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利集团：苏联瓦解的根源

　　张剑荆

　　国家兴衰的话题从不让人感到厌倦。俾斯麦说，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演达说，你看他起高楼，你看他楼塌了。这些伟大的格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国家兴衰无常，执国者不得不慎。在大历史的视野里看，一个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实际上很脆弱，它们经不起哪怕是一场流行病的袭击，一小队“

野蛮人”的进攻，一位领导人的死亡，甚至抗不过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面对新的环境，显得漏洞百出，左支右拙。胜利的纪念碑刚刚落成，转眼间就成了失败的纪念碑。

　　苏联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屈指算来，已十有三年。对苏联的辉煌有深刻记忆的人来说，13年不算太长，苏联的瓦解仿佛就发生在昨日，这个国家似乎还带着体温，使人对它已经瓦解感到难以置信。即使是一个平常人，面对曾经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国家突然之间坍塌，也不由地对历史的伟大和无常，表示敬畏。

　　苏联为什么突然之间坍塌？这实际上等于问：执政的苏共为什么丢掉了政权、丢掉了国家？

　　精英们先背叛旧体制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美国学者大卫·科兹(David M.Kotz)和记者弗雷德·威尔(Fred Weir)得出的结论是，执政的党-国精英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6月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令人震惊的：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大约只有不到10%的人被划分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苏联民众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只有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结论很清楚，背弃苏联的恰恰是苏联上层。作者以大量事实证明，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对于党-国精英为什么选择资本主义，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解释是：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为了得到权和钱。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执政的党-国精英在苏联体制下成了一批拥有特权的人。在这个体制中，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是普通人不敢奢望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机关专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国家机关的数量急剧增多，仅在农业管理机关的人数就达300万之众，比美国的农民总数还多。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阿尔巴托夫这样描述这个特殊阶层：这有点类似某种贵族制度：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制，享受高生活水平和各种特权。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领导人作出了榜样：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自我清淤能力是一个组织维持其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在前苏联，执政党通常是借助搞运动“折腾”机关。在斯大林时期，曾经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整肃官僚机关，赫鲁晓夫也折磨过机关，他不停地在上层搞点位置调换，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机关不再担心这样的变革了，他主张稳定，用阿尔巴托夫的话说，勃列日涅夫“成为稳定的化身和形象”。其结果是，整个制度完全僵化了，“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他们不需要变革。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黄金时期。

　　执政的苏共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特权式集团。这个分利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想办法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他们不需要变动，他们要求维持住现状，于是，制度的僵化就出现了。

　　假象代替了日益复杂化的现实

　　对这个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格阿·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作者谈到，从勃列日涅夫当政开始，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纪律问题。

　　对发达国家来说，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石油的高价格迫使这些国家通过科技革命降低成本。但是，在苏联却恰恰相反。在发达国家愁云惨雾的时候，苏联高层却非常的乐观，原因是，石油的高价格使苏联本来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通过石油出口而掩盖起来，作者说，这次石油危机的真正牺牲者是“我们”，因为“主要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维持，使制度改革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了。分利集团当然也得以维持。作者写道：“如果能够以交钥匙的方式在国外订购整个整个的工厂，还用得着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吗？如果能够轻易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

　　实际上，与其说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石油强化了执政党高层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阿尔巴托夫指出，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组人”不再适合“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70年代后中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应该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70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分利集团构成了“反变革”势力

　　僵化首先是制度的僵化。就苏联的情况来说，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思变化的上层，其次是这个上层想办法遏制下层的变革意愿。上层希望整个社会沿着既有的道路走下去。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就大量地繁殖起来，并形成了制度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性活动的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甚至转化为因垄断而来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石油“废掉了”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就是典型的例子。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这个分利集团对于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负。就硬的实力来看，苏联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各种统计和预测都显示，苏联的“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富克斯在其著名的《国力方程》(1965年)一书中预言，到1990年，苏联的综合实力将相当于美国的96%，到2010年，苏联的综合实力将超过美国。

　　那么，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是顶不住美国的压力吗？不少人认为，是美国和平演变了苏联。我想，苏联瓦解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美国的压力，而是苏联执政党内部普遍存在的力量幻觉。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显示苏联的强大。苏联强大的力量是按照这个分利集团所希望的方向综合的，力量配置被锁定于这个集团希望看到的方向上了。而结构问题，公平问题，被忽视了。苏联恰恰就是垮在结构失衡问题上。

　　前苏联的力量布局是严重不平衡的。更严重的是，本已不平衡的力量又依据党-国体制所指定的方向进行综合。一般认为，这一方向就是与美国竞争全球霸权，这一方向被赋予了与敌视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斗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制度全部的优越性、合法性，最后都建立在苏联的军事力量之上。前苏联的综合国力，都向着拥有多少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和多少个师方面综合。最终要消灭敌人的斗争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综合，以至于使冷静的、理性的计算以及严肃的反思变得不可能。前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顾前苏联外交时，指出了前苏联的这种向着军事力量综合本国国力的倾向，他说，苏联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沉浸在许多神话和意识形态之中，“不要认为，这些神话和意识形态只是用来喂老百姓的，而‘高级神父’吃的完全是另一种食品，以为他们是在只有他看得到的一些更高利益的基础上冷静和理性地估量政策的。”“他们的思维充斥着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产生的神话，他们长期相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是生来不可调和地敌视我们的，这种敌视是对我们的主要军事威胁。”前苏联领导阶层对军事力量的迷信成为主导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神话，他们相信可以用军事力量保证安全并解决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几乎是所有的政治问题。

　　苏联解体后，阿尔巴托夫在总结教训时说：“最后，我们已开始懂得了，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务不是去征服别人或建立帝国，而是去创造永恒的条件，以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能不仅集中力量和资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它的实际问题，去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去发展文化、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福利。”阿尔巴托夫这段话精辟地描述了苏联力量结构的失衡。前苏联是围绕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的，军事工业拥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前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这一需要让路。这一需要塑造了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比为：2∶2∶6。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苏联的经济规模只为美国的40%，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维持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苏联有这样的业绩，要“归功于”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学者计算说，苏联差不多把全国70%～80%的工业能力都用于军事生产。

　　阿尔巴托夫从外交角度对前苏联力量结构失衡的反思说明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力量结构的僵化。一旦力量朝着一个方向形成结构，各种要素便形成相互支持的系统，要素之间彼此强化，使结构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上。

　　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

　　按道理，这个享有特权的分利集团应当坚定地反对苏联瓦解，即使是为了自己，也应当拼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现实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发展，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为什么呢？

　　根据科斯等经济学家对制度变革的分析，当改制代价高而且难以进行时，制度就不会进行调整，而当改制成本低廉且容易进行时，制度就会调整。那么，苏联执政党上层很驯服地、并且还是主动地转向了另外的制度，唯一的解释是，这种转变是成本低廉的。

　　当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既得利益集团面临着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刻，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后者承诺，他们什么也不会失去，他们不过是在进行一次“带薪休假”。因此，前苏联就与18世纪法国大革命、20世纪的十月革命不同，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进行殊死的抵抗，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得到了不被流放、不被杀头的承诺。

　　他们看到，转变反而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把苏联的分利集团与抛弃苏联制度穿起来的逻辑红线，是利益的和平延续。在以往的历次革命中，原来的特权阶层都面临着杀头和被流放的命运，在1917年的革命中，沙皇被砍了头，很多官员逃到了巴黎。他们知道，这是他们为自己曾经拥有的特权而付出的代价。但是，这次呢？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自问自答道：“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5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事实上，让他们困惑的原因，正在于这次革命不同于1917年的革命，那次革命是暴力革命，而这次，却是非暴力。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脑袋会搬家，自己的财产会被充公，自己的妻儿会沦落街头。革命正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充其量只须用特权交换金钱而已。等价交换，乌拉，为什么不革命去呀！

　　前苏联因制度的僵化最终导致崩溃，在历史上不是孤例。根据金德尔伯格生命周期的假设，制度都要老化，崛起时进取的价值观，都要被守成的价值观取代，正如一位荷兰人在总结荷兰失去海洋的时候说的那样：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失去了海洋。生产的英雄被消费的英雄取代。这种道理为所有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谋求统治长期化的力量总是一再呼吁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在王朝的中间阶段经历一个所谓的中兴，一位果敢的领导人总是借助某些严重挑战提供的机会，对制度作出变革，他试图重新对制度作出安排。这样的改革，都会对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震动。他也总是能够聚集起强大的改革力量。而之后的领导者，虽然也总是一再被提醒进行改革，但是已经相互适应了的制度，很难再产生强大的自我改革的动力了。

　　有一条著名的箴言告诫政治家：人类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考虑的，不应只是力量的积累，更应当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历史上，许多在一定时期积聚起巨大力量的国家，不久之后，便陷于瓦解或长期萧条，其间的缘由就是不明白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苏联的败亡并不是苏联领导人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而在于国力的综合被锁定在分利集团规定的方向上;在于系统长期追求稳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团，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综合国家力量;在于统治者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突变被忽视了，这就最终导致了系统出现革命性突变。苏联败亡的教训是，领导集团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这一点，缺乏认识，反而认为自己通过国力的积累，就可以控制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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