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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同性恋生活揭秘 自发成立关爱小组防治艾滋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3日11:35 新华网
成都同性恋生活揭秘自发成立关爱小组防治艾滋

艾滋病防治宣传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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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同性恋生活揭秘自发成立关爱小组防治艾滋

发放安全套


成都同性恋生活揭秘自发成立关爱小组防治艾滋

设立在同志酒吧的健康宣传栏


  新华网四川频道 本网记者通过连续跟踪采访,深入成都同性恋者活动的酒吧、公园和社区组织,强烈地感受到同性恋者对摆脱“灰暗”身份的期盼和对社会理解的渴望。因为压抑,“刚认识几分钟就可能发生性行为”。面临艾滋病的威胁,成都同性恋者自发地成立了“同志”关爱小组,有组织地防范艾滋病在群体内的传播,引起了卫生部和国际机构的关注,并应邀参加了今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第15届世界防治艾滋病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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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艾滋病在我国有所蔓延,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对吸毒、卖淫人员的抗防艾滋病工作有了进展,而对同性恋这个高危人群却难展开有效的工作。专家们说:“其难度在于同性恋者的身份不确定性,同性恋者被视为非主流群体,同性恋者一旦其身份曝光,很难在单位、在朋友圈子及家庭中有立足之地。”

  “同志”世界:因压抑而性乱面临艾滋的危胁

  坐落在城南的成都天使宾馆,二楼小餐厅临时变成会议室。成都同性恋者自发成立的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每月一次的工作讨论和聚餐会在这里举行。下午三点半,三十多人到会,有银行职员、学校教师、公务员、在读博士、医生及在校大学生。他们是勇者,为抗防艾滋而志愿做义工。他们也怕惹“麻烦”,没有请服务员送茶倒水,而且关起门来讨论防艾滋这个“阳光”问题。如同以往一样,记者又一次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晓东――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长,35岁,曾经在当地知名度较高的同性恋酒吧做老板。同性恋的群体现状,让晓东非常不安。如今,他已成为了同性恋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今年7月,他应邀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世界防治艾滋病大会。

  晓东的语气平静中有几分无奈:“因为是同性恋,我们不是主流生活的人群,受到的压抑是常人不能想像,同性恋又是没法通过医学进行矫正的。”

  “许多人对同性恋不理解,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更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总是通过一些负面报道,如同性恋卖淫等事件来涵盖对整个群体的认识,用敌视、侮辱的眼光看待这些人。看看街头的橱窗宣传,艾滋病都是与卖淫、吸毒等丑陋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同性恋自然就划进了这个范围,由于没有对同性恋人群做一个客观评价,媒体上更多的也是负面的报道,因此,“同志”的生活就更隐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防艾工作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个层面。试想一下,同性恋是一个隐私问题,连我们的亲人都不肯告诉,又怎么能允许其他人的介入?”

  小刚――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成员,27岁,某知名公司职员。“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几位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者主动到“同志”活动点去派送安全套,在同性恋酒吧里应当说去的都是“同志”,由于不懂得“同志”的心理特点,‘同志’不但没接受调查,更没有接受他们想派送出去的安全套,急得这些人没有办法。”

  小柯――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成员,26岁,在读医学硕士。他在世界防治艾滋病大会上的发言受到好评。“‘同志’的生活隐蔽,但非常活跃,从网络上看,国内就有几百个同性恋的网站,其中交友、聊天最为火爆,他们多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通过网络认识朋友、见面后,就发生性行为,这个情况在上网的学生及其他层面的年轻人中非常普遍。在一些浴池、公园,一些素不相识的‘同志’,在对对方身体健康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要有感觉,就可能有性行为发生,群交玩3P等等。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又滋生了以卖淫为生的‘小弟’。”

  “外人想进入这个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及相关部门想插手的难度也非常大,‘同志’是一对一的交流,外界很难寻到切入口。在与受访者的接触与交流中,他们谈到对性行为不使用安全套也同样是不安的。只是他们认为,身上要是有安全套,一旦行为被发现,相关部门就会将身上有安全套做为“卖淫”的一个证据,为此,自己宁可危险也要求‘安全’了。”

  “我自己是一位医生,更知道同性恋中一些不负责的性行为会有多大的危害,我们也知道‘同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关爱小组:让防艾滋阳光照进“同志”人群

  2002年,“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自发成立。

  小组以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医生、公司职员等为主要成员。他们在圈子内,以“同伴教育”为主题,宣传防治艾滋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度评价其小组工作:政府想做,而做不好的事,他们做好了,民间的社区组织担当起了重要角色,这对中国同性恋者的防艾滋病工作、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的启示。

  小组的几项工作受到了官方的肯定:

  ――“社区同伴教育”。针对“同志”中都有相对固定的社交圈子,小组选择了“同伴教育”形式工作,“同志”想结交朋友,义工主动为之;“同志”朋友聚会,义工讲解各种性知识,派发安全套,讲自己的使用经验、体会。义工是自己身边的朋友,自然、安全,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隐私。去年,小组在成都地区做了十五次活动,每次都有六七十人参加,参加过活动的人又成为小组的骨干,他们又在自己的圈子中做宣传。

  ――“社区干涉”。开设“同志”生活热线电话,电话开通一年来,已接到2000多个电话,有的咨询者又成了热心的义工。小组办起了定期发行的宣传品,通过传阅方式收到艾滋病的防治与自身保护的教育。小组在多个“同志”的酒吧建立起宣传台,这里有性行为安全指南资料,也有免费的安全套。成都同性恋酒吧建立起了艾滋病监测哨点,这也是我国首个“同志”社区测哨点。同性恋者中高危人群是同性卖淫者,小组对这部份人也采取主动工作,与他们联系,提供咨询,成都的抽样表明,100%的同性卖淫者人都主动使用全安套。

  ――“社区性病就医”。同性恋者中与多人发生性行为情况普遍,当有性病或担心感染艾滋病时,又不愿意去医院做检查,怕医院将性行为与道德挂钩,而导致病情延误。小组帮助在成都选择救治医院,今年初,在四川省建筑医院建立起全国首家针对“同志”艾滋病检查的医院。

  重视、善待、指导:小组“同志”的呼声

  小组负责人小柯等多位朋友,向记者谈到了同性恋者对政府工作的期望:

  一、政府要重视这个“通道”。长期以来,同性恋者防治艾滋病是盲区。今天,这个群体中有人主动站出来,帮助政府做难以做到的事。如果政府支持这个“通道”,这些义工就会更有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相关部门如采取漠视态度,为难他们的话,政府与‘同志’圈的一个最有效的通道就可能消失。

  二、善待这个处于弱势的民间组织。同性恋者义工们说,自己组织一个社区自我宣传的小组,需得处处谨慎。有的部门提起“民间小组”,不自觉地就会将他们与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他们有后顾之忧。小组成员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小组成为一个得到民政部门批准的团体。在经济上,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给他们一些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而目前他们的经费不少是自己掏腰包,因为身份特殊,社会很难给他们物力支持。

  三、希望公安、医学、心理等方面多给予指导、配合。以公安为例,他们说,在访问中,不少的同性恋者在生活中有被敲诈经历,不少人遇到这种情况不敢报案,也不敢找人商量、咨询,相关部门与他们有定点联系人,圈子内的默许犯罪情况就会少起来。(文:记者史春东 图:采访对象提供 )

  注: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中同性恋者的姓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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