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观察：“求同存异”的新境界

　　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北京

　　“同”在何方？

　　这无疑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全亚洲的政党代表包括各国政要汇聚初秋的北京，9月3日至5日连续3天对该会议的报道占据《新闻联播》的头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首次主办的国际性政党会议。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似乎是较远的事情。采访的路上我问一个“的哥”：“知道这次政党大会吗？”他说：“嗨，不就是一帮哥们隔三差五找个机会聚聚么，今天在你家，明儿到我家。” 老百姓的理解不是全无道理，亚洲政党大会从创办之初的“在亚洲政党间架起桥梁，并培养相互间的伙伴关系文化”就有些政党联谊会的色彩。

　　这次会议也一样，可以说至少在形式上非常祥乐和睦。与会者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多个政党，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会议期间不搞思想理论、主张方面的争论，不讨论与会政党所在国家的国内事务，本着平等原则，不排座次，其乐融融，在3个会场不分议题、不分主次召开分组会议。为方便不同国家政党代表更多地了解有关国家情况，同一国家的不同政党不安排在同一分会场，而且分会场没有编号、完全一样，最后也不会形成什么有约束力的讨论成果。

　　一名与会者坦诚地对记者说：“其实这会议挺枯燥的，一个政党代表发言10分钟，超过了就有人提醒，说不了什么新东西，感谢主办方和各位嘉宾，接着介绍一下本党和自己国内的情况就到时间了。”

　　确实，从新闻的角度来说，有时把争议和矛盾展现出来更精彩一些。而在这次会议上搁置争议，以“交流，合作，发展”作为共同主题，则体现了一种寻求共识的智慧。这不由让人联想到49年前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在那次被称作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上，虽然一开始围绕意识形态，展开争执，但亚非国家对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共同痛楚仍然清晰，外在威胁使各个国家得以暂时搁置了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争议。而在亚洲经济崛起的今天，各国政党的利益和诉求更加多元，这个时候，再谈搁置争议的“存异”固然没有问题，而“求同”就必须注入新的内涵，换句话说作为活跃的政治力量，各国不同制度文化宗教背景的政党“同”在何方？

　　而这正是亚洲政党大会真正的亮点所在。

　　亚洲也要有议会？

　　从第一次马尼拉会议发表的《亚洲宣言》，政党大会就明确提出“为了加强亚洲经济和政治合作，我们将鼓励和倡导最终建立亚洲议会”。并明确表明：“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符合各国利益的、将带来全亚洲和平和繁荣的、能丰富我们人民思想和精神的共同体。”

　　但由于亚洲这个重新崛起的大陆，其历史渊源的复杂性，一体化程度远较欧洲为低，一些国家的政府坐到一张桌前，都是件难事，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鲜和韩国，甚至有些国家内部还没离开战乱，比如东帝汶和阿富汗。因此“亚洲议会”和“共同体”确实还比较遥远。

　　恰在这个时候，党际交流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政府间的谈判往往将直接面对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政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则可以超越障碍，“不直接处理政府间的具体事务，不拘泥于外交礼仪和形式”(马文普语)，而在相似的角色和远景上找到可以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成为促进地区合作的“第三轨道”。这就好像两个为了彼此雇主利益唇枪舌剑的律师，也可以就共同的职业体会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比如分组讨论中，巴基斯坦代表就表达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必要；接下来，印度国大党代表就表明本党对于和平的热爱。好像各说各的，但说话听音者还是能感觉到彼此努力传达的信息。

　　而在政党之间的相互理解又会最大程度地影响各自政府的决策，如王学东先生所言，政党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所以亚洲政党大会的宗旨就是“亚洲政治组织间建立相互信任和友谊，通过协商和交流各国经验寻求政治共识，为谋求所有国家的和平与经济繁荣而制定共同的政治战略”。

　　而纵观3次会议的议题，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在地区安全对话、裁军；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呼吁各国加强经济合作，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探讨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共同货币乃至亚洲共同市场的可能性;在扶贫方面的国际合作；支持旨在推动基督教—穆斯林合作和不同文化与文明间对话的努力等，无不反映了各国政党对于区域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祈望。

　　政党推进亚洲政治文明

　　以往亚洲各国由于历史积淀原因，往往更多地强调国家、政府和当权者的权威和利益，有时不惜牺牲个人自由和利益。正是在所谓“亚洲价值观”背景下，大部分亚洲国家都组成了强势政府，政府领导人更是铁腕人物；而人民则表现出了温良恭俭的品德。无疑，这样的价值观及社会架构，对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在一定阶段是非常有利的。而它也带来了威权政治乃至独裁政治的恶果:政府大力干预市场运作，官商勾结，任人唯亲，腐败成风，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厚颜地以“亚洲奇迹”作为对抗民主、法制及人权等现代观念的强力武器。直到1997年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运作捅破了“亚洲奇迹”的绚烂肥皂泡，人们才开始反思这些地区缺乏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制度、开放和负责任的政府以及对人权的尊重等“亚洲价值观”的阴暗一面。

　　而在这几届亚洲政党会议中，我们喜悦地发现，亚洲各政党正清醒认识到，所谓“亚洲发展道路”不能脱离世界文明主流，没有政治文明的经济崛起，不仅可能是无益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几届会议都没有回避亚洲政治制度的改良。第一届的研讨主题有“民主与良政”；第二届专门探讨“良政和政治参与”；第三届则设立“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的议题。

　　而作为凝聚与会政党共识的大会闭幕宣言，从《亚洲宣言》(2000年)指出：我们的坚定信念，即民主、良政、人的安全、权利、尊严、自由和富足以及恪守宪法原则，是实现亚洲地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并承诺：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阐明的人的权利和尊严；到《曼谷宣言》(2002年)再次强调：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尊严和基本自由。承诺与私有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合作，发展民主，完善管理。具体落实到：努力创造政治条件，保证公民充分参政，从而提高政府的效力、效率和应对人民需求的能力，鼓励政府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金钱政治、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完善制约机制，建立政党资金分配制度。再到《北京宣言》的共同表态：亚洲各政党肩负着……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责任。在亚洲各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政党应当推动高效廉洁政府的建设。无不体现着亚洲政党走向政治文明不可阻挡的潮流。

　　政党研究专家张文成先生印象很深的是，在分组讨论中，来自各个政党的很多政治家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政治理性。比如泰爱泰党主席他信坦率地批评“目前亚洲也有一些政党往往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扭曲了，党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制定法律”的现象。刚刚告别战乱的柬埔寨人民党领导人洪森则特别强调民族和解的重要，他说：“民主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信仰之间的相互妥协。”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则认为：“政党是推进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但发展不是一个元首一个政党能够完成的，要进行有益的改革必须吸纳广大的社会力量和不同政党的参与，尤其要帮助弱势政党，抑制强势政党。”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代表在谈到政党和权力的关系时坦率地说：“执政党集中了权力资源，如果实行民主，它必然要放弃一部分权力，那么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必须问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为了人民的幸福放弃权力，而在野党也需要问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为了人民的幸福承担权力。成熟的政党懂得用文明的方式移交权力。”

　　从这些言论都可以看出，政党本身是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亚洲政党更是地区发展进步的关键力量，有成熟和觉醒的政党才会有稳定繁荣的亚洲。如今的亚洲政党对于人类共享价值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尊重和追求，把求同存异提高到新的境界。

　　政党推进亚洲人民福祉

　　本届大会主席、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总裁德维尼西亚主席有这样一句话：“政府是更迭的，而政党是长存的。”仔细想来很有道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党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有什么样的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

　　观察这三届政党大会，可以感觉到各亚洲政党正走向成熟，标志在于它们都鲜明地显示了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如几次宣言中提到，本洲从东亚“经济奇迹”中受益的地区为数不多，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中；我们决心进行合作，解决亚洲的不公平和社会歧视问题；发展机遇不应是少数人的特权，应为所有人共享；要消除那些阻碍穷人获得应有的营养、基本社会服务、健康的环境、教育机会和有偿就业的结构性障碍。

　　无疑，今天的亚洲政党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亚洲的问题一股脑归咎于殖民者的压迫；通过唤起人民的仇恨和对外来威胁的恐惧来维持团结，而是认真思考自己能为改善具体问题做些什么。

　　本次大会上，他信的一段发言在会场引起了很多代表的共鸣，也许能作为这次大会最好的注脚：“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我们今天要说，不管打着什么意识形态的招牌，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就是好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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