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

　　记者 沈沂/城市快报

　　他们本该是站在阳光下，却不得不隐身于黑暗中；他们本应高擎正义之剑，却只能敛去锋芒。斗争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但在日寇横行的日子里，他们选择了最艰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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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82岁的赵琪老人和85岁的王文源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有人知道这黑暗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信念还能支持多久，但那个时代的人民始终同仇敌忾。”因为总有人相信，正义虽然总是迟到，但迟早会到。

　　“这些特务够笨的”

　　天津沦陷了，日本侵略者渗透到天津各个领域，工厂里实行军管，学校里也出现了日本教官。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一中学(现天津三中)每周多了4个学时的日语课，学生见了日本教师都必须行90度的鞠躬礼。

　　伴随“明枪”而来的，还有“暗箭”，几乎每个班都安插了一个特务。按照日本人的计划，这些特务以学生之名进入课堂，必然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知道。然而，侵略者显然高估了特务们的能力。

　　“在班里，大家都知道谁是特务。一眼就能看出来。”王文源老人的笑容里带了些轻蔑，“他们可以说是有点笨。”所谓“相由心生”，这些日特通常都是贼眉鼠眼的，尤其是这种没有修炼到家的特务。他们通常从外地“空降”来天津，因为在天津本地几乎没有学生肯为日本人效劳。转来的学生本来就容易引人注目，何况有些人一看就和正常学生有“代沟”。

　　“他们中有人是和我们差不多岁数，但有的明显比我们大很多。而且，他们基本上属于上课睡觉、下课无所事事、连作业也不写的人。”毕竟特务们是有“正当”职业的人，所以上不上课，无所谓。全校老师们看在眼里，自然都小心谨慎，于是对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有一次，我们班上罢课，只罢一门———日本教师的课。全班都消失了，就剩下那个特务乖乖地留在教室里。这还不明显吗？”这位特务的确是够笨的，好歹也要装装样子，敷衍一下嘛。这样不被人看出来才怪呢。

　　神秘的买卖人

　　既然黑暗笼罩大地，那么在曙光来临之前，地下党们只能隐身于他们的另一个面目之后，他们向工作单位隐瞒、向青梅竹马隐瞒甚至向自己的家人隐瞒。

　　1944年的春天，赵琪老人担任政治交通员的任务，往返于解放区和天津沦陷区之间，家里通常是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人影。赵琪向家人解释，自己在外面跑买卖，只是，这个跑买卖的人，从来没有给家里赚回来一分钱。

　　“那时候从家里出去都是偷偷摸摸的。”王文源老人补充说。地下党有一条铁的纪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儿女。王文源一旦要到解放区学习或是执行任务，就得把离家搞得神神秘秘。换洗的衣物是偷出来的，“要是大张旗鼓地收拾衣服，家里肯定会问，没准不说清楚原因还就不让出门了呢。”几件衣服被塞在小包袱里藏在床下或是保存在同学家，几天后，该走了，空身出门，留张纸条在桌子上，简单地写着“我走了，过些日子回来”，倒是比离家出走稍微让人放心些。

　　“有时候，他不留纸条，写信让我们给他家送去。”赵琪就扮演过“邮递员”的角色。这封信不能乱投，估摸着时间够长了，王文源差不多已经离开天津了，家里人想追也追不回来了再去送。到了王文源家门口，左看看右瞄瞄，没人，把信扔过院门，跑！

　　“不能告诉家里人呀，家里人多嘴杂，一旦风声泄漏，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孤家寡人地干，也心安呀！”就为了这句孤家寡人，赵琪和王文源都是解放后才结婚，因为他们也不想给另一半带来危险。

　　“那时，枪就在我的眼前晃动”

　　往返于解放区和天津沦陷区，必然要经过日军所设的重重关卡和岗楼。环境的残酷让交通员的工作既艰苦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敌掌。从根据地回天津所带的文件不能过多，重要指示还不能记录，只能默记于心，然后再传达。

　　每年赵琪都要回天津3次，也就是说要6次穿越封锁线。穿越封锁线的地下党的掩护身份通常是商人，借口是招工、催债、订货等等。有时，他们会跟着大队老百姓混过去，有时也要单独面对盘查。

　　“有一次，我从解放区回天津，经过梁各庄的关卡。”那一日的赵琪穿着半新的棉袍，头戴一顶皮帽，手里是一个女同志给他编织的白线网兜，里面只是一点零星用品和山区的大红枣，一如既往的平常，不会引起敌人注意。但是，那一天，公路上的行人却少得可怜，走到日军关卡的时候，只有赵琪一个人。

　　既然只有一个人通过，闲来无事的日军自然要仔细查一查。“他对我连喊带比画，还时不时拿枪威胁我。”枪，就在赵琪的眼前晃动，仿佛随时能崩出子弹。镇定、镇定，赵琪提醒自己，这时候只要稍显慌张，就会……“我大大方方地跟他打招呼，把我日商裕大纱厂的职员证件给他看。”赵琪用中国话向日军解释着，自己是替工厂招工的；而日本兵却用日语询问着，赵琪假装不懂日语，一味给他看证件，讲汉语。这样混乱了一阵后，日军看看赵琪没带违禁物品，便将他放行了。

　　“实际上，在我的棉袍贴边里藏着4枚金戒指，那是带给天津地下党做活动经费用的。如果日军搜身，麻烦肯定不小。”

　　“他送走的‘发小’是个共产党”

　　“还有一次过封锁线有点危险。就是日军刚刚投降的时候，我带着二十几个同志从解放区进天津，守封锁线的人换成了伪军。”由于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日军向共产党投降，于是在“国军”尚未抵达之前，社会治安交由天津的伪军负责，地下党们依旧不能公开露面。

　　这一天，二十几个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封锁线，女同志和男同志假装成小夫妻，赵琪和另一位女同志殿后。人们陆续通过，伪军有点纳闷，怎么今天都是一对对的青年夫妇？不对劲儿！“把他们带走。”伪军长官一声令下，赵琪和女同志被押到了西营门伪警大队部，此时的赵琪反而不紧张，因为由他带领的同志全都通过了封锁线。

　　伪警长官斜睨着赵琪，“进城干吗呀？”“我们两口子就是咱天津人，刚探亲回来。”赵琪谦卑地说。“到哪儿探亲呀？”“易县，易县。”这样的对话不知持续了多久，哪个庄哪个村哪户人家哪个人，伪警差点要连这个村子里刚出生的小孩儿生辰八字都给问出来。好说歹说，这位长官终于同意让女同志进天津找个证明人来，赵琪依然被扣留。时间慢慢流逝，赵琪等待着，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

　　门开了，一名伪警进屋给长官添水，扭头看见赵琪，愣愣地盯了半天，突然大叫：“兄弟，是你呀！”一下子峰回路转。“他是我的发小，我俩从小玩到大，后来他做了伪警，也是好几年没见了。”

　　这位伪警不遗余力地向长官证明赵琪的“清白”，“我们俩打小就在一块儿，我这兄弟绝对没的说，长官……”不一会儿，伪警就极为热情地把赵琪送出了门，还并不知道他这位“没的说”的兄弟，是蒋介石欲除之而后快的共产党。

　　赵琪，1993年从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上离休；王文源，1983年从天津市科委副主任任上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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