文本人参与的暴力犯罪有6起。 “暴力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之一。”黑龙江省一位检察官说。依据人大的立法解释，“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欺压、残害群众”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条件。 媒体将此形容为“大、小地主涉黑案件之血色”，并披露此团伙拥有包括“AK47突击步枪”在内的15条枪支。 张氏兄弟的律师及家人承认，检察机关对其指控的“私藏枪支罪”罪名成立。 “但张执文参与的6起暴力犯罪中，暴力性明显不足。”宣东说，“这里没有一起给受害人带来轻伤以上的结果。并且只有一起事件中使用了枪支，张执文也没有用枪对该人进行射击。我们认为，他没有达到立法所要求的欺压、残害群众的程度。” 在检察院的指控中，这6起犯罪分别为：抢劫王玉成索要欠款；为哥哥张执新抢回赌博输掉的钱；由于其二姨子遭到别人调戏进行报复；其妻何兵在歌厅与人发生争执后，他用尖刀刺伤被害人腿部，并致数人轻伤；在歌厅与邹庆利发生口角后对其拳打脚踢造成被害人轻伤等。 张执文的另一位辩护人、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胡功群律师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暴力犯罪，必须是为了该组织的利益和目的，有组织实施的。但从张氏兄弟参与的8起暴力犯罪看，都是个人行为且事出有因，谈不上为了“组织利益”。 “张执新被指控参与的两起暴力犯罪，同样不具备组织性。”许兰亭律师说，“依据起诉书，一起是因为他和人赌博，发现对方作弊将其非法拘禁；另一起则是因被害人长时间辱骂张执新，并准备纠集人员殴打张执新时，张才用枪将其腹部打伤。” “更重要的是，张执文的6起暴力犯罪，第一起发生在1987年，另4起发生分别发生在1993年及1995年。只有一起发生在2002年。”胡功群说，“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1997年后才写入《刑法》的。按照‘罪行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原则，怎么能将这些行为纳入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暴力犯罪中呢？” “另外，根据起诉书的内容，这个团伙涉嫌的数10起犯罪中，没有一起是张氏兄弟的共同犯罪。”胡功群说。 了解本案的一位检察官对律师意见提出了反驳。“尽管张氏兄弟亲自参与的暴力犯罪较少，但他们的手下———尤其是三号人物王伟———在齐齐哈尔影响恶劣。其中，还涉及若干起重伤及一起命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作为涉黑团伙的头目，张氏兄弟应该对自己手下的行为负责。所以，本案的关键还是在于这个团伙是否能够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三辩：一亿资产是否全部涉黑？ 200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该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特征，除了“组织特征”及“行为特征”外，还需要“经济特征”———“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及“结果特征”———“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纵容或包庇，称霸一方，在一定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按照起诉书的说法，“1996年以后，张氏兄弟相继成立了19个经济实体，并以此为依托，在合法经营的掩护下进行犯罪活动。”检察院确认，兄弟两人的非法收入分别来源于以下渠道：组织卖淫7000多次及淫秽表演，获利人民币200多万元；通过强迫交易、给交易方“空头支票”等方式获利近200万元；开设赌场获利近百万元以及偷税310万元等。“截至案发，张氏兄弟共聚敛了5000余万元的巨额经济利益。” “翻遍这本起诉书，有据可查的非法所得只有700多万元，这和他们聚敛的5000万元财产有着很大差距。”宣东说。 许兰亭律师承认，在华新宾馆等地有卖淫、赌博现象的发生。但他认为，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独有，不能仅仅根据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认定这个组织涉黑。 根据黑龙江省公安厅提供的消息，2003年4月28日侦破此案后，他们已经将张氏兄弟的财产全部查封。这包括两人所聚敛的价值5000多万的资产，以及银行贷款5000多万元。“他们的房产、汽车等多得只能用明细表列明。”一位办案人员说。据报道，这些被扣押的财产价值共计人民币1.05亿元。 辩护律师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要查封公司的资产，就必须指控其涉嫌犯罪。”胡功群律师认为，“但在本案中，被指控的是张氏兄弟而不是他们的公司。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侦查机关不加区分地一概扣留、查封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应当予以纠正和返还。” 曾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厅的某人士说，此案的另一个复杂性，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果特征”不好确认。依据立法规定，这种组织需要在“一定行业内或范围内”形成非法控制。但“一定行业或范围”指的是什么，是一条街道还是一个城市？ “这反映了立法上的缺陷。”他说，“按照一般规律，法条来源于事实；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其特征并不明显。所以，相关的法律依据并不严格，这也是控辩双方激辩的根本原因。” “打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访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 本报驻京记者 寿蓓蓓 齐齐哈尔“大、小地主案”如何进入警方视野，迄今是一个谜。 据知情者透露，接到举报之后，黑龙江省公安厅暗中进行了初步调查，将结果向公安部汇报，而后，该案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案子。 据了解，黑龙江警方采取异地用警的方式，从齐齐哈尔之外的城市，调动了数百名警力办理该案。在公安机关侦破的各类案件中，只有打击涉黑案件实行异地用警、异地关押。公安部有关人士说：“目前从没有跨省调动警力，如果将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大了，我们还可以跨省调动。”据悉，该案126名犯罪嫌疑人除了自首的，是从全国20多个省市抓获的，案卷卷宗就堆了几米高。 而这一切的后面都可看到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的影子，这个处室在1993年成立之初，就以打黑除恶作为最主要的职能，并采用国际标准称谓“有组织犯罪”，而不是俗称的“黑社会”。 2004年8月30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 有关“大小地主案”的争论 记者：张案被告的一位律师形容，这个案子像个大拼盘，涉案几十人很多互不相识，或者之间没什么联系，他们将这个情况作为此案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依据。 负责人：我国现在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是金字塔形的，有些马仔不一定够得上老大，但是间接地受他领导。首脑的意图通过中层骨干贯彻下去实现，这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特点。 记者：有律师提出没有成文章程，不是严密的组织，不具备必备的条件，有什么依据说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负责人：不一定有条文才是严密的组织。事实上明确写下黑社会性质条文，组织要怎么干、谁要怎么听话的情况很少。大部分组织尽管没有成文规定，但是内部分工很明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哥，大事我做主，我一个眼神手下就知道要干什么，比如看谁不顺眼，说一句话，手下人就把谁做掉了。这方面我们要查很多的东西，平时怎么分工、什么结构，都要查清楚。 记者：还有为此案辩护的律师提出没有暴力特征，连重伤害都没有。 负责人：有没有暴力特征要靠事实说话。暴力伤害有时不一定就是肉体上的，威胁也是暴力，比如说“你不给我什么，你全家明天没命”。打是为了让你害怕，语言也可以做到。为什么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刚开始打打杀杀还比较多，发展到最后暴力行为却少了呢？是不用打了，靠淫威就能达到威胁目的。 记者：如果仅凭口供，有没有可能陷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负责人：不能光凭口供，光有口供不能定罪，我们要做很多调查了解，证据要形成完整链条，互相印证。另外法院对证据是否有效力、采集是否合法也会有认定。 没收涉黑资产未有明确规定 记者：中国有黑社会组织吗？ 负责人：对于我国有没有黑社会，过去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论很厉害，有些说有，有些说没有。后来1997年修改刑法时是这么解释的：我国现在能量这么大的犯罪团伙，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一些特征，比如人数很多，有一定的组织，有暴力手段，有经济实力，有“保护伞”……但是跟传统的黑社会比起来，比如上海滩上的青帮、红帮啊，我国当代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展时间还比较短，能量和活动范围也不是很大，就定性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记者：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境内还是没有黑社会组织吗？ 负责人：还是没有。 记者：曾有学者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官方掌握的数字大约多少人？ 负责人：如果像他说的现在还有100万黑社会成员在那儿活动，那我们就没法交差了。 记者：那打掉了多少呢？ 负责人：2001年12月到2003年4月，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期间法院依照刑法第294条判的，有200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涉黑成员人数没有统计，但能估算出来，一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处理的成员多在二三十人，多一点的50多人。 记者：每年打黑的办案经费有多少？ 负责人：这不好统计，因为主要由各地自己出钱，现在咬紧牙关，集中警力和财力办打黑案件。 记者：既然办案经费短缺，会不会导致从被查封的涉黑资产中想办法？ 负责人：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些资产按规定，法院判决之后我们该上交的上交，该返还被害人的返还，不允许边办案边从中扣取。 记者：涉黑资产按规定怎么处理？ 负责人：非法所得应该由地方政府没收，一是看他资产的来源，是不是利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另外看企业有没有非法经营。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展大了，积累一定资金以后，往往办公司，觉得什么行业赚钱就做什么，或者以公司为掩护，把黑钱投到这里面。它的资产我们都是要没收的，没收以后，如果有些工厂办得比较好的，那就接管，换企业法人。 记者：一个人名下可能有很多企业，哪些是合法注册、运转的，哪些是非法资产怎么判断呢？是不是只要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把名下所有资产统统罚没？ 负责人：现在这个没有明确规定，我们也正在跟有关部门沟通。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一定要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如果不没收的话，它有经济基础，还有一定的能量。用黑钱办的公司，那肯定都是要没收的。 打黑与反腐败紧密相连 记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负责人：我个人感觉滋生蔓延呈上升趋势，我们处1993年成立时就意识到有组织犯罪可能会出现发展的趋势。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管理的空白点比较多，打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记者：到目前已经查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保护伞级别最高的是哪一级？ 负责人：据我了解，大多数级别不高。马向东是厅局级，应该算是最高的吧。 记者：如果不打黑，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负责人：黑社会势力一旦发展了就很难打掉，意大利黑手党怎么打？它渗透到各个领域，盘根错节了，政府机构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确实很难打。 记者：据说从偷拍的录像带里看，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并不是最高级别的官员。这些官员的身份会公开吗？他们会作为“保护伞”被判决吗？ 负责人：无论什么案件，发现什么问题就查什么问题。如果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到宾馆进行过违纪活动，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按照2003年12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5条规定“进行色情活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第156条规定，“嫖娼……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大家都知道党员嫖娼要“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我觉得这些打黑案件暴露出来以后，对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教育：你别以为跟有能量的人在一起心里就踏实，他们其实都是利用，跟官员根本不是所谓“交朋友”，目的很明确，就是慢慢都给拉下水。 记者：黑社会的保护伞一般在什么部门比较多？ 负责人：经济管理部门，更多是政法系统的，公、检、法系统应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渗透的重点。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部门与打黑相关吗？ 负责人：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发展的过程当中要使用暴力，往往要受到查处，为了逃避打击，政法系统是它们渗透的重点。 记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判断标准有两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办案时以哪个为准？ 负责人：以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为准。这两个解释的不同之处在于，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强调，要认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必须要有明确的“保护伞”；而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中，不一定有“保护伞”。 记者：因为没有规定非得有“保护伞”这项标准，在实际打黑中的效果是更好地打击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保护了“保护伞”斩草不除根？ 负责人：不是说保护了“保护伞”。刑法上有相应的条款，第294条最后一款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在打黑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按刑法规定查处“保护伞”。 因为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形成都有一段时间，我们沿着它的成长、发展轨道查，肯定涉及它过去作的案件为什么没有被打击、被处理。 大多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有“保护伞”的，但认定它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保护伞”不太好挖，如果没有“保护伞”就不能认定它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对打击它并不利。 记者：你们在打黑工作当中与反腐败部门有没有合作？ 负责人：非常密切。比如涉及公安系统的，公安部刑侦局与部里的纪委合作很密切。涉及其他部门党政干部的，与中纪委、各省纪委都有联系，很多案件一开始就是合作办理的，纪委先查，然后转到司法机关处理。(吴晨光 徐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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