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9·11”之后人类反恐史上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的人质危机,截止到9月8日,已有366名人质死亡，700多人受伤,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

　　俄独立军事专家帕维尔·费尔根豪尔9月7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在此次解救人质事件中，我们的安全部队再次出现了组织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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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早些时候，俄罗斯电视台已经在报道中把责任归咎于“将领、军方和公务员”，指责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直到总统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别斯兰人质事件余波未尽,9月7日,两名意大利妇女和两名伊拉克人在意驻伊人道救援机构“巴格达之桥”办事处又遭到武装人员绑架。

　　而国际恐怖组织则一直把他们劫持的人质,作为应对美国攻击的交换条件。在伊拉克,人质劫持事件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状态。

　　频繁发生的人质危机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别斯兰人质事件使人们重新审视当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这种极端局面。

　　当炸药高悬，劫匪把匕首横在人质的脖子上,尽管周边特警围似铁桶,准星亦瞄准每一个劫匪脑壳，但何时应该并能够扣动板机，这是一个谁都无法精确判断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最近也披露许多人质事件,虽然,中国的人质事件和俄罗斯的人质事件形成机制不同，但中国仍可以从俄罗斯人那里总结经验和教训。

　　除暴安良与“以人为本”的争论

　　“尽管劫持事件有其特殊性，但为制止这种犯罪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仍然是下下策。”一位法学博士说，“我们不能因为打击犯罪而忽视人质的生命安全。”

　　如果按照上述要求，中国目前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并不“成熟”。在7月2日的“银川事件”和7月7日的“长春事件”中，人质最终死亡。俄罗斯人也面对同样的尴尬。

　　除却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偶发的人质劫持事件中，西方国家警察与劫匪谈判的成功率为80%。

　　据银川媒体分析，银川人质事件发生后，警方在仅20分钟对峙后便开枪，是失败的直接原因。狙击手的子弹首先穿过了人质的大脑，打在墙上后又反弹到劫匪的身上。

　　而在“长春事件”中，有专家分析首先是现场领导过多──包括该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省公安厅领导、刑侦总队队长等，这给劫持者过大的心理压力。

　　一直在场的人质家属则认为，警方在解救过程中没有体现“以人为本”──歹徒曾经要求让人质开车离开现场，但警方拒绝了，理由是“不能纵容罪犯”，而这个理由似乎和普京的理由类似。

　　那么，出现类似的营救失败，人质的死亡该由谁负责？

　　“从刑法的因果关系角度看，如果没有歹徒劫持人质，就不会有人质事件发生，警方不会介入，更不会导致人质死亡的后果。”北京大学教授郭自立说，“所以，歹徒应当对人质死亡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是警方。”

　　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李洪雷博士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家属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认为警察在解救过程中有违法行为,请求国家赔偿;另一种则是承认警察的行为是合法的，但要求国家给予补偿。

　　“要证明警方违法是比较困难的。”李洪雷说，“违法是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或者在行使裁量权时严重不合理。但在解救人质这种瞬息万变情况下，很难判断警方究竟怎么做才算正确。”

　　李洪雷说，尽管目前的法律对于补偿还没有统一规定，但像这种解救人质失败的情形，由于有了国家公权力──这里是公安局──的介入,国家应该提供补偿，“这也是尊重人权的表现之一”。

　　面对各种各样的争论，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是面对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犯罪活动，首先考虑的，还是不惜代价地坚决予以打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反恐毕竟是一场战争，牺牲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哪怕明知有可能造成人质死亡,也决不能因此放弃使用武力,否则,只能纵容更猖狂的恐怖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普京采取的行动是值得赞赏的,而事实上,俄罗斯用武力解决人质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一位专家说。

　　“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专业研修班”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为应对这种特殊的犯罪,减少伤亡,中国警方目前正在培养一批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员。当然,他们不是狙击手。

　　据北京警方一位官员透露,在位于昌平区的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正低调举办“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专业研修班”。

　　此次研修班对北京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推选的50多名骨干进行心理测试等训前遴选，从中挑选出17名精英进行培养。吉林省的类似研修班也在进行中。

　　国外经验表明，谈判专家能在危机事件中收到奇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美国一位出色的人质谈判专家,曾处理了200多起突发事件,从未有人丧生。

　　“谈判专家不仅要通过交流赢得时间,平息现场紧张状态，还要帮助犯罪嫌疑人理性地认识形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梅建明教授说。

　　“歹徒劫持人质往往只是手段,其目的不一定是杀人。但是嫌犯处于激动情绪中，很可能采取过激做法。这时就需要谈判专家的点化。”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描述中，一位优秀的谈判专家应该具备这样的特点：年龄偏大──给人以信赖感；语速较慢，但一言九鼎；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以牵制谈判对象。

　　真诚的沟通包括很多技巧，包括眼神、身体语言、问话怎么开始等。王大伟提供了一个细节:问“人质是否受伤了”的效果不如问“你们那里有人受伤吗”，因为后者会让劫匪感觉到些许温暖。

　　在“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专业研修班”的培训中，谈判提纲的制定、谈话技巧和心理素质及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是讲授重点。

　　其中一道“经典”题目是:“有人在超市里劫持一名女子，并且已经点燃腰上的炸药包，而导火索只有10厘米长时，你作为谈判手应该怎么做？”

　　有学员在受训后认为:劫持者既然已经将匕首横在人质的脖子上，为保证人质安全，不能立即击毙。最好是扑上去先制服劫持者，再拔掉导火索。

　　导火索是1秒钟燃烧1厘米,从点燃到爆炸还有10秒钟的时间,谈判专家这时应先对劫持者大喊一声:“你的家人也在这里！”看劫持者是否会因此拔掉导火索。如果3秒钟内劫匪没有悔意，警方应该迅速行动。

　　王大伟称，他14年前留学英国时，他的老师──英国埃克赛特大学警察学研究所所长比尔，以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作为对付劫匪的法宝:“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匪徒叫嚣的时候,我们不能和他硬碰硬，可以满足他的条件,因为要考虑人质的安全。这个时候,要摸清他的底牌,并组织攻势,谈判专家、狙击手都要到位。”王大伟说。

　　“接下来,可以不停地发动心理攻势,以削弱歹徒的意志,造成其心理恐慌。而当其精神松弛的时候,可以采用强攻,达到制服劫匪、解救人质的目的。”

　　这确实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谈判，但它并不是两人之间的对话。一个专业的谈判小组内部有着明确分工,包括谈判员、策略员、情报收集员等。他们各司其职,紧密配合。

　　谈判并不意味着解决一切问题。但中国警方的新努力必然将在今后的类似事件中发挥作用。-

　　中国为何频发“人质事件”

　　北京警察学院教授高锋观察，目前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劫持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劫持者几乎都是进城的农村青年，被劫持者通常是“看起来掌握着财富”的人。

　　“目前，社会上存在一种仇富心理，这是导致此类事件多发的原因之一。”这位专家说。

　　“近年来，劫持人质事件在国际上也呈上升趋势，这与恐怖活动的日益活跃有关。”北京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恐专家说，“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不可避免地被国内一些人效仿。”

　　据《瞭望东方周刊》观察，从6月21日的安徽“六安事件”直至8月27日的北京“怀柔事件”，68天里已发生十几起人质事件。

　　绑架者一般为男性，30岁左右，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事业受挫，所使用的凶器基本为水果刀、菜刀或匕首，部分人携带炸药包或者把持着煤气罐。

　　案发地多在高楼、地下室、车辆内部等面积狭小的地带，使劫匪容易躲避狙击手的快枪，劫持者几乎全部是单独行动，这与国际上频繁发生的精心策划、组织明确的绑架事件有着本质区别。

　　被绑架者中很多并不是富人，与劫持者也不相识，这说明，大部分劫持事件的偶发性很强。至于劫持人质的目的，在这几起事件中，70%是为钱财，另有少数报复行为。在安徽六安的人质事件中，劫持者只索要几百元。

　　而在北京通州人质事件中，匪徒开口是8000万元。一个信号值得注意：劫匪开出的“天价”通常是处于警方重重包围下作出的。

　　根据高峰的分析，目前的劫持者大多属于弱势群体，生活的窘迫及心理的失衡使他们以一种疯狂状态向社会反扑。“你听说哪一个大款去劫持人质的吗？你听说过一个官员劫持人质的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道德规范呈现多元化，社会生态也在不断改变，基层政权、家庭及学校等抑制犯罪的机能有所减弱。

　　但也有专家认为，人质事件在近期内并未明显增多，只是媒体的渲染以及警方的处理不当，让人们感到一些恐慌。

　　“总体来说，中国的发案率还是很低的──在万分之四十以下，远远低于欧美一些国家的万分之八百的平均值。”

　　王大伟说，“在所发案件中，只有25%属于暴力侵害案件。而在这之中，劫持人质又占很小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必为自己的安全过于担心。”《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特约记者徐方/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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