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定县实验”新登场

台湾教授在指导中学生栽培新技术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小康》记者 白红义 报道

　　引子：晏阳初和“定县实验”

　　78年前，河北定州市那时还叫定县。煊赫一时的乡村建设实验就在定县的翟城村展开。

　　“我们的基本实验工作就是四大教育，”领导定县实验的晏阳初总结中国农民存在“愚、穷、弱、私”四大问题，他提出在农村实施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

　　为此，晏阳初在定县农村开办平民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向农民讲授生产技术，推广农作物和牲畜的优良品种；组织合作社，改良手工业；建立一整套保健制度，推行节制生育。晏阳初还经常对农民进行公民训练，以解决所谓“私”的问题。至今，翟城的老百姓仍津津乐道于晏阳初当年科学实验培育的新品种：“那个时候，谁不知道定县猪、定县来克亨鸡！”

　　在当时，定县是中国一个比较安定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情形都颇能代表华北一般的农业区域。但后来，因日军入侵华北等原因，定县实验被迫于1936年终止。

　　上世纪5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理论被定性。定性的说法是持否定的批评结论，晏阳初和“定县实验”等名词从此被历史遗忘达数十年之久。

　　第一章：翻开尘封的历史

　　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影响人群数量不可谓少，但经过了几次大的历史变革和政治运动，其教育成果便轻易地如抹蛛丝一般被抹去。现在，翟城村见过晏阳初的人已经不多了。村里人讲述的有关晏阳初的故事，多是从上辈那里流传下来的—

　　1929年，晏阳初举家搬到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房。“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他说。

　　据后来的描述，其时翟城多数村民以小米和山药为主粮，以及小麦、豆类、高粱、荞麦等。菜有葱蒜、豆角、白菜和萝卜干。一家每月不过用1毛钱的香油，除端阳、中秋和过年，全年几乎见不到肉。贫苦人家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过一块五毛钱。没有消遣，除了过年可以听秧歌看大戏外，平时只有逛庙会和赶集，冬天只能蹲在墙角屋檐下晒太阳。

　　可以想见：翟城和中国多数村庄一样，处于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中，而封闭的结果就是农民的“愚”、“穷”。而且，当时政府管理体系的触角并不曾延伸至基层农村。

　　晏的成功，还得益于当地诸多大户的鼎力支持，特别是翟城的望族—米家。晚清，米鉴三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1903年前后，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传地方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

　　民国初年，定县县长孙发绪更把定县建成“民国模范县”。多少因为得到这些政绩的帮助，后来孙还当上了山西省长。据说，晏阳初正是在旧报纸上看到了翟城村的乡规民约，才促成了定县成为试点。

　　时至今日，米姓仍然是翟城村大姓，不过现在村子里已经没有米鉴三的嫡系后人了。据介绍，解放以后，米家的人去了包头。后来有人回来过，但在文革中受到了管制，只好又回包头去了。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和行政管理模式彻底改变。现在的翟城村，富裕程度在全镇(东亭镇)十几个村当中排名第一。现代科技带来的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也以另一种形式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农村旧有的封闭状态。翟城村支书米金水甚至不止一次提起，他曾受到某南方经济类报纸文章的触动，产生某某想法，以示其信息的灵通和眼界的开放。

　　第二章：乡村建设学院

　　2003年，翟城村再次引起国人关注。

　　这一年7月19日，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牵头，翟城村办了一所乡村建设学院，并以晏阳初的名字命名。事实上，这所学院几乎完全依照当年晏的乡村教育理念，不过更强调解决农民的“弱”和“私”。因此，学院既不引进技术改良品种，也不投资办厂造福一方，而是“开发民智，培育民力”。

　　乡村建设学院于今年4月份招收了第一批学员，其中有来自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全国各地的农民，唯独河北的最少—除了那些前来旁听的翟城村村民。定州乡村知道翟城有所乡村建设学院的人不多。学院的负责人承认，“它在本地的影响确实不大”，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从理想变成现实需要一个过程。”

　　学院由一所废弃的中学改造而成，几排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青砖水泥瓦的房屋疏疏落落地矗立在校园里，大多数房屋的门窗玻璃都残破不堪。第二期的培训工作还没有开始，校园里显得比较冷清。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里，一位来自天津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带领几个村里放了暑假的孩子唱歌。

　　校园里的空地上种植了一部分农作物，与它们一样蓬勃生长的还有一丛丛的野草。搞乡村建设的学院，自己的地却种不好，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按照最初的计划，翟城村要拨给学院100亩地作试验田，引进优良品种，给村民带来市场意识、改革意识，启发启发农民。但现在只有30多亩。

　　“不是没有地，而是他们种不过来，加上院里有了20亩，不少了。而且他们地里种的玩意儿，跟咱老百姓地里的没区别，有的还不如农民种的好。”怕在村民中造成不好影响，村支书米金水没敢把地全放给学院。翟城村委会为乡村建设学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前后花了40多万元买下校舍及试验田，其中30万元是以3%的利息向村民们借贷而来的。

　　为了种地，学院在翟城村雇了3个农民。其中的一个雇工表示，自己并不是冲钱来的，是想借机学点果树技术，搞点新潮的东西回去。“没想到在这里还是种辣椒、花生。”他说，专家们的讲课他也听过，但就是进不了耳朵，理论太强。

　　另一位村民指着晏阳初学院说，“这帮人理论上行，操作不太在行。也难怪，都是大学生，从书本里走出来的。”言语中，对学院没有及时引进优良品种感到有些遗憾。他建议改变现在的学习方式，“不要总在晚上组织唱歌、开会，大家白天忙了一天，够累了，应该少开会，多办点实事，比如办个厂子，加工农产品。”

　　村民们自然想着学院能尽快为他们带来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晏阳初当年还引进了一些农业技术和品种呢。”类似的想法并不少见。

　　院方并不是不知道农民真正想学什么，但他们认为或许“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在学院主事者看来，让定县人感念良深的农业技术，早已经不是一帖快速见效的济世良方。

　　学院期望把那些“更为重要的”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农村自治等新的理念传授给农民，第一期培训班主题就是“农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旁听了培训班课程的村民们，知道了农民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好处，比如可以为地里的花生、辣椒卖上更好的价钱，还可以以组织的名义，低价购进化肥和农药。

　　第三章：“朝圣”

　　杨彬是保定市一家民营企业—中创钢铁公司的副总经理，学画画出身，但“如今却当起了农民”。

　　中创公司本来的主业是钢铁，后因国家政策调整，不得不面临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恰巧，保定高新区管委会也有意在农村建农业示范园区，双方一拍即合，在定州市怀德村开发了第一个项目—“学产合一多元化精致农业”示范园区。为此，双方专门成立了一家普融新农有限公司运作此事，由杨和管委会政策法规信息局长李漫博主持。

　　这一项目启动之初，保定曾经有四个县市希望与管委会合作搞园区，但最终，第一个示范园区落在了定州(定州市由保定代管)。李、杨解释说，“这是圣人晏阳初待过的地方，”这里有文化基础，农民一说就通了，在他们看来，这不就是当年晏阳初的事儿吗，不过就是把平教会改成了农民大学。

　　怀德村是杨彬的家乡。杨家在这里拥有较强的人脉，动员村民来参加的难度相对会小一点。园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毕竟这年头农民被骗的次数太多了，没有理由不谨慎从事。如果项目失败，杨家自己承担损失；倘若成功，也算是为父老乡亲们做的一件好事。

　　杨彬对这一项目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希望以后怀德村的老百姓能像翟城的老百姓提起米家父子那样，提起我们杨家父子，这样我就满足了。”

　　翟城和怀德两个村子相去不远。翟城的乡村建设学院成立后，李和杨几次想去看看，都被别人劝止了，“那儿没意思。”7月26日下午，他们终于藉着一个机会到晏阳初学院参观。

　　“我是来这儿朝圣的！”在学院的办公室里，杨这样告诉学院的志愿者。

　　李和杨看到，学院门口的一个小屋子，翟城合作社正在热火朝天地分发着农药。据当地村民说，合作社购进的农资价格要比市面上低两成左右。合作社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每股300元，翟城村共有134户参加了合作社，约占全村的十分之一。分发工作结束后，还有数位村民赶来学院购买农药。

　　翟城合作社是乡村建设学院第一期培训的产物。

　　但李对乡村建设学院缺乏政府背景感到不可思议。作为一位政府官员，李的看法颇有见地，学院的种种困境的确与此不无关系：由于学院的非盈利性质，日常的运转资金多数来自捐赠，不禁有些捉襟见肘。仅靠志愿者、或靠外界的慈善捐助，学院的前景堪忧。尽管基层农村干部也被列入学院的培训对象，但是由于政府自有其培训体系，很难招收到这样的学员。而招收那些普法、维权的带头人，势必会引起政府的戒心。

　　尤其是成立合作组织，地方政府出于对农民组织的敏感，使合作社的产生和行动都很困难。学院的志愿者感觉到，不能期望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什么帮助，它们的态度只能说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与乡村建设学院相比，怀德村的普融公司从一开始就有保定高新区的强力介入，为它提供土地、政策等方面的帮助。中创公司的资金优势也十分明显，再加上台湾农业教授的技术优势，似乎没有不成功的理由。但李漫博很谨慎，因为“好多问题实非所料。”

　　相关专题：《求是》-《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