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中国进入发展关键时期 执政党何为

　　执政党维新

　　所谓的“党”，在中国，早已有之。古人说：“君子不党。”在中国传统社会，党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字眼。

　　而现代政党政治的诞生，其实还不到200年—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以民主党和国民

共和党的成立为标志，人类社会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

　　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有各类政党5000多个。多者几千万名成员，少的数百名成员；有的长期执政，有的轮流坐庄；有的组织严密，有的形神俱散。

　　不可否认，执政才是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大多数政党都把谋求和维持执政地位，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作为第一政治追求。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关注，也就更多地聚焦在其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等方面。

　　近20年来，由于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浮沉、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新公共管理”思维的出现，各国执政党的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巨变。由此，从泱泱大国，到蕞尔小邦，执政党们都纷纷反省执政理念，改良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有7000万党员，从人数来看，堪称世界第一大党。这个党的理念、氛围、能力，无疑都将深深影响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很明显的“维新”倾向，也就是说，这个曾长期推动中国改革的火车头，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在内部有所改革，整个组织就很有可能丧失改革动力，甚至滑向反面。

　　在最新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除依例由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外，一个重要议程就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政治局会议以格外郑重的语气指出：这是一项战略决策，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无疑，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有了更务实的平台：更注重自己同列国政党的横向比较；更注重探讨执政的客观规律；更注重自身能力的建设；更注重对整个社会的整合能力—这都是一个执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如果陷于“强化自我崇拜”的循环，则行之不远；只有敢于省思、善于创新的组织，才能不断在变动的局势中，扩大生存的空间。我们乐见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将更为强大、更值得信赖，并依然是带领中华民族自强的核心力量。

　　[编者按]

　　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当前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以前“重要战略机遇期”提法的一个延续。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角度来说，是否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问题到底是什么？其中解决问题的动力、方向、资源在什么地方？本刊就这些问题请教了几位专家。

　　发展关键期 执政党何为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研究员)：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历25年高速成长，平均每年9%以上，再过20年就奔小康了。世界很少有国家和地区维持40年高速成长，大都维持20、30年就中断了，中国能不能再维持20年，这是最大挑战。

　　有人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开始，劳动力成本优势要丧失。但是劳动力成本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从制造业角度来说，上限是人均5000美元，我们1000美元算什么？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长达25年的高速增长能不能维系，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不转变，问题就非常严重，就很难维系。

　　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全面向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开放，过去不少做法都要调整，要走向全面开放。观念、体制、政策都要调整。比如对贸易逆差，我们曾很害怕。但加入世贸组织要降低关税、取消配额，大量出口必然出现逆差。

　　现在中国规模是经济总量世界第六，贸易总量全世界第三，贸易摩擦已经进入高发期，全球的反倾销案件，中国是第一位的。

　　世界上现在有三怕，一怕美国搞霸权，二怕中国出口商品，三怕中国进口资源，这都制约我们国内发展经济。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提出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

　　现在世界一听中国粮食紧张、矿产紧张，国际价格马上上来，这不是中国人从传统的意识形态角度、从政治外交角度所能理解的，这就是新的对外开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让国内的发展更讲究质量、讲究效益，使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到效益，避免国际上的制约，这就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问题：三对关系挑战转型社会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

　　中央政府确定下一个20年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这个目标不能顺利实现，就很有可能出现大的社会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发展处于关键时期。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包括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制度转型以及政治体制转型。三种转型中，如果后两种齐头并进，很可能使社会不堪重负。我以为，当前有必要做好最急迫的事情，为更重要的转变创造基础，使中国社会最终能平稳转型。

　　改革成败，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解决深藏在体制中的结构性弊端，具体问题有三个方面。

　　一是劳资关系。中国私人资本已有很大程度的扩张，我们需要这种扩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劳资关系中的紧张不能忽视。事实上，普通劳工所遭受的权利侵犯，已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劳工群体长期接受极低的工资水平，又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品服务，这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萎缩，资本扩张受到限制；资本所有者尽管享受着高额利润，但他们的利润不得不用于奢侈的高消费。其社会后果是整个经济的“拉美化”，即一方面是生活拮据的劳工大众，另一方面又是对奢侈品有巨大消费能力的资本所有者。

　　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或者说是政府和民间的关系。这方面的关系随着我们加入WTO已有很大改善，但问题依然不少。特别在农村领域，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尤其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还很不够，农村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没有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关系，农民因此受到了权利上的巨大损害，土地资源浪费也非常严重。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在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政治关系中，我们也还有大量的改革资源可以利用。新闻监督、民间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基层社区的民主选举、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的改善等等，都是可做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当前并没有认真得到推进。

　　第三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要更多地下放权力，用以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不仅经济发展方面是这样，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是如此。从长远看，中央政府只需控制力量集中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改善国家外交、保护生态环境、保障社会公平、平衡区域经济关系等主要方面。

　　三方面关系的调节如果不处理好，那么一切关于发展的美好愿望都会落空。

　　动力：培养正常健康的民间社会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现在中国社会问题最多的就是腐败，一窝一窝，黑龙江的马德案，包括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这已不是某些官员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体制整体的一种懈怠。

　　改革的动力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民间社会健康成长壮大，希望它有一个合法的渠道代理。比如说，现在有的地方出事情，往往是由于没有一个正常的自治、自我管理的组织，没有组织来保护他的利益。比如出租汽车司机就应该有行业协会，比如有一年油涨价，出租汽车份钱要涨，所有出租汽车司机怠工，飞机场都没有出租车，有关方面就不得不出来谈判。出租车公司应该有自己的雇主协会，出租车司机有自己雇员的协会，通过行会、协会之间的谈判来达成一种交易，政府应起一个调停人作用。我觉得社会的管理应该逐渐走向这个模式，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

　　现在提出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稳定观也很重要。不是靠压，什么问题不让宣泄，不让表达，那么最终会有一个总的爆发，所以要有科学的稳定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鲁东地区比较稳定，鲁西北暴动就很厉害，因为鲁东比较富，有绅士阶层，鲁西北很穷，产生不了绅士阶层，最后就没有办法管理农民，社区没有稳定的阶层来代表，所以一碰到问题就是大规模动乱。所以真正的稳定我觉得不是靠压制，不是靠强大的行政力量，而是要有能表达出来的方式。科学的稳定观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口号提出来。

　　回到刚才的话题，现在民间社会有了些发展，但是由于政府权力没有得到必要制约，民间还是处于弱势，它必然就会产生一种权钱结合的倾向，也就是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如果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就会产生黑金政治。在政治发生变革的时候，没有正常的民间社会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苗头，比如说官商结合，甚至一些官员雇佣杀手排除异己的现象，这都值得我们警惕。

　　方向：回到邓小平的最后政治交代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改革处于关键时期，说这话已不是第一次。

　　现在有句话总结得很好，不是谁都能够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不是谁都能够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当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初期的受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是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关键就是要下定决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处理好重大关系，最重大的关系是什么？是经济与政治、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成功。”邓小平把话讲得非常明白，这就是他最后的交代，意思就是说交给你们干了。从实际上来看确实是如此，目前实施科学发展观中遇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腐败大案要案的揭露，前不久国家审计署披露的触目惊心的审计结果，都暴露出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协调、不适应。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解放思想。

　　一是要敢于正视一党执政的现实。我们既要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要清醒认识一党执政所带来的问题。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停滞起来。(转引自2004年8月9日《解放日报》)。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冷静地观察一下现实情况，周恩来同志的话是多么中肯，多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二是要真正确立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说：“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总之，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邓小平年谱》上685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精辟论述，切中要害。应当说，在这些方面，有许多传统观念、老习惯，在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突出表现是，将人民当家作主的事变成形式，或采取各种方式，加以限制。

　　三是要敢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片面强调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情况，总说这也不合国情，那也不合国情，实际还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疑虑重重。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精神上还没有取得主动。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解放是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几次推进政治体制的机遇。现在，又是一个好机遇。我国的经济社会已有很大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准备了较好的物质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显露；特别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得更加清楚了，社会对此取得广泛共识，中央党校一份对党政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主张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占88%；各地在政治体制方面已有不少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等等。这些都说明推进政治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

　　资源：没有信仰，如何立人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改革走了26年以后，有许多迹象和趋势表明，对改革合法性的理论支撑资源，看起来有一点走向枯竭。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把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的产值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根基，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的结局是社会利益的分化，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慢慢地显露出来。比如说我们看到许多民营资本家。即使在都市里面，利益格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出租车司机一个月挣3000块钱，教授是300块钱，司机都觉得教授比较可怜，而现在教授是相对比较富足的群体。

　　还有城乡间的分化，最近修改《选举法》，不知道能不能改变农民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严重不足的事实，农民没有代言人，也没有农会。将来这样一种城乡利益的分化肯定会越来越加剧。

　　而与现实不相适应的一点是，相关的政治安排和理论创造，没有办法去回应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政党是回应社会多元化的。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回应这种东西，这使我们感受到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冲突。

　　我个人还特别关注社会道德失范背后的信仰匮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有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良好的观念，一种良好的整个社会的主流的道德意识，包括信仰，是很可怕的。我们所谓的一种社会化的信仰，一定是包括一种人伦关系最基本的安排，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最基本的安排。

　　我们说西方国家到现在科学如此发达，观念如此昌明，还是离不开对上帝的敬仰，法庭开庭仍然对《圣经》宣誓。信仰的重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

　　“求同存异”的新境界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似乎是较远的事情。采访的路上我问一个“的哥”：“知道这次政党大会吗？”他说：“嗨，不就是一帮哥们隔三差五找个机会聚聚么，今天在你家，明儿到我家。” 老百姓的理解不是全无道理，亚洲政党大会从创办之初的“在亚洲政党间架起桥梁，并培养相互间的伙伴关系文化”就有些政党联谊会的色彩。全文

　　意识形态的高尚并不自然拒绝腐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党意识形态，可以用“多极化”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政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各执一端，而且相互之间尖锐对立；如君主立宪党鼓吹君主立宪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极右派鼓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民主党鼓吹民主自由，社会党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招牌，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等。全文

　　一个老大政党的与时俱进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党。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全文

　　党代会常任制：掌声且慢响起

　　民主，是无论谁执政，都无法回避的课题。上世纪80年代中共曾经试图通过党政分开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90年代十分关注基层民主建设，希望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民主。21世纪之初，中共又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全文

　　分利集团：苏联瓦解的根源

　　国家兴衰的话题从不让人感到厌倦。俾斯麦说，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演达说，你看他起高楼，你看他楼塌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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