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大政党的与时俱进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怎样从工人党变成人民党的

　　王学东(北京)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中最具代表性的党。它既是一个正在执政的大党，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党。它自诞生以来，一直在为适应时代发展

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从一个受歧视、受迫害的反体制的党变成了认同并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体制内的党，从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变成了轮流坐庄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它也逐步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改良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

　　“非常法”造就“英雄年代”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党。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斐迪南·拉萨尔在莱比锡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是第一个全德范围的独立工人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宣称，它代表“德国工人等级的社会利益”，追求消除“社会的阶级对立”，并规定“任何德国工人，只要提出简单的入会声明，都可以成为享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联合会会员”。

　　1869年8月，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领导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规定党的原则是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

　　1875年5月，两个工人政党在哥达实行合并，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力量迅速壮大。“铁血首相”俾斯麦对此深感不安。他以威廉皇帝两次遇刺为借口，于1878年10月假手国会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将社会民主党置于受迫害的非法地位。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判处监禁或被驱逐出境，许多忠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被解雇。

　　残酷的镇压激起社会民主党人强烈的反抗意识。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章中的“合法”一词删去，宣布用“一切手段”坚持斗争。在这一时期，党常用激进的革命口号来鼓舞士气。但是，由于“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国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里开展工作，所以它实际上推进了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数节节上升。这样，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产生了矛盾的双重作用：从思想意识来看，它使党更加革命化，理论更激进；而从实践来看，它使党朝着实际的议会改良工作发展。

　　不过总的来说，非常法时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英雄年代”。在这一时期，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悄然迈上改良之路

　　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1891年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起草者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年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随着这个纲领被通过，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的理论基础。爱尔福特纲领分理论和实际政策两个部分。理论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际政策部分则提出了一系列实际要求，如普选制、人民直接立法、言论集会结社自由、8小时工作制等等。显然，前者是指明了对社会制度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目标，后者则肯定了争取改良的合法斗争的必要性。然而，纲领对革命目标与改良工作之间的关系却未作明确阐述，这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最终目标与现实政策的脱节。

　　随着社会民主党恢复合法地位和在改良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就，改良主义开始在党内滋生。1894年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议会党团背离党的政策，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朝着与现存制度合作的方向迈出关键性一步。

　　改良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代表是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从1896年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要求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引起了激烈的党内争论。伯恩施坦主张，社会民主党必须放弃过时的革命口号，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以倍倍尔、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严肃地批判了伯恩施坦，连续几次党代表大会都对此进行谴责。但实际工作中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潮仍在潜滋暗长，而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党的实际状况也为其提供了条件。

　　首先，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在1890年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19.7%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此后党持续发展壮大，得到的选票数1898年突破了200万，1903年突破了300万，1912年增加到425万，占总票数的34.8%，赢得110个议席，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党团。

　　当议员人数达到能影响表决结果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投反对票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党不得不在议会中应付与其他党派结盟或妥协等错综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自由度较高的南德各邦议会里，社会民主党议员经常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建立策略性的联盟，并多次投票赞成政府预算以换取民主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让步，从而使党的“不给这个制度提供一个人和一分钱”的传统原则越来越失去效用。

　　其次，党的组织机构迅速扩张，缴纳固定党费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由1906年的约38万人猛增到1914年的108万人。党组织迅猛发展引起党内官僚政治的滋生。对于这些人来说，党的理想和最终目标已经降到次要地位，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保住自己待遇优厚的工作岗位。

　　再次，工会运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工会主要是通过在工人中组织互助、救济和提供社会保障来吸引工人、扩大影响的，因此改良主义在这里特别容易引起共鸣。

　　尽管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毕竟公开地拒绝了修正主义，从而对外保持了革命党的形象。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此时在党内多数人心中还燃烧着革命理想主义的火焰，还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专制君主制的德意志帝国，改良余地很有限。

　　迈上执政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本民族利益出发，投票支持战争。这与战前的反战原则相比，无疑是个巨大转折。社会民主党由此摘掉了“背弃祖国”的帽子，初步实现了对现存体制的认同，而其代价则是党内发生严重分裂。持反对立场的少数派1917年4月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坚持与统治阶级划清界限；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则奉行与统治阶级合作甚至结盟的路线。

　　1918年革命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了执政舞台。从1918年11月至1930年3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多次掌握政权。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参与制定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实现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改良，如比例代表制、妇女选举权、8小时工作制、工人的参与决定权和劳资合同集体谈判权，以及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法规。但作为党最重要的纲领要求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没有进行。

　　1921年9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格尔利茨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伯恩施坦参与起草的新党纲。与原来的爱尔福特纲领相比，新党纲中有了重大变化：

　　首先，关于党的性质。新党纲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这可以说是将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人民党的第一次尝试。

　　其次，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新党纲明显地弱化了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同时加上了伦理学的论证，宣布“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道德的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社民党此时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样的意向，即党要争取那些虽然接受社会主义目标，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这预示了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对民主和民主共和国的态度。新党纲把魏玛共和国视为“自由的人民国家”，因此提出了“保卫共和国”的口号，宣布“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将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伤害”。伯恩施坦在阐释格尔利茨纲领时特别强调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的对立。他断言：“莫斯科式的无产阶级野蛮暴力专政的道路，仅仅在外表上是比较迅速而方便的道路。那是一条破坏的道路，与此相反，只有建设的道路才能稳妥地通往社会主义。”

　　格尔利茨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执行时间最短的一个纲领，但其重要性却不可低估。通过它，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合法化了。

　　从工人党变为人民党

　　在纳粹统治时期，社会民主党遭到了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更为残酷的迫害。一部分党员被迫流亡国外，留在国内的党员惨遭杀害或被监禁，少数幸存者转入地下开展反纳粹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拾革命传统，甚至发出相当激进的革命号召。但二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马上又重回改良主义轨道。此时它仍继续沿用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其特点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支持和粉饰改良主义政策，党仍然以工人阶级政党自居，马克思主义从形式上看也仍然是党纲的理论基础。

　　在1949年8月举行的战后西德第一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获得29.2%的选票，131个议席；而其竞争对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则获得31%的选票，139个议席，从而掌握了组阁权。此后几次大选中，联盟党得票率节节上升，1957年甚至获得了50.2%的绝对多数票。而社民党员人数也开始急剧下降，从1947年的87.5万人降到了1958年的62.4万人。

　　几次选举失败使社会民主党得出结论：战后德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不顺应变化及时改变党的纲领和政策，就难以重新执政。于是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讨论重点是：一、抛弃意识形态“包袱”，特别是清除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仰；二、改变党的性质，使之向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以适应战后社会结构变化。

　　讨论结果是1959年在哥德斯堡通过了一个新的原则纲领。它抛弃了一切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和论证，并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 纲领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自由、公正、相助”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实现这项任务的途径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就彻底切断了世界观和理论方面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在经济政策方面，新纲领主张混合经济。它在重申公有制要求的同时，为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保留了位置。

　　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实现了“非意识形态化”和从工人党向人民党的转型。事实证明，这一转型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壮大和登上执政舞台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首先是党员人数迅速回升，1960年增加到65万人，1965年增至71万人，1973年达到近100万人。与此同时，党员的年龄结构逐渐降低，在新入党的党员中，40岁以下的人1960年占55.3%，1969年占67.2%，1972年达到75.2%。其次是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持续上升，由1957年的31.8%增加到1961年的36.2%，1965年的39.3%，1969年的42.7%，1972年达到45.8%。随着力量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社会民主党1966年参加了大联合政府，1969年终于开始作为主角执掌政权。

　　党后来的发展，也越来越证实了它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所表达的“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的自我认识。从1960年到1969年，工人在新入党的党员中所占的比例由55.7%下降到的39.6%，而职员和公职人员则由21.2%上升到33.6%。到1972年，在新吸收的党员中，工人仅占27.6%，而职员和公务员则占34%，超过了工人。因此，1971年12月通过并沿用至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正式确认了党的转型，它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民主的人民党。它联合具有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倾向的人们，只要他们承认和平、自由、公正和团结，承认男女之间的社会平等和保护自然环境。”

　　德国社民党的启示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革命党向改良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前后持续了差不多100年。其间几经曲折、反复。每当统治阶级肆无忌惮地使用镇压手段，致使党难以合法生存，改良之路行不通时，党的革命性便会大大加强;而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党可以在合法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实行改良政策的时候，改良主义便在党内大行其道。

　　其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不是由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所以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领袖人物或所谓“工人贵族”的变节、背叛。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变成人民党，是因为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就必须争取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单靠工人阶级，它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多数。

　　最后，社会民主党由工人党变成人民党，意味着它由一个以阶级划线、自我封闭的党变成了一个向社会一切阶层开放的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能代表全体人民。当今世界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都各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这些利益又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目前西方国家许多政党都以人民党自居，但实际上它们都代表着某些特定社会阶层的利益，并由此体现出它们的特性。社会民主党虽然已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与其政治对手联盟党、自民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然是领薪雇员和其他社会中下层居民的利益。在德国政坛的政治光谱中，社会民主党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是一个中左政党。(作者为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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