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郑州110名博士从政 开花是否结果(图)

　　胡文杰(右)，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如今对于做学问与从政的区别深有体会：“做学问是干什么的？是追求真理，一定要创新，但是从政是干什么？是把大家凝聚起来，向一个目标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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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勇

王广国

　　目前，河南郑州政界活跃着110名博士，在郑州市27611人的公务员队伍中，所占比例不足0.4%，引起的关注却早已超越了省界。这些闯入政坛的博士是当地政府“引博工程”的成果，在全国各地“引博”甚至“引博士后”从政的潮流中，郑州市动作不是最早的，却是规模最大的。迄今，最早引进的博士从政已近3年。他们能否适应从政环境？能否有所作为？

　　傅静：渐入佳境

　　适应环境的时候，是否也意味着被环境改变？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傅静，适应从政环境的能力似乎比较强。“官场潜规则？”她对记者说，“在我的经历里没有感觉到。”

　　而在10个月前与市委书记李克交流的博士座谈会上，傅静在发言中提到了“官场规则”，据《郑州晚报》报道，她说：刚出校门的博士们最大的困惑是对各方面关系的不适应，和面对应急矛盾的正确处理，要了解官场规则，并从自身进行改造，才能迅速适应角色转换。

　　当了多年学生干部又留校的傅静34岁开始从政，还不到两年，已由郑州市二七区副区长调任登封市委副书记，尽管级别仍然是副处级，但由政府转到党务工作相当于重用。

　　做行政工作的傅静十分文静，气质依然像学生干部。两年前，她从一个在组织部门工作的亲戚那里得知郑州引博的消息，认为自己更适合做组织管理工作，自信从政可以发挥她的专长，于是向知工办发出应聘简历，经考察录用后，毫不含糊地辞去了教职。

　　她不愿意回顾有关“适应”的细节，理由是“适应自然界、人类社会都需要调整过程”。这个回答让人联想到她的哲学博士学位。

　　其实傅静的一个重要适应方法是“主动交流”。“比如与分管局长意见不一致，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就开诚布公地谈工作。”她说，“无论环境怎样复杂，只要你是来干事的，只要你的提议是正确的，领导都支持，即便有一些问题，也能想方设法化解。”

　　也许这样的心态十分有利于融入环境，傅静说话滴水不漏，待人接物无可指摘，除了讲话理论性较强，圆熟得几乎看不出博士的痕迹。

　　不过记者看到她的卫生间洗脸台上放着一摞当日报纸和《领导科学》、《河南工作》杂志，这是多年读书养成的习惯，每天无论多忙多累，临睡前总要保证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傅静认为博士从政的优势在于“对新事物、先进的信息吸收较快”，并且很有分寸地评价博士“受教育时间长，素质确实好一点”。“博士处理问题的法制观念更强、系统性更强。”傅静随即话锋一转，“博士标签去掉得越早越好。”她说，如果总拿自己当博士，就难以转换角色、把工作做好。她希望自己“工农化”。

　　现在傅静觉得自己的责任心和以前不一样了，“教师讲错话可以纠正，领导可能涉及决策错误，说话要非常慎重。”她说，“政府官员的工作比当教师难多了，面对的都是突发性问题，今天群众上访了，明天发大水了，领导就是协调关系，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

　　在9月13日至19日登封市领导一周工作活动预排表上，傅静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星期一上午督导科普示范基地建设情况；下午督导景观道路整治情况；晚上参加书记办公会；星期二上午参加景观道路环境卫生整治现场会；下午考察困难职工救助超市筹备情况；星期四上午参加残疾人技能培训班典礼；下午下乡调研企业工会基层建设情况；星期五上午督导奶牛小区建设情况；星期六上午参加妇联救助贫困儿童活动。

　　傅静带记者走进市委书记李克的办公室，随手给书记的茶杯续上水，临别时书记嘱咐她送记者一件纪念品。出办公楼时傅静说“就送一把少林寺宝剑吧，登封的旅游纪念品”，她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制止了记者的推辞，只说了简短四个字“书记说了”。记者以为是客套，想不到第二天，宝剑真的从60公里外的登封送到了郑州。

　　李金勇：“三门博士”

　　没有丝毫工作经验的“三门博士”，他们更多以“低调的学习者”的形象出现。

　　李金勇到郑州政界的任职时间是2002年，这一年他28岁。他以28岁的年龄当上了荥阳市副市长，而这是他此生第一份工作。

　　此前李金勇刚刚从天津大学拿到了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他硕士和本科一直学的是热加工，俗称焊接。

　　李金勇就是社会上俗称的“三门博士”———从家门、校门到“衙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在郑州市先后引进的共137名直接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博士中，像李金勇这样的“三门博士”占了1／3。(编者注：137人中少数尚未到任少数离任，现有110人)

　　而一上手就分管煤炭和安全，相当于抽中了“死签”。

　　在郑州市博士联谊会上，郑州市委书记李克———郑州引博的倡导者———得知“三门博士”李金勇分管安全生产时，对李金勇直言不讳：“你死定了。”

　　果然，这个28岁就当上副市长的小伙子日子并不好过，按李克的话说，“那个地方小煤窑经常出事，他一去就要作检讨，很苦恼，找我倾诉后，我给他们的书记打电话，委婉地提出给他减轻压力。”

　　但当领导要给他调换分管的工作时，李金勇却拒绝了。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可是勇气终非政绩，采访时记者问李金勇是否有难以胜任、力不从心的感觉，李金勇只字不提这段工作经历，他避实击虚：“自己决策不了的，多听部门意见有好处。”

　　据记者了解，在李金勇分管安全生产期间，荥阳市的煤矿事故未见明显减少。或许这件事只能说明，指望一个刚出校门的博士在短期内扭转严峻形势，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记者访问到的有关部门对李金勇的评价普遍不错。

　　从一些细节上记者看到了李金勇“主动融入”的努力。记者与他电话联系约请采访之后，李金勇主动将此事汇报给了负责引博工作的郑州市委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表现出很强的组织纪律性。

　　王广国：程序对抗关系

　　大多数博士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能让环境也改变一点的人便有了独特的自豪感。

　　享受到国务院特殊津贴之后，34岁的郑州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主任王广国感到自己的学术道路走到了瓶颈，有意向政界发展。2001年，他参加了省委组织部的青年干部培训班。

　　同一年，郑州市在成功引进一名博士之后，把下一步引博的目光放在了省内。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到省委组织部查询博士信息，毫无悬念，这位同济大学岩土工程专业的博士，就成了郑州市引进的第二个博士，2002年1月担任郑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走到今天的王广国想不通为什么有的博士会选择急流勇退。也许是捱不过磨合期？他自己就是经历了一年磨合期才适应新的环境。

　　从学校到机关，首先要适应的是失去自由时间。“没有星期六星期日，每天都在工作。”他说，“我们原来比较自由，灵感来了我能写通宵，白天再睡觉，在这里就不行，必须每天得准时上班。”

　　花了很长时间，王广国适应了别人的作息，也让别人适应了自己建构的“小程序”。

　　记者在王广国办公室采访时，有四五拨人来找他签字，每次他都签得飞快，还得意地对记者说：看我们办事效率多高！你不要以为我看都不看，里面的内容都是按程序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我才签得快。

　　“谁来我这里都这样，按程序办事，”他说，“按程序做事，做得就比较规范，也不得罪人。”

　　在他的程序确立之前，王广国的确挺得罪人。“比如说当时我们CBD(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市里要求它什么时候必须开工。当时不知谁从省里随便找的开发商，就找了一家，让这一家自己做三个方案，你都没法评，看着都生气。不让它通过吧，这单位就到处告状，说CBD没开工是因为我老不批它的方案。”

　　刚到任时，王广国曾经兼任建设局局长，保持着在学校时就坚守的原则“不知道的事绝不签字”，几次拒绝为没有参加的招投标活动签字。后来正式分配工作时，他没有如愿分管建设，而被分去做办公室工作。他疑心这与自己曾拒绝签字有关，为了工作分配的事和领导一度搞得很僵。

　　回想起来，王广国认为过去太不成熟了，历经两年半的宦海磨练，他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领导能力都大幅度提高，“假如我现在回去继续当系主任的话，能把我们系建设得非常好。”

　　他自己有了很大改变，他认为客观上，周围的一些事也因他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大家也开始适应他了。

　　“比方说像有些规划选址，包括地价的评定，我们现在有了一套科学体系，减少人为因素，体系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如果他们操作有一点变形，我一看都看得出来。”操作变形可能意味着里面有“猫腻”，王广国说，“有的时候，都放上评审会了，我对主持人说，‘这里边有点小问题，不太成熟，是不是不讨论这个事？’”

　　“我们比较直，有啥就说啥，全部在会上说，会下不要搞什么，因为以前搞学术喜欢学术争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也不会往心里去。”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别人以为这是对他有成见，但是时间长了他就认可了你的为人。”

　　童丽萍：挂冠而去

　　有人因为不愿放弃自己而放弃仕途，但这样的人只是少数。

　　每每问起博士从政的政绩，记者都会听到“质疑世界级建筑大师、节省资金1个亿”的故事。做出这番事迹的是童丽萍博士———然而她却已于2003年6月放弃建委副主任之职回郑州大学去了。

　　表面的原因，她是挂职来的21名博士中的一员，回原单位理所当然，然而真的这么简单吗？毕竟还有留在挂职机关正式转为任职官员的博士。

　　在郑州大学一间普通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童丽萍，她40多岁，穿牛仔裤扎马尾巴，说话直率。她笑着告诉记者，她当建委副主任时的办公室有70平米，和她住的房子一样大。

　　回顾一年半的从政经历，童丽萍说：“现在回来了也不后悔，没有这个经历也想不透。”

　　童丽萍曾说，如果梁思成是北京市建委主任，北京城的规划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她显然认为如果专家转换角色成了官员，听凭政府选择的建议也就成了决策意见，政府机关能够提供施展作为的平台，这是她从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她自己的例子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政期间童丽萍曾负责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技术问题。会展中心中标方案是由国际著名的建筑大师黑川纪章主导设计的，但是搞结构工程出身的童丽萍看出了对方结构设计中的问题并进行了计算，最终令方案按照她的意见进行了修改，节省了大量钢材和其他———算下来至少是1个亿的资金。

　　童丽萍目前的身份是郑州大学基建处处长，负责770亩教师生活园区的建设。对于童丽萍的离去，郑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广国十分不理解，他曾指着窗外会展中心的工地对记者说：“她原来搞会展中心，这么大的项目，全国重点工程啊，机会难得，学校基建处处长怎么能跟建委副主任比呢？”他认为童丽萍坚持的时间不够长，“一年之内不可能适应，一些人爬不过去这个坎儿就麻烦了。”

　　童丽萍显然没爬过这个坎儿。问及“官场潜规则”，她说：“那里确实是有规则的，而我不太懂什么规则，比较简单，开会时坐什么位置心里都犯嘀咕。”

　　从政之前，童丽萍是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学科带头人，有自己的研究梯队和十分喜爱的教职。从前的成绩既是从政的阶梯，也是从政的障碍。“比起刚毕业找工作的年轻博士，我在学习待人接物、适应官场环境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年龄还是劣势。”

　　上任不久，童丽萍就办了件“犯忌”的事。一次市政府开会，一把手让她代替参加，童丽萍也很忙，就自作主张另找别人替她开会。当她在同一时间主持一个技术会议时，电话不断打进来，都在问：你怎么让别人开会？童丽萍意识到这并不是件小事，只好去向一把手道歉，一把手本来很生气，却又对她格外大度：“你是知识分子，我就不说你了。这就是不懂规矩。”

　　记者问她这件事到底错在哪儿了，童丽萍琢磨着说：“有些会议一把手让谁替可能事先要向市政府汇报，再换人就破坏了会议的严肃性。”

　　若按同样的标准衡量，在郑州大学里不懂规矩的事情可就太多了。现在土木工程学院有一辆别克轿车和一辆面包车，一次去开会，童丽萍和同事率先登上别克绝尘而去，在路上才发觉，她们把破面包留给了同去开会的院长和书记，后来大家谁也没当回事。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政府机关，在学校里就很随便很宽松。”童丽萍举例说，“一个学校的校长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市长，校长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打卡吃饭，遇到也就点点头，不会觉得你没礼貌。可如果市长来了呢？”

　　这样的话只有退出官场的童丽萍说得出口。其实博士们遇到的环境大致差不多，只是她不愿意勉强自己去适应新的环境，“也不是不可以克服，可我比较拧，干得开心愉快很重要，人还是要找对自己的位置。”

　　仕途夭折在从政的博士中并不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大多数博士选择了留下，或许选择留下比离开需要的决心更大。本期特别报道图片／孙海涛　□本报驻京记者　寿蓓蓓

　137名博士是怎么来的？

　郑州市委副书记：引博成功毫无疑问